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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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

图书编号:1255187

出版社:岳麓书社

定价:22.0

ISBN:780665068

作者:田中阳著

出版日期:2000-09-01

版次:1

开本:32开

简介: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

在这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背景上，湖南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北宋的周敦颐是继屈原之后湖南本土产生的第一颗耀眼的大思想明星，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之祖。南宋时期即形成湖湘学派，胡宏、张拭都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宗师级人物，张拭讲学的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所在。到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而在鸦片战争前后由陶澍、魏源挖掘光大王夫之的学说，使湖湘文化终成影响湖南和中国百余年历史进程的文化思想流派。但是到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越来越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处在华中腹地的湖南曾经拥有的地理优势已逐渐失去，而沿海沿边的省区越来越显示出地理优势。交通制约使经济发展滞后，工商基础相对薄弱，人们的观念相对保守。尤其处在广东和湖北经济发达省区的南北夹击之下，作为农业大省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由此，湖湘文化精神的历史局限性也越发凸现出来。近世湖湘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地理之母的孕育，它的创造性转换则有赖于对地理局囿的超越。

固然，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总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无疑更有着决定性作用。丹纳在《艺术哲学》第四编的“种族”一章里，对希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于希腊艺术的影响作了十分细密精彩的分析，揭示“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但他更强调的是“精神”的环境和气候。他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他所说的“精神”的环境和气候不仅包括时代精神和风俗，而且也包括了当时的社会审美心理、观念形态和群众的艺术风格倾向等精神的文化因素。当我们分析近世湖湘文化的成因时，他的研究同样给我们以启迪，使我们去关注区域的“精神”的环境和气候所起的作用。

首先，“屈贾情结”成为近世湖湘士人强韧的区域性文化心理凝聚点。屈原、贾谊是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人格范本，他们特有的人格结构和处世态度，和儒家经邦济世的文化特质高度吻合，故成为数千年儒家知识分子摹拟追求的典范。“屈贾情结”是中国历史上入世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化的幽结，它的影响至今不减。现代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就是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承续和扬弃。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被鲁迅作为小说集《彷徨》的题记，这是他对屈原精神的提纯，也是他对自己精神的提纯，但屈、贾首先是属于湖南的，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人生，是在湖南的土地上度过的，湖南士人对他们别有情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乡情本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感情，尤其在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网络纽结的中国社会，乡情就表现得特别执著，在人的一生中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成为一个人的“精神家园”。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叶落归根”，都是乡情意识的深刻表达。故中国人对“老乡”、“同乡”这层关系特别看重，“湘军”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文化情愫。在这种文化背景上，湖南士人对屈、贾的特别推崇和张扬就属情理之中的事了。有研究者提出“屈原的故乡，就是在他长期‘放流’的沅湘地区，屈原的出生地就是在湖南汉寿”，“屈原‘无罪弃逐’在湖南沅湘地区达几十年之久，屈原的光辉作品绝大多数是在沅湘地区创作的，屈原以身殉国也是沅湘地区，这充分证明屈原的‘放流’，实际上是被楚王罢了朝廷官职，被迫离开国都，回到沅湘地区的故乡”。如果这种说法还不足以为据的话，那么屈原的后半生流寓沅湘，他的多数作品是在沅湘创作的，他的伟大之作《离骚》产生于南楚巫文化的土壤，却是不争的史实。屈原的《离骚》是一首衣被千秋、可与日月争辉的政治抒情诗，它的灵魂就是经邦济世的精神。《离骚》亦是一首崇高人格和不朽灵魂的赞歌，成为一块高悬于历史源头的明镜，历代正直有为之士，皆以此鉴照自己，激励自己，它荡涤着历代士人灵魂中的卑污，陶冶着他们的人格、情操。特别是屈原在汨罗江自沉，把这位伟人与历代湖南士人的人生牵得更紧。贾谊则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屈原自沉汨罗约一百年后因遭贬谪从遥远的长安来到湖南，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贾谊的一生是短暂的，仅活了32岁。他“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0余岁，为博士，提出许多改革主张，表现了他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卓绝的政治敏锐性，受到汉文帝的赏识，但因此触发了朝中群臣的不满和忌恨，“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由于这些小人的谗毁，终于使“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转眼之间，贾谊就由天子的近臣被发落到离都城数千里之遥的异姓诸侯王国当太傅。在贬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作的《吊屈原赋》中，他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抑郁不平之气，明悼逝者，实为自悼。他猛然抨击了屈原所处时代“鸾凤伏窜”、“鸱枭翱翔”、“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政治，以此寄寓自己的遭际之慨。他愤激地喊着：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