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敬生

蒋敬生（1923.10.15—2007.8.28），名德炎，字敬生，今项城市范集乡蒋寨行政村人，国家一级编剧、著名曲艺家、作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委委员、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今古传奇》杂志副主编。

他父亲蒋麟祥 （详见前文），是清末最后一期恩科“拔贡”， 学问道德，称誉当时。跟随父亲，他先后在开封、淮阳生活、学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受旗人子弟影响，他四岁学戏，八岁登台，九岁时被父亲推荐给张伯驹为徒学习京剧，可惜年龄太小，没被张伯驹接受。曾先后就读于淮阳二师附小、开封两河中学、开封一中，以“能诗文，知菊部”闻名乡邑……抗战后期，年约18岁的蒋敬生，在国民党河南省第七行政督察专署（淮阳专署）专员田镇洲（项城人，与蒋家为世交）身边当秘书（一科科员），与诸多官宦子弟及三教九流有过较多接触。武汉解放前夕，田镇洲先去四川后去了台湾，他无所依靠，就在武汉田府管家创办的冰棒厂做记帐的书记，每天晚上也上街喊卖冰棒。他认为这样的生活终非长久之计，就按照田镇洲走时的安排，就去找与地下共产党有关系的赵步青和武剑雨。他找到了赵步青，遵循赵的嘱托，积极参与共产党中原局策反武汉警界人员的起义活动。蒋敬生联系到武汉警察局二分局实习警官、项城老乡王慈博的儿子王定坤，得到王的欣然同意，王便约警校一帮同学，共同商量好如何在起义过程中保护警察局的档案、枪枝。

武汉解放后，中原局社会部准备为蒋敬生安排工作，蒋提出想读大学，结果未能如愿也错过了被安排工作的机遇。他只好去找武剑雨，武当时是武汉大学教授，却遭到冷遇。走投无路时，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湖北分校招生，他便报了名，由原来的朋友、党的地下工作者邹化民保送，很快被录取。1949年8月，他被分配到军政大学湖北分校的二大队六连八班学习。因他为人忠厚，能坦诚对党组织交心，不久即被提拔为副班长。期间，编写出了《味》、《刘胡兰》、《为谁打天下》等话剧加唱的小剧本，很受欢迎。由于他交待自己曾在国民党专员田镇洲部下当过书记员，引起了上级怀疑。结业时，刚好湖北省军区文工团到军大招生选中了他，被分配到军区文工团工作。因为他在军大“交心”的缘故，部队文工团肃反活动开展后，再次遭到厄运。在“极左分子”哄骗威逼中，他在万般无奈下，只好自诬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于是他被软禁、被勒令“返乡”、被批斗直至失去人身自由。可是他的“自诬”全属子虚乌有，全无旁证，组织上一直对他做不出结论。在组织审查中，他继续创作发表了《田老汉》多种演唱材料，但政治结论没下来，仍是被审查的对象。1955年肃反一开始，他便被从部队转业到省文联创作组工作，创作出了中篇说部《他没有残废》（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

因“特务问题”没弄清楚，到省文联工作不久，蒋敬生就被捕入狱。直到第二年春末，经公安厅详细外调和“省委五人肃反小组”的最后审查，才终于弄清楚他的所谓“特务”问题，全系年轻人胆小怕事的“自诬”之词。他得以重回文化局创作室工作。被捕期间，《河南文艺》不了解情况，发表了蒋敬生的中篇坠子书《王大娘智勇捉特务》。回到工作单位后，补发了全部工资，又在评级时给他提了三级。全国举行曲艺汇演，他被派到武汉市当评委，还作为代表去北京开会。他还在省文艺干校创办了一个曲艺班，主讲曲艺理论。湖北省成立民间歌舞团，分设曲艺班，他兼任该班班主任和教研组长。

然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与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蒋敬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长达十年之久。在湖北潜江农场，他还当了一个时期生产队长。因为他在军大学过相声、坠子、快书之类的表演，又能编写，所以被农场场部任命为农场“曲艺队长”，专搞宣传鼓动。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坚持曲艺理论研究和创作，在《戏剧》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曲艺理论文章《谈鼓词》。在那大雪纷飞、一字几哈手的困苦中，他又偷抄了坠子曲腔的唱例，写成了约14万字的《鼓书体曲种探索》的专著。他学习不怠，诲人不倦，在极坎坷的人生际遇中，不仅创作、整理、编写了三百多篇曲词和一定的中长篇评书如后来连续发表的《南包公》及早年刊印的《谈曲艺创作的传统技巧》等具有一定研究性的集子，还辅导和培养了一批批曲艺的创作、演唱人才。在“五七干校”，蒋敬生“门前无语只看花，搔首惊心惜岁华。绚文丽原天落锦，淡烟封树月笼纱。病欺衰体药添苦，愁伴废人梦也辣！坐起萧萧听夜雨，薄寒未尽有鸣蛙”，对自身的处境无限惆怅；他只能“能起身处便为家，十载扶犁耕宝沙。快借春阳栽嫩韭，好擦汗手剖香瓜。舒筋尚有半瓶酒，明目时寻一撮茶。已熟晚炊妻不见，塘边正唤未归鸭。”（蒋敬生：《在五七干校得句》）其中的凄凉、无奈、愁苦，非身历者难以体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蒋敬生终于结束了“五七干校”的10年“锻炼”，第三次回到湖北省文化厅（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第一次进入文化厅，被捕释放第二次回到文化厅，下放五七干校再回文化厅是为第三次）。从此，他“且喜春色满神州，揽镜无言已白头。笔老犹思书短简，犁深宁忍鞭汗牛”。几十年沧桑岁月给他的深厚生活积淀，使他迸发出了势不可遏的创作激情：1981年出任《今古传奇》副主编， 1982年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说部《海公案》（又名《南包公》），198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传奇小说《鸳鸯绣》，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禁城黄昏》，199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论专著《传奇大书艺术》，200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颍河岁月》，200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传奇故事《江湖十八怪》……其中，《海公案》荣获湖北省百花书会创作一等奖，全国调演（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演说）创作一等奖；《鸳鸯绣》被中央电视二台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鸳鸯绣：大清洗冤录》播出后，轰动一时；《传奇大书艺术》“广征博引，论述精辟，是集艺人编、演经验之大成”，是一部“不多见的、较为系统地论述和研讨传奇大书及其表演艺术的专著”（河南省艺术研究院专家张凌怡语）；散文随笔《颍河岁月》，则是他应家乡《莲花报》的约请撰写的一部“项城文化”钩沉，中州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史广江先生在《代序》中说：“《颍河岁月》是一部史诗式的叙事文集，六十四篇似不相连实又相关的文章，犹如六十四颗被颍水连成一串的璀璨明珠，光透历史尘雾。”“袒露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改革开放后，蒋敬生经常应邀到各地讲学。曾于1981年、1982年，两次到郑州为“河南坠子中长篇青年演员进修班”和“中长篇曲艺作者讲习班”讲学，重点讲述编写传奇大书的艺术手法，博得了听课者热烈欢迎，一致请他编著成书——于是他在讲稿基础上，编著成了《传奇大书艺术》。他还在天津、昆明、武汉以及家乡周口、项城讲过学：“南疆方解惑，北国传薪忙”，特别是“授业周家口，掌声似潮狂。吟诵桑梓语，讲唱故人腔。答问何其乐？今日回故乡”（引自笔者《追忆蒋翁三十韵》）。1985年3月29日上午，蒋敬生应项城县文联之邀回到故乡，为300多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及曲艺工作者讲述 “如何读书问题”、“如何治学问题”及“曲艺和戏曲艺术问题”。据当时听讲的人回忆：关于读书问题，他举了《红楼梦》一书为例，讲述中不假思索地、流利地背起“黛玉葬花”；讲《三国演义》又慷慨激昂地把《三国演义》中“武乡侯骂死王朗”的一大段文字背诵起来；讲到戏曲艺术的“程式”时，兴致极高地唱起《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的一段西皮慢板，赢得了阵阵喝彩。

蒋敬生作学问的信条是：求进者不托空言，治学者察源辨微。所以，他不借助于聪明、才气、灵感之类，而是肯下笨功夫、苦功夫、死功夫。按其本人的说法是：“笨功夫多了就变为巧；苦功夫长了就变为甜；死功夫久了就变成活的。”如：强记，别人不记的他记，别人不背的他背，别人背十遍，他背三十遍……，不仅背熟了各色“条子”（即大书中的赋赞），还背熟了许多好的曲词和唱段，背会了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全文（2004年笔者去武汉探望他，谈起《红楼梦》，他仍滔滔不绝背诵如流，并说自己坚持每年读一遍《红楼梦》，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为了向曲艺艺人求教，他曾拜不少艺人为师，如沙市评书名艺人陈风秋（已故）曾向他托孤，并把珍藏的孤本《评书百句诀》交付给他。与相声艺人“房人边”“呷醋（代酒）谈曲”，同吃同住同探艺，讲各路艺人掌故，讲相声诀窍，时达半月之久。他处处留心，时时留意，每听完一场或数场书后，就自我默书、体会，重点处还要背下来。他求师访友，终年累月从不懈怠。他学习了不少曲种的说唱，不为上场演出，只为了解、熟悉和研究之用。为此，他还手抄了十数本北方曲种唱例。

2003年后，蒋敬生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基本封笔。2007年8月28日上午9时45分，在武汉因病逝世，享年84岁。《今古传奇》报刊集团在《湖北日报》发出的讣告，称他是“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今古传奇》创刊人”，对他的挽词是：“说稗论曲，字字珠玑；兴刊授业，事事典范。”遵其遗嘱，丧事从简，没有举行追悼会。传世作品除前文所述各部，另有《听雨窗诗草》一卷。

育一子二女，分别名“万紫、千红、百顺”。子百顺(蒋宗民)，湖北江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