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衍生于结构主义，而结构主义又源于“结构”这个技术名词。“结构”是用于建筑和生物学上的词，也是人们运用它去认识事物的最常规的方法之一。但由它演变为结构主义，却经历了一个久远的过程，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它在发展中经过歌德的自然哲学阶段，然后分别向洪堡和索绪尔的语言学和汤普逊的生物学两条平行的道路发展。但现代结构主义受影响最大的，当属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索氏在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中，打破传统语言学家只注重“历时态”的研究方法，而主张“共时态”的研究方法；主张语言的整个系统，反对孤立不变地研究语言的要素。索氏的“系统”概念，就是后来“结构主义”的概念。索氏还提出了“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而个人的语言行为则是言语，语言记号是概念和音像之间的一种联系。这一思想为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发展成为“符号学”。20世纪20年代前后，莫斯科出现了以罗曼·雅各布逊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他们的活动对俄国文学“先锋派”和“未来派”均产生过影响。雅各布逊后来移居布拉格，在他的带领下，30年代前后形成了“布拉格语言学派”。该学派于1929年举行首次集会，但至1935年才与莫斯科语言学派划清了界线，“结构主义”才正式出现在语言学家的著作之中。布拉格学派在其著名的“布拉格提纲”中认为，语言被表述为功能系统，是一个表达手段的系统，它的运用始终与目标有关。这就是日后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60年代，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在美国形成。乔氏把生成能力看作是语言最重要的特点，强调语言能力的天赋性和内在性。他还特别强调语法的转换规则，认为它是无所不能的。乔氏还指出语言的结论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说明语义，表层结构说明语音。乔氏的理论对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至此，结构主义的基本特点已经形成：它是一种并不怎么属于哲学的方法，它所注重的是事物的模式研究，而不注重事物的本质研究；强调事物客观结构的作用，而否定入对事物的主观作用；强调事物的整体结构，而忽视事物的局部；强调事物的形式（例如记号、符号等等），而忽视事物的真正内容；强调以“共时态”方法去研究事物，而反对用“历时态”方法去研究事物。

上述各结构语言学派的涉猎范围主要在语言学方面，真正把结构主义运用到社会学、哲学、文艺文化等方面的，是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由于其代表人物均集中在巴黎，所以也称之为“巴黎结构主义学派”）。最早把结构主义引入社会学中去的，当推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领域是人类学。在30年代，他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旅居美国，在那里结识了雅各布逊，从而开始接受结构主义的方法。他还把荷兰学者对印尼人类学研究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直接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结构主义人类学。1962年，他发表了《野蛮人的心灵》，引起很大的轰动，揭开了法国结构主义高潮的序幕。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运用了索绪尔以来各语言学派结构主义的方法，而且还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意识”、“无意识”等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此外，别具思想意义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批判了萨特存在主义的“辩证理性”，这标志着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的时代到来。接着，法国各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纷纷登台：有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从事语言心理分析的雅克·拉康，他提出了“镜像论”来解释人们的认识活动；有运用结构主义方法从事文化史研究的米歇尔·富科，他提出用“知识型”的概念去解释人类各种类型的文化差异；有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罗兰·巴尔特，他提出“结构式的人”的概念去解释文学作品中的想像人物；还有著名的语言文学理论团体“太凯尔”（Tel Quel），这是1960年由索莱尔、法叶等人在巴黎创办的先锋派文学理论团体，他们主张对文艺作用及其语言进行结构分析，并提倡所谓的“创造性”的阅读方法。在如此浓重的结构主义氛围中，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就毫不足为奇了。

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提并论的人，并不是阿尔都塞，而是当时年青的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塞巴格也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读过<<资本论>>后来他同法国共产党的路线相左，便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纳入结构主义的轨道。1963年，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著作，第一次正式论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塞巴格在这部著作中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最好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在历史、本体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的理论，结构主义则在于了解人类的现实。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愈来愈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不是科学的东西。而结构主义则是科学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理论，才能明确理解人类现实。塞巴格在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方面开了先河，但因他过早辞世，没有留下其他作品，所以并未引起理论界的注意。除塞巴格之外，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皮亚杰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涉及到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他们一致的观点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他们自己的结构主义方法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来的，所以他们赞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是路易·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1918年10月26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郊区比曼德莱镇的阿尔都塞是一个银行职员的儿子，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回到了法国。在准备大学会考的学习阶段，他认识了当时的哲学教师、柏格森主义者、神学理论家让·基冬。在他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加入了当时所在学校里昂帕尔克中学的青年基督教组织。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对他晚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1939年夏，阿尔都塞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同年底被应征入伍，次年6月随军被德军俘虏，被关押在集中营直至战争结束。1945年，阿尔都塞重返课堂。1948年，在著名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加斯东·巴歇拉尔（Gaston·Bachelard）的指导下，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论文《黑格尔哲学内容的概念》，获哲学教师资格,并留校任教，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此后，他除教学外，主要从事18世纪政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开始，他参加理论界关于“青年马克思”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论战性的文章。1965年，阿尔都塞把自己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保卫马克思》的书名发表。同年底，他又和几个青年同事一起，发表了《读〈资本论〉》。阿尔都塞的思想理论由此引起很大的轰动。尤其1968年5月，法国青年学生掀起“五月风暴”，他们把阿尔都塞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1975年夏，阿尔都塞在亚眠毕加尔底大学通过了哲学博士学位的答辩。他递交的论文有：《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和《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70年代末，阿尔都塞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对法共的政治路线持愈来愈激烈的批评态度；另方面青年时期的信仰死灰复燃，使他对共产主义的运动前途丧失了信心，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他个人也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从1980年11月起不得不退出了理论界，直至1990年10月逝世。 阿尔都塞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主要还有：《列宁和哲学》（1969）、《答约翰·刘易斯》（1973）、《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74）、《自我批评提纲》（1974）、《立场》（1976）以及《法共22大》（1977）等。阿尔都塞的独特思想结论都反映在他的这些著作之中，而他的这些思想结论都是他运用“征候阅读法”（Lecture Symptomatique）读解马克思的原著之后产生的。所谓“征候阅读法”这个概念，是阿尔都塞汲取了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之后产生的。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提出了“创造性”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每一个著作的著者在写作时均处于一种“不及物状态”，所以他写下的文字必然具有“二维”的功能：一维是表面书写语的意思；另一维是字里行间看不见的那层意思，这层意思更加重要。结构语言学家的这些观点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中得来的。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法”，就是根据语言文字一维中所表现的“征候”，把二维的意思从作者的“理论框架”的深处“挖掘出来”。依据这种读解法去研读马克思的原著，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均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首先，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发现了历史新大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依据这一论断，阿尔都塞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这是阿尔都塞借用他的老师巴歇拉尔关于科学发展认识论有关的概念，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巴歇拉尔从否定的哲学出发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在创立的时候， 必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这一断裂否定了旧的认识，确立了新的认识，“断裂”为新旧学科之间划清了界限。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认识论的断裂”确确实实是存在着的，这个断裂的界限在1845年。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处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之后，是“非意识形态”的科学阶段。这一断裂的标志著作是《费尔巴哈论纲》。由此，阿尔都塞得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法：（1）1840—1844：青年时期的著作。（2）1845：断裂时的著作。（3）1845—1857：成长时期的著作。（4）1857—1883：成熟时期的著作。阿尔都塞的这种分期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意义在于澄清当时国际上流行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他硬性地把马克思分成两个，却是错误的。 第二，阿尔都塞在论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变化。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是受人道主义思想支配的时期：先是受康德、费希特的影响，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时期；而后是受费尔巴哈影响，是“共同体”的人道主义时期，在整个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并不曾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这一阶段后期，在“人的解放问题”上，马克思寄自由资产阶级身上的希望破灭，转而把希望放在无产阶级身上，要求哲学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并认识到，要用“物质批判”去摧毁普鲁士的专制制度。这个时候，马克思已逐步抛弃人道主义。1845年以《费尔巴哈论纲》为标志，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也就是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决裂，等于向人道主义决裂。因此，阿尔都塞断言，成熟后的马克思思想是“反人道主义”的。阿尔都塞反人道主义的观点是对存在主义的反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存在主义盛行。50年代以来，存在主义者抓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一些“事实”，抓住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事件， 例如“匈牙利事件”，大做文章。借口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而大肆鼓吹以“我”即“主体”为中心，强调人的“散朴性”（facticité）。阿尔都塞则根据巴黎结构主义“主体移心化”的观点，提出与存在主义对立的反人道主义的论点。他大声疾呼：“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在此绝对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又是与马克思的科学混成一体的。阿尔都塞的这些观点，对于粉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企图，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阿尔都塞认为，发生认识论断裂之后的马克思思想也是“反经验主义”的。他认为，经验主义单纯地把直接的“感觉”和独特的“个体”作为本质的存在物而作为加工对象，而科学则总是以现有的概念，即“一般甲”作为加工对象，它既不加工纯粹的客观“材料”，也不加工绝对的“事实”。由“一般甲”（概念原料）加工成“一般丙”（概念或认识），即由“抽象”转化为“具体”这个过程，只涉及理论实践的过程，即完全“在认识过程中”进行。“一般甲”和 “一般丙”之间，从不存在本质的同一性，只有真实的转化性。费尔巴哈恰恰把二者混淆起来，处于费尔巴哈阶段的马克思也是如此。后来当马克思有意识地放弃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混淆。于是，阿尔都塞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是“反经验主义”的。根据这种观点，阿尔都塞反对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因为黑格尔用观念运动去解释科学工作的现实，把抽象到具体的整个过程当作是概念的自生。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不承认真实的质的不同和质的转变，不承认理论实践过程本身在本质上由中断所构成。这实际上是把思维与存在、思维过程与存在过程、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等同起来。因此，马克思用“颠倒”的概念向我们指出的“清算”，不可能是一种与经验主义决裂的另一种相反的理论。第四，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发生认识论断裂以后的思想，正如不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理论。阿尔都塞提出这一论点的全部根据，就是否认主体（人）创造历史，而强调历史是“无主体过程”，他说：“我们认为，全部历史对象的科学是建立在已知的、现存的历史对象基础上的，对象成了已往历史的结果。从现在出发并建立在已出现的客体的任何认识的进行，只不过是这一客体的在过去基础上的现在的投影”。（《读〈资本论〉》）另外，阿尔都塞也汲取了巴黎其他结构主义学者的见解。例如列维-斯特劳斯主张“抛弃主体（人）这个讨厌的宠儿”，而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只是一连串的结构。福科也认为，历史上的人是象海市蜃楼那样瞬间即逝的东西，留下来的是“世界、世界的秩序和人的本质，而不是人”。巴尔特也和富科的观点相同，完全否认客观历史的存在。可见，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巴黎结构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共时性”，主张从横断面去对待历史。阿尔都塞正是由此出发，认为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就把“反思的次序”倒转过来，特别注意考察

事物的“总体的特别结构”，以便理解它的各环节的“构成关系”以及“历史的特殊结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事物内部各方面的“同时存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还提出了“两个客体”的理论，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存在着“实在客体”和“认识客体”。实在客体是变化的，所以是有历史的；认识的客体是不变的，所以是没有历史的。阿尔都塞用上述理由去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命题，用意是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建立在认识客体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现实客体基础上。换言之，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是以已知的、现存的历史对象为基础的，是从已知的历史材料抽象出来的，而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得来的，也不以现实材料为材料去作出革命性的结论。阿尔都塞据此批评了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葛兰西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是中心，“唯物主义”是次要的。阿尔都塞反对这种说法，但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反历史主义”的，却是一种误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认为，人们按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他们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和范畴也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

此外，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行了“补充”，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新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内容如下：

——宗教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教会制度）；

——教育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公私学校制度）；

——司法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政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政党的政治制度）；

——工会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信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报刊、电台、电视等）；

——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等）。

阿尔都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新理论，是因为他觉得马克思乃至列宁的著作“缺乏”有关国家的理论，特别是缺乏有关工会与国家的关系、缺乏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的理论。他的这些思想为后来他的学生、著名的结构主义政治学家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所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阿尔都塞也进行了解释和“补充”：

第一，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实践”的新概念。阿尔都塞把人的社会实践区分为“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所谓政治实践，就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产品（新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实践无论表现为宗教、政治、伦理、法律或艺术，都在加工自己的对象，即加工人的“意识”。理论实践或科学实践则是把现有的“经验”实践（人的具体活动）的产物加工为“知识”（科学真理）。阿尔都塞指出，理论认识的过程表现为：思想→初级理论（表象复现、直觉）→抽象概念→认识（“思维具体”）。据此，阿尔都塞认为理论是一种实践，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它作用于特殊的对象，并制造出特殊的产品：“认识”。阿尔都塞的这一提法是与经验主义针锋相对的，但他的这种提法却模糊了实践与理论的界限，片面强调思维的活动，从而陷入了“理论主义”的泥坑。

第二，阿尔都塞提出了矛盾“多元决定”的概念，这也是阿尔都塞在认识论方面引起争议的最著名的论点之一。“多元决定”这个概念，阿尔都塞承认是从结构语言学和心理分析学那里借来的。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心理分析中，使用“意识”和“无意识”的概念去解释人的心理行为，解释人的语言和梦境，从而认为人的表面语言行为和梦境都是隐藏的思想的变形，要判断出真实的思想，需要从“多元”方面加以考察。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汲取了弗洛伊德拉康的上述观点，并根据相关主体化的特点，把功能看作是主体对于外部世界来理解自己的方式，结果就产生了多功能主义。从上述观点引伸出的“多元决定”，阿尔都塞用以解释社会矛盾。他认为社会任何的矛盾和构成成分都由多元决定，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革命所产生的社会，由于多元决定的关系，旧因素可以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阿尔都塞还用这一概念去解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成功之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产生原因。总的说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明确规定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又明确肯定了一元论历史观。阿尔都塞却以“多元决定”来代替一元决定论，这显然是错误的。

上述是阿尔都塞的主要理论观点，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些理论观点曾引起东西方理论界很大的争论，或褒或贬各执其辞，至今仍然不息。但不管怎样，下面几方面事实却是不容置辩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阿尔都塞并没有脱离巴黎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窠臼，尽管他矢口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也承认自己的理论与结构主义术语“调情”超过了允许的程度；由于研究方法上的错误，致使他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错误，如“断裂”问题、“理论主义”倾向、“多元决定”以及“意识形态”问题等；在20世纪60—70年代，阿尔都塞的理论对打开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局面、保卫马克思的某些方面的学说上，曾经作出过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