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红卫兵墓群 |
| 释义 | 红卫兵墓群，在全国是唯一尚存的。 该墓地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简介墓主1、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2、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 3、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 墓穴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最小的仅11岁。公墓建在一片小树林里，这里依山傍水，鸟鸣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处解放军烈士墓。“八一五派”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据称还是请了风水先生的。首先，这里位于沙坪公园的僻静处，曾是解放前地下党常接头之处，有像征意义；第二，“反到底派”再强大不会攻到这里来，沙坪公园几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斗时期，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八一五派”，占据了沙坪坝所有的地盘，该地区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据统计，该墓群共有113座墓茔，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注1]期间，战死或故亡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注2]。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 由于墓碑保存情况较差，目前仅能确认共113座墓茔，这里给出的有关墓主人人员数据，系后来的统计折算结果。按中国传统习惯，应一人一墓，合墓十分罕见。但此墓葬群中多人一个墓头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推算数据又和现存墓数相距较大，并考虑到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里的数据仅供参考。 墓群分布简介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掩埋，有的位置的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耸立一座石碑。 内容9 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碑文情况05号墓碑文颇具代表性的105号墓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抒情语言，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1967年6月” 。 82号墓碑文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且间杂考绩式政治评语。如82号墓：“江丕嘉同志简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碑文丢失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无的24名。最严重的是71号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号墓则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墓群保留过程墓群地理位置42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列为市级文物时间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不同声音郑志胜的话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46.5%。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纳入保护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墓园中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仇恨重庆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曾几次面临被铲除墓板被撬走围绕红卫兵墓的“拆除”声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它又面临了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意见分歧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一方，则以警示后人为名希望把它保留下来。 “三不”原则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 “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 传言引发了文保关注2005年，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也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围绕墓园的“拆除”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到2005年，重庆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这个传言刚出来时，我很高兴，这是好事。”钱立全认为，正是这一消息，使更多人关注了墓园，而这对墓地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正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 他说，当年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他们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对待。不过，也有一些人认可拆除，认为铲除承载着痛苦记忆的物质，可消灭精神上的伤痕。 吴波回忆，此提议原本不在政府规划中，最终也未被列入土地开发议事日程。 钱立全说，对于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 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最终，家属方放弃了。“假如他要迁，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其他家属知道了要迁。又怎么办？这墓地就完了。”钱立全介绍，正是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研究者李中华说，有的人不愿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约好了，等要见面时却中风或去世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吴波说，文物并非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一些年头及与什么事情有关，就能成为文物，它还需要见证者提供相关史料进行支撑。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为了让家属提供相应帮助，公园管理方想过很多办法，李中华甚至以家属的立场写了很多文章，他们才慢慢吐露情况。“你仅仅说‘这是历史，我们应当承担责任，我们要保存历史’，他们听不进去。”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没有搜到。 钱立全说，工作组的目标是争取把每个死者的生平都调查清楚。他认为目前资料搜集已进入非常困难时期，并且越往后越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去世了。 论证会专家无一异议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钱立全回忆，重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大多经历过“文革”。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会则在10月。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会上还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打，正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民间研究者曾钟还曾建议恢复原名“复元寺公墓”。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墓园成为文物后，钱立全认为公园管理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建设性破坏”。 红卫兵墓地在阳光雨露下已经很久，钱立全认为，操之过急反而容易损害文物。文物修整还需要请专家讨论、规划、出方案，园内目前暂时什么都不动。 沙坪坝区文物局局长李波也表示，文物审批刚下来，暂时还没有修复的时间表。 据悉，目前重庆红卫兵墓园在做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过，吴涛接受采访时说，目前申报时机还不成熟。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 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直到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要对“文革”期间代表性建筑物保护，墓园的申报才得以公开。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一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媒体报道时代信报记者 朱彦 404个死者，378个“8·15”成员，与其他墓地不同的是，随葬的还有他们的武器——头盔、钢钎、大刀； 伫立墓园，记者不由得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 “因为房产开发，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要被拆了。”近段时间，这条消息从网上到现实，被传得沸沸扬扬。墓地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 寻访墓园并不难，从沙坪公园后门向西，沿一条石板小路拾级而上，路的尽头是一个用青砖围墙围着的园子。一棵倒掉的大树横在园中的小路中央，阻断了去路。公园的喧嚣在这里止步。 园中矗立着113座墓碑。经过长年风化，墓碑边缘的棱角已经模糊，一些墓碑已经被青苔爬满。 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显示，这个园子位于公园碧山湖畔，占地约2100平方米，原本是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的花园之一，后来成为墓地。到1949年，这里埋葬过周恩来总理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等13位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1958年，国务院将“八办”烈士和邓母、周父等人的遗骨火化后移葬到红岩村。 文革武斗开始后，这里成为埋葬武斗死亡人员的地方。 动荡的岁月 “全国目前就这一处，其他都被破坏了。”81岁的廖济科(音)老人站在园子门口，望着围墙上“文革墓群”四个鲜红的大字对记者说。 良久，他摘掉头上的黑色皮帽，带着记者走进这个园子。 “这里埋的，基本上是当年武斗时死的人，都是属于‘8·15’派系的。”廖大爷迈过倒在小路中央的那棵大树，来到一块墓碑前。他把帽子揣进大衣口袋，捡起掉在碑顶的落叶丢在地上。随后，他把手轻轻按在碑身，嘴里喃喃地念着碑身上的两句碑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哎……牺牲……”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碑上镌刻的文字已经不大清晰。除了两句碑文，只能依稀辨认出“8·15战斗团2007团”的字样。碑的下端刻着一串模糊不清的姓名。 “武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团的。这碑上刻的好几个人，生前我都见过。”廖大爷摸出一根香烟，悠悠地点上。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现重庆师范大学)“排炮战斗队”和“轻骑战斗队”两个红卫兵组织，为赶走“四清”工作组，发动重庆大学等院校一共4000余人声援。此后，重庆很多单位纷纷跑到重庆大学，邀请他们帮忙驱赶工作组。为纪念在重庆师专的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 1967年2月底，重庆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遭到一些人反对。这些反对者们自行成立了与该委员会对立的组织“反到底”。 从成立开始，“反到底”就与“8·15”存在摩擦。这种摩擦一开始只是互相辩论，偶有肢体冲突，但从1967年4月开始，围绕是否拥护当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两位干部的问题，两派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冲突，持续时间接近两年，由高音喇叭对骂逐步升级到用钢钎、铁棒搏斗，最后竟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对攻，一夜发射高射炮弹一万余发，震惊全国。 根据官方统计，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反到底”和“8·15”组织共发生武斗31起，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24次，死亡645人，其中“8·15”组织有404人埋葬在沙坪公园的这个墓群里。 “那时候，我才43岁，住在沙坪坝，”廖济科大爷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和年轻人一起去‘打仗’。到后来，他们动了枪炮，我就再不敢去了，有人叫我，我都推说有事。再后来就和他们疏远了。要不然，我可能就埋在这里了。” 三十多年来，廖大爷没事时都要到这个墓群里走一走。“一开始的时候经常来，后来就少了，一两个月来一次。抽支烟，坐一坐。” 曾经有人盗墓 该墓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墓群里并不光是埋葬着“8·15”组织的死者，还埋葬了一些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的无辜群众。 修建这个墓群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还不到10岁。 “那场面真是恐怖。人们在这里挖了几个大坑，坑的底部和四周抹上一层水泥，就开始往里面放尸首。有的是用棺材收殓好的，有的只是个囫囵尸首，当时天气又热，都开始腐烂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给尸体注射了福尔马林，又找来清水大致洗一洗，简单收殓一下就放到坑里，再盖上泥土，插上一块木板。过了几个月，又有人来修建了墓碑。” 墓园修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人来过，但后来竟然出现过“盗墓者”。这位管理人员回忆，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他听家里人说，墓群里有一座墓被一群小孩子挖开了。这群小孩子听说墓群里埋着武斗中用过的枪支，好奇地想挖开看看。“我一听说挖了墓，马上和家里人一起跑过来。那块墓碑都被人移走了，墓基也被撬开，地面上有几个生了锈的钢盔，还有钢钎，然后就是一根根白骨。那情形，我现在想起来还打冷战。”他说。 长大后，他成了这个墓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到这里巡逻，打扫卫生。没事的时候，他喜欢默读碑上的碑文和悼词。随着墓碑逐渐风化，这些碑文和悼词都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生者只有回忆 这位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个墓园平时人迹罕至，但清明时会有很多人来。“他们中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这几年人更多了，还有几岁的孩子——他们是随着父母一起来的。” “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每年清明来这里都要哭。她丈夫26岁时参加武斗被打死，留下了她和两个不懂事的儿子。这个妇女每次都要哭到筋疲力尽，任谁都劝不住……” 据这位管理员回忆，曾有一个香港开发商打算到这附近修住宅，想拆除这片墓地。计划报批的时候没有通过，墓群才得以保存。至于最近是不是又有地产开发涉及到这里，他表示，没有听说。 “这段历史，后人不应该忘记，”他说，“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平时很难看到，读一读碑文和悼词，也能大概感受一下那段岁月里的动荡。” 临走，回望萧瑟寒风中一派凄楚景色的墓园，记者突然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片墓地最终会进入那个以大地为址的博物馆，因为，它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 附注[注1] 重庆武斗因占据国家军工生产基地的供应便利，以一夜间打了1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中共最高层而闻名全国。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仅从此地掩埋人数达404人看，这就是缩小了的数字：八一五派除此外还有类似的墓群在重庆大学、红港街心花园、建设厂清水池等地(均已无存)，更无论对立的反到底派也有战死人员统计和墓地(潘家坪招待所等)。 [注2] 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45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按92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数(3.75人/墓)扣除25%的误差所得数值(2.81人/墓)相乘，估计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数字，此地共掩埋404名武斗死难者。 参考资料陈晓文 《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余刘文 韩平藻《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南方周末》2001年4月29日 泸州惊现全国规模最大红卫兵墓群在泸州城郊一处叫大龙山的墓群里，埋葬着近千名主要是“红联站”在“文革”武斗中的红卫兵死难者。当时在泸州有两处埋葬武斗中死难者的地方，一处是城区的忠山麓，一处是现在的大龙山，文革结束后，忠山顶上的墓群和纪念碑被推掉，现在这处由于地处偏远，只抹掉了纪念碑文和题字，进出圆门、纪念碑及墓群基本保存了下来，其规模不亚于重庆红卫兵墓群（题图为纪念碑）。一九六六年某月，波澜壮阔的 “文革”浪潮从首都——北京波及江城—泸州。随着形势的发展，造反派内部发生分化，如也是较早起来造反的学生组织“红闯将”等组织加上打着“造反”旗号的所谓“保皇派”，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造反者联络总站”的跨行业群众性组织，简称“红联站”。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造反派又在市人民广场成立了“泸州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旗派”。至此，文革这一阶段泸州的两派最终形成。 由于双方观点对立，都想把对方吃掉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67至1968年双方对立升级到了武斗，双方都动用了除飞机、坦克、大炮、军舰以外的常规武器．因此双方武斗异常惨烈，死难者无数。据今年74岁的当地村民杨瑞华老人介绍，这片地是他们生产队的，被“红联站”作为墓地后，仅仅补助了生产队100公斤大米。据他估计，这片墓地占地20多亩，埋葬着“红联站”的死难者近千人。近年来，当地的一些村民也选择这里作为墓地，20亩地只有多，不会少。 笔者在路人的引导下，在荒冢间穿行，到处野草萋萋，山花遍地，除了清明节当地有人到这里祭奠去世家人外，很少有人光顾这里。这里的坟墓大都是土堆，当然也有石头垒起来的。坟前都竖有石碑，名字后都分别标有“同志”、“烈士”等字样，落款有“某某厂红色职工”、“某某兵团”等，以示身份和单位。“为有牺牲多壮志”“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碑文也极具文革氛围。在坟岗中穿行，有凉风袭来，不自觉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不管人们怎样去评判这段历史，这里都是一个值得追忆的地方！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它值得我们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去总结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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