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樵

何易于

原文(译文 赏析 字词解释)

作者：孙樵

[唐]（约公元八六七年前后在世），字可之，（《文献通考》作隐之。此从新唐书艺文志注）关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中前后在世。散文学皇甫湜。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广明初，（公元八八o年）黄巢入长安。樵随僖宗奔赴歧陇，授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樵尝删择所作，得三十五篇，为《经维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所做古文，刻意求新，自称是韩愈的四传弟子。

何易于

《新唐书·循吏传》中载有何易于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了上司的派遣，违抗了朝廷的诏令｡

县令，在中国古代，是最低一级的官吏，也是最接近老百姓的官。由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县令这一级别的官吏，其基本职能是代表最高当权者压迫、剥削广大老百姓的。在老百姓的眼中，县官被称为“老爷”，可以骑在老百姓的头上，坐威坐福。而县官本人，更可以假“天子”“圣上”之名，随意加征、加派、判刑。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县官，总体上来看，贪官污吏多，清廉为民者少，能够真正成为父母官者更少。由于县令的级别低，无论是贪者，还是廉者、勤者，他们的佳绩和劣绩，很少能载入史册，流传后世。从《史记》到《清史稿》，被官方认定的二十六部“正史”，为县令立传者，可谓寥若晨星。但，例外总是有的。这一例外，就出在《新唐书》中。《新唐书》的编修者是北宋的史学大家欧阳修。在欧阳修看来，县令的官位虽低、官衔虽小，可是，他们的作为却“事关军国，理涉兴亡”（唐·刘知几语）不可忽视，因而在《新唐书·循吏传》专门为一位四川益昌（今四川广元南）县令立了传。这位县令叫何易于。要说何易于能上《新唐书》，第一功臣，并不是欧阳修，而是中书舍人孙樵。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副手，相当今天副部级或司局级。因为工作关系，孙樵经常到全国各州、县执行公务。这一年，孙樵来到利州（今四川广元），后又来到益昌（益昌是利州的属县）。到了益昌县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一群老百姓，要向孙樵这位从朝廷下来的大官儿讨个说法。老百姓问：“皇上下诏书，考察各级官员，我们何县令为什么才得个‘中上’”原来，唐朝祖制，对各级官吏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共分三等九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若是得了上等，即可升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丢官。在老百姓看来，何易于得“上上”也名正言顺，这样好的父母官，为什么只得了个“中上”？老百姓是从自身的感受，为何易于鸣不平的。孙樵在朝中做大官多年，到州、县执行公务数次，从来未遇到老百姓为地方当权者鸣不平的事，所以决定把事情搞个清楚。孙樵问：“何县令催缴赋税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老百姓不能准时缴税时，何县令就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放宽期限。”孙樵问：“何县令监督老百姓出劳工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上级拨款兴修工程，资金不足，要向老百姓加派，贫穷人家没钱，何县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交。”孙樵问：“何县令给不给上级送礼？”老百姓回答：“何县令向来秉公办事，根本不干送礼行贿的事。”孙樵问：“何县令捕捉盗贼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我们益昌县自从何县令上任，多少年来没出一个盗贼。”孙樵听了老百姓的回答，心如潮涌，感慨万千，对老百姓解释说：“我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听说过考察官员的标准，大概有四条标准：一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催征赋税；二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征发各种劳工；三是能否讨得上级领导的喜欢；四是能否捉拿更多的盗贼。考核县令也就是这四条。”老百姓听了孙樵如上的谈话，摇摇头，干笑一下，都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孙樵有些尴尬，便进一步访问何易于的事迹，看一看老百姓为何为何易于评为“中上”鸣不平。孙樵又了解到如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

何易于当上益昌县令不久，利州刺史崔朴带着一群宾客、侍从泛舟春游，顺嘉陵江而下。从利州到益昌约有40里水路，一般情况下，需要纤夫拉纤而行。刺史崔朴是何易于的顶头上司，到了益昌境内，自然要通告何易于派人拉纤，可是，崔仆一看来拉纤的人，不是纤夫，也不是老百姓，而是县令何易于。何易于一身农民打扮，办公用的笏版就插到腰带上，没容崔朴质疑，何易于已把纤绳搭到肩上，拉动了船。崔朴忙喊停船，问：“何易于，你身为一县之长，为何亲自当纤夫，难道连一个百姓也喊不到吗？”何易于正正经经地回话，说：“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全县百姓非耕即蚕，哪有一个闲人啊！为了不违农时，也为了不误大人的游程，只好由我这个闲人充当纤夫啦。”崔朴听了此话，顿时羞愧满面，连忙呼叫宾客、随从下船，骑马回程了。

第二件事

益昌县境山多茶盛。老百姓经常采茶叶赚点零用钱。这一情况被朝廷知道了，便下了一道诏书，要在益昌县征榷茶税，并明令地方官不得隐瞒、打折扣。何易于接到诏令后，对上级派来的官员说：“益昌是个贫困县，老百姓采茶换得几文钱尚不可摆脱贫困面貌，怎么还能加征他们的茶税呢？”何易于让上级派来的官员把诏书中关于加征茶税的条文划掉。那个上级派来的官员，闻听此言，不仅大眼圆睁，说：“如果这样干，不仅我要掉脑袋，连你何易于也起码要判个流放之罪。”何易于正色说：“我难道为了保住官位，就不管全县百姓死活吗？！您放心，我何易于敢作敢为，抗旨不遵的罪责由我何易于一人承担就是了，绝对不牵连第二人！”事情就这样僵住了。碰巧，朝廷派到利州来的观察使（相当纪检官员）是个明白人，经调查研究，知道何易于此事不为自身，而是为民请命，便中止对益昌百姓加征茶税的诏令.

第三件事

虽然是件平日的细小之事。但从细小事上可以看到何易于为民办事的精神。县里有一位贫困农民死后，无钱以葬，何易于就用自己的薪俸帮助料理后事，据老百姓反映，这类事，不止一两件，而是多得难以计数。对于缴税的老人，何易于特别垂怜，总是向他们问寒问暖，还常常送给饭食，如果能给县里行政提出好意见，更要特别招待，视为上宾。县民打官司，一般情况下，可由县丞处理，重大案件才需县令裁决。何易于当了益昌县令后，十分重视案件的裁决，他总要亲自过问，当场弄清双方的是非曲直，依法裁判，不偏不袒。?孙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位不谋私利，真心实意为民父母的县官呼之欲出。孙樵又十分难过，难过的是这样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员，考察政绩时，竟然只得个“中上”！孙樵也想学着那群向他讨说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了。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短文，让天下知道何易于！让朝廷知道何易于！让皇上知道何易于！让后世史官知道何易于！?好人、好事、好文章，无胫而疾，历久弥新。二百年后的北宋史学大家欧阳修看到了《书何易于》一文，大受感动，进一步了解何易于其人，又从唐末宰相裴休的文章中看到对何易于的称赞。裴休说，他当四川绵州（今绵阳）刺史时，其属下的罗江县的县令就是何易于。这时的何易于刚由益昌县调到罗江县，当官的地区变了，官位并未升迁，仍是县令。裴休亲眼见到何易于清廉简约，随从不过三人，是一位真正的父母官，为此，裴休还在绵州表扬过何易于。欧阳修经过多方了解、印证，何易于形象在他眼前越来越高大，对于那些当政者不能赏识，提拔何易于，越加气愤。欧阳修不计何易于人轻、官微，在《新唐书》中，毅然为何易于立传，与那些朝廷高官并肩而存。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响往之。”意思是说：高山须抬头才能见到，好的行为须努力实践才能做到，虽然达不到那种境界，但是心中确想要达到。大史学家司马迁曾用此诗盛赞孔子。今天，我们也可将此献给何易于。

原文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何所以进。为益昌令。县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

译文

何易于曾经做益昌县县令。益昌县离刺史的治所四十里，县城在嘉陵江南岸。有一次，刺史崔朴乘着春光明媚，带了许多宾客，坐着大船，唱歌喝酒，从上游放舟东下，船一直到益昌县附近。船到，就下令要民夫拉纤。何易于就把朝版插在腰带里，拉着纤，与几个民夫一起拉着船，跑上跑下奔忙。刺史发现县令在拉纤，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何易于说：“现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忙于春耕，就在侍弄春蚕，一点点时间都不能损失。易于是您主管下的县令，现在没啥事干，可以来承当这个差使。”刺史听了，和几个宾客跳出船舱，上岸骑马一起回去了。

赏析

何易于勤政爱民，一身正气，敢于抵制上级胡作非为的行为实在令人钦佩，值得大书特书。孙樵在《书何易于》中说，何虽“不得志于生时，必将传名于死后”。果然，《新唐书》作为廉吏为他立了传。

字词解释

所：地方

及：等到

以为：被任命

为：担任

尝：曾经

索：索要

自：从

引：拉

方：正在

从；跟从，跟随

至：到

则：就

隙：时间

当：在

可以：可以把

去：离开

惟：只有

愧：感到惭愧

疾：急忙

腰笏：把手板插在腰带上。

属令：属于县的县令。

趁春：趁着春天的美景。

本文写了何易于：为民着想,造福一方的清官；和崔朴扰民害民的不同品行 他们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