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时期(清末 民国初期 北洋政府初期 “五四”运动后)

推行(修订注音字母 制订国语罗马字 调整“国音”标准 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 培训国语师资 出版书刊 台湾地区)

时期

清末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

民国初期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

北洋政府初期

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研究会规定了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五四”运动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措施如下：

修订注音字母

改变公布时的字母顺序（“守温字母”顺序），改为ㄅ、ㄆ、ㄇ、ㄈ的顺序。增加ㄜ母（开始时写为□。声调标注改“四声点法”为符号标调法（见注音字母）。

制订国语罗马字

由于注音字母不便于国际应用,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又发起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制订。这个方案于1926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1928年由大学院（教育部）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予以正式公布（见国语罗马字）。

调整“国音”标准

1913年读音统一会用投票方式议定了“国音”标准，1919年出版《国音字典》初印本。这种标准音习惯上称之为“老国音”。各界对此议论颇多，主张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语音标准，称之为“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

1920年，教育部通令初小“国文”科改为“国语”科。1921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凡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提案议决函请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教育部复函表示同意。同年实行学制改革，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科一律定名为“国语”科，小学课本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

培训国语师资

1920～1923年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培训各省区选送的学员四五百人。各省区教育厅也分别举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1921年中华书局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商务印书馆创办“国语讲习所”，两个单位在三四年间为南方各省以及南洋各地培训了两三千名国语教员。1928～1934年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直辖的“国音字母讲习所”办了 8期，毕业学员 170多人。此外，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各省也都举办了短期讲习所，利用暑期培训国语教员。

出版书刊

出版宣传和研究国语的刊物《国语月刊》、《国语旬刊》、《国语周刊》等。1920～1922年间,《民国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申报》、《教育杂志》、《星期评论》、《上海青年》等报刊，不断发表宣传国语的文章。出版了《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新教育国语课本》（中华书局）等各种课本，此外国音的字汇、字典、国语辞典、语音教材、语法、会话读本、留声片等也陆续出版。编纂国音字汇、字典和国语辞典成为国语运动后期的重点工作，专门成立了编纂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语的推行陷于停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改为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标准与国语略有不同,但是运动的性质仍旧一样，是国语运动的继续。另外在光复后的台湾省，国语运动的推行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只花了大约10年时间，就在台湾同胞中普及了国语。

台湾地区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使祖国这个宝岛上处处留下了日本的影响。到达台北时看到许多台胞穿着木屐在行走。他们讲的除闽南话（李登辉所说的“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话）外，就是日语。我们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走在街上，与当地同胞语言隔阂，大有身在异域之感。上街购物，与人交往，都很麻烦。只有用书写，加上过去或新学来的一点“ 洋泾浜”日语，才能勉强应付。语言沟通问题，是当时大陆来人（所谓“外省人”）与台胞接触乃至整个“光复”工作中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积极推行“国语（即普通话）教育运动”，也就是“国语学习运动”。台湾行政长官（那时不叫省长）陈仪在到台后不久发表的“施政要点”中说，希望台胞三四年内能说国语。据说，台湾省教育处还为此报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调派该部“国语执行委员会”委员魏建功、何容及干事王炬等来台协助。

“国语运动”的推进方式，一是在正规学校内实施国语教程。当时有的学校如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台北“静修女校 ”（该校教士有好些是菲律宾裔），在日降后很快就停止日文课程，延请来自大陆的老师（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年人）讲授国语课。该校还开始在音乐课中用国语教唱歌曲。有的老师教唱的且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群众性的业余学习，特别是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人士前来参加。这类学习基本上是免费的。此外，社会上也有人看准时机，出来兴办国、英语补习班。如台北就有个叫阿甘莱的菲律宾裔台湾人（当时台湾这类人不少，其中多数是女佣），央人出面，替他兴办了“阿甘莱国、英语补习学校”，校址借用了“静修女校”的课室。这类学校是收费的。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踊跃（举办此类学校者大都发了一笔小财）。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由70军政治部借用当地中、小学教室开办的十余处“国语补习夜校”，处处爆满。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有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职工、商贩和普通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认识老师，也有相互招呼的，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人很安静。

当时使用的是类似一年级小学生用的启蒙课本。学生们无论老幼都学得很认真，务求把每个字的语义，特别是语音搞清楚，有时简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般补校、夜校，往往开始时学员众多，尔后逐渐有人坚持不下去，人数不断减少。但“国语补习夜校”，始终不见减员，极少有中途辍学的。当时有的报刊说，台湾老百姓“拼命学国语”，此话毫不为过。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师通过教学，与学生结下了友谊，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国语学习成了构筑友谊的桥梁。国语在台湾的普及，从长期看，有赖于经常的学校教育，但光复初期那个“国语学习运动”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国语热”，无疑功不可没。

普通话在台湾的普及对增进台胞对祖国的认识与理解、对促进两岸交流，乃至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杨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