晋城君，即朝鲜王朝历史上的中宗李怿（1488—1544），字乐天，谥号“恭僖徽文昭武钦仁诚孝大王”。1488年（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出生于景福宫。初封晋城君，生母尹氏被立为王妃之后改为晋城大君。1506年（朝鲜王朝中宗元年，明武宗正德元年），朝鲜王朝发生宫廷政变，燕山君被废，晋城大君即位，是为中宗。得到赵光祖、金湜等儒家学者辅佐，推行所谓“至治主义”的治国方针。

出现在《大长今》剧中

在朝鲜王朝时期

中宗在位期间推行灭佛政策

剧中的中宗即位后

朝鲜王朝的政治结构

总结

出现在《大长今》剧中

徐长今凭借精湛的医术和舍身救人、勇于承担、敢于进取的精神，赢得了中宗的赏识。为表彰长今，中宗决定任命她为自己的主治医官，并加封“大长今”封号和正三品堂上官官衔，结果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迫于压力，中宗只好妥协。剧中的中宗给观众留下的是一个书生气过重而又优柔寡断的君王形象，不仅封赏长今的旨意无法如愿遂行，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更是几乎完全失败，受制于朝臣的局面也没有得到任何改观。《大长今》剧前半部分的中宗似乎就是一位不断品尝美味料理、懂得享受的国君，而随着剧情渐次推进展 开，对身处权利斗争漩涡中心的中宗复杂矛盾心理冲突的刻画，使观众的原有认识完全改观。剧本对这个君主的形象刻画是相当成功而感人的，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中宗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政治上有无建树？这是对这一形象感兴趣的观众想要了解的。

在朝鲜王朝时期

除了王朝创建初期少数的几个国王，后来的国王都具有明显的文人气质，而且政府主要官僚几乎也都是文人出身。中宗在位期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南倭北胡”的外患。1510年，盘踞在荠浦、富山浦、熊川三地的“恒居倭人”在对马岛主的带领下发动暴乱，史称“三浦倭乱”。之后又发生了楸子岛倭变、东莱盐场和蛇梁镇倭乱。此外，1519年，发生了己卯士祸（赵光祖死）、1522年，辛巳诬狱（士林派再次被贬）、1526年，全国传染病、1528年，敬嫔朴氏被废、1533年被赐死等天灾人祸。

中宗在位期间推行灭佛政策

同时因为朝鲜王朝使臣违反规定在中国私下贸易，甚至有人因此被明朝锦衣卫拘禁，朝鲜王朝朝廷感到“祖宗见宠于中华之美扫地矣”，因此颁布了除书籍和药材外禁用“唐物”（中国进口商品，尤其是高级丝织物和奢侈品）的命令。同时，中宗对明朝政局也多加刺探，多次密令朝鲜王朝赴华使节了解明朝皇帝、朝廷动态。朝鲜王朝虽然事明恭谨，但是素以“礼义之邦”自居，常从儒家宗法道德角度出发，私下批评明朝弊政。中宗对明朝皇帝便颇不以为然，“成祖……以一言之失，诛戮大臣，略不假借，甚为不可”；“崇信释教，非帝王盛德”。宣宗“兴居无节，岂美事乎”。世宗“好自用，天下之事无不总治，如有直言者，辄重刑，人皆禁嘿”……但是中宗自己在汉阳也并非“兴居有节”，尤其喜好炼金术和命理学。

1544年（明嘉靖二十三年）11月14日，在位38年的中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欢庆殿，终年58岁。明朝赐谥“恭僖”（敬事供上曰恭；小心畏忌曰僖）。起初葬于高阳，1561年迁葬靖陵。

剧中的中宗即位后

，外廷政务、后宫家务，乃至言行，处处受权臣掣肘节制。到最后几集，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众臣的进谏，几与胁迫无异。中宗虽然英睿开明，善于听言纳 谏，但能容忍臣下如此无理放肆，也不免让人觉得奇怪。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朝鲜王朝历史上，国王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他们与臣下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朝鲜王朝的政治结构

虽仿效中国采用中央集权制，但又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自李成桂立国之初就认可了俗称“两班”的文武官僚有权干预君主施政和决策。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取代佛学的地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指导理念。儒学精神逐渐成了官方统治思想，也成了国家行政指导原则。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责是执行君主的意志，而君主则必须听取儒家学者们的忠告。承政院（朝鲜王朝特殊的行政机构，兼有议政、书检、监察等综合职能）把疏奏和进谏书呈交国王，并有权直接批准官吏的任命以及其他有关革新的敕令，甚至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对国王之命作一定调整。宫廷史官的任务是记录宫廷每天发生的事情，并对国王的谈话作逐字记录，他们被赋予进谏国王，乃至对国王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监督的权力。这样的体制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朝鲜君主经常受到“两班”大臣无节制的掣肘。世宗时代富有才华的学者梁诚之数度上疏，为君主的权力辩护。他提出朝鲜与中国一样，是被赋予天命的国家。这种论点加强了力图强化君权的世祖的地位。世祖关闭了集贤殿（王室研究机关之一），废除了承政院中的一些职位，并使司谏院（中央谏议机构，和司宪府并称“两府”）陷于瘫痪，这种种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从思想上削弱对君权的节制。即使如此，终朝鲜王朝500余年，包括中宗敬仰的明主世宗和世祖，历代国王中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曾强大到能对抗两班朝臣。燕山君更是由于和两班阶级对抗，直接导致了自己被废黜流放。

中宗因得到废黜燕山君的朝臣们的拥护而即位，恢复儒学思想统治、维护《经国大典》权威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同时，按照朝鲜王朝的传统，年幼的国王在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前，由王大妃摄政，称为“垂帘听政”。朝鲜成宗、朝鲜明宗、朝鲜宪宗、朝鲜高宗时的王大妃都曾经垂帘听政。此外，中宗时的朴敬嫔、朝鲜肃宗时的张禧嫔都曾经影响干预过朝政。随着女人掌握政权而来的是外戚门阀势力的兴起。处于这种政治环境下的朝鲜王朝君主，王权受到种种限制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我们如能对作为朝鲜王朝宗主国的明朝的体制和史实稍加审视，就很容易找到君主权利受到束缚和制约的类似事例。明世宗嘉靖之初，围绕“继统”与“继嗣”的“大礼之争”，嘉靖皇帝与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朝中群臣发生了激烈冲突。嘉靖最终用武力维护了自己的皇权。明神宗万历皇帝因立嗣问题与满朝文武意见相左，经过十年对抗，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皇帝不得不册封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万历皇帝在其长达48年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用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应对臣僚和朝政，以作为对帝王旨意无法施 行的报复，很难想像这还是那个继位之初励精图治的守成之主。

总结

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君主专制与文官体制已融为一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也不能为所欲为。封建时代的社会基础必然要求专制统治，皇帝权轻，必然代之以权臣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