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朝利，河南省新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参加和指挥战斗、战役数百次，多次负伤，屡立战功。弟弟是少将范朝福。

中文名：范朝利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信阳新县

出生日期：1914年

职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将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将军故事(制订突袭方案，炸毁日军24架飞机 阳明堡炸日本飞机 打蒋军坦克 一夜突破“40万大军”防线 懋功会师奋起北上 张国焘南下路线的失败 甘孜会师 淮海战役打坦克)

一门两将

人物简介

范朝利，河南省新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10师28团排长、副连长、指导员，第11师31团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第10师29团政委，第11师53团副团长，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兵团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人物生平

1914年3月11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郭家河乡大刘湾村。8岁进私塾，11岁回家务农，13岁当学徒。

1930年春参加红军，同年6月入党。

1929年8月参加工农赤卫军。

1930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十一军三十一师战士，红一军第一师班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第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副团长、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参谋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三八五旅参谋长、东进纵队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创建冀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历次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五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先后参加了上党战役、滑县战役、豫北反攻和鲁西南战役。

1947年8月，率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和淮海战役。

1949年初，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军副军长，率部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进军西南、解放贵阳、成都的战役与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兵团十四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按大军区正职离休。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撰写有《羊山集战斗》、《范朝利回忆录》等。并多方筹资支援老区建设，在家乡建起一所"八一希望小学"。

将军故事

制订突袭方案，炸毁日军24架飞机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范朝利在其下属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任参谋长。全师部队奔赴抗日前线，七六九团担任先头部队。

10月10日，七六九团抵达太原，刘伯承命令他们向太原东北约100多公里的五台县地区挺进，伺机袭击南犯的日军。

当时日军正进攻在忻口一线设防的国民党军，七六九团实际上已经秘密进入日军的战役后方。经侦察后发现，在阳明堡有一个日军飞机常团长陈锡联和范朝利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阳明堡机场是对忻口前线中国军队的最大威胁，必须想法扫除。

19日下午，范朝利与三营的指挥员一起制订了具体的突袭方案。深夜11点钟，三营营长赵崇德率领全营战士涉过滹沱河，接近日军机场，干掉日军哨兵后，迅速占据机场的有利地形，把枪口对准了日军守备队的掩体出口。随着营长一声令下，24个爆破突击组像下山猛虎般扑向正在熟睡中的日军。战士们砸破飞机机舱玻璃窗，把一捆捆手榴弹塞进机舱，“轰1剧烈的爆炸声把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敌机一架接一架地爆炸起火，整个机场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日军机场守备队被歼100多人。

这一仗是七六九团也是一二九师抗日出师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在忻口前线的抗战。

手术后昏迷多日，醒后第一句话是”交党费“

2006年5月底，已是92岁高龄的范朝利将军因患严重的脑疝，在济南军区总医院做了手术。在手术后的第5天早上，昏迷多日的将军终于睁开了眼睛，他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交党费1

一直守护在病床边的范西红，最了解父亲的心思：“父亲1930年入党，从来都是在月底交党费，76年来始终如一。按时交纳党费，已深深根植于父亲的潜意识中，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阳明堡炸日本飞机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红军第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同志任师长，范朝利在其下属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任参谋长。全师部队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了隆重的抗日誓师大会之后，于9月30日浩浩荡荡奔赴抗日前线。七六九团担任师的先头部队，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向东开进，10月7日从韩城县的芝川镇渡过黄河，进抵山西省的侯马镇，准备乘火车北上。

全团需要分成三批，先后分乘三列火车北上，范朝利负责指挥第一营所乘的那列火车。长年在偏僻山区打游击的红军战士们，从来没有见过火车是啥模样，听说要坐火车，个个兴高采烈。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全然没有新兵临上战场前的那种恐惧感，唯一的愿望是早点赶到战场，与日本鬼子见个高低。再加上是第一次坐火车，自然使大家格外兴奋。部队是训练有素的，尽管从来没有搭乘火车的经验，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人员和物资全部次序井然地装载完毕，只等下达出发的命令。

范朝利在站台上对各车厢作完检查，正准备登车，刘伯承师长来到了车站。范朝利立即跑上前去向刘师长汇报登车情况。刘师长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范朝利肯定地回答：“一切都准备好了。”刘师长把目光从那喷着煤烟和水汽随时准备开动的火车身上移开，抬头向天空望了一眼，又问道：“防空问题考虑到了吗？有没有准备？”“报告师长，我们有准备。营、连都指定了对空观察哨和值班机枪，请首长检查。”刘师长从车头到车尾检查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说：“很好。不过，只有对空观察哨和值班火器还不够，还要有对空战斗方案。遇到敌机轰炸扫射怎么办，被敌人炸中了怎么办，都要考虑到。日本人的飞机很猖狂，欺负我们没有制空权，国民党部队吃过不少亏，你们要警惕，越往北越要提高警惕。好吧，你们走吧。”范朝利向刘师长敬过礼，转身跳上火车。火车像离弦的箭，载着几百名抗日将士向北冲去。

果然不出刘伯承师长所料，当火车行至太原以南约40公里处时，情况发生了。“发现敌机！正前方敌机！”观察员大声呼喊：只见在火车前上方，两架飞机像两只黑老鸹，摇摇晃晃向火车飞来。范朝利立即下命令，准备射击，两架飞机在火车上空盘旋了一圈，突然向火车俯冲下来，几乎在同时，一营的全部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顿时，炸弹爆炸声和机枪声连成一片，震耳欲聋，双方都没有击中对方。敌机在空中转了一圈，又俯冲下来。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击中，这一次俯冲要比上一次高得多，结果与上一次一样，谁也没有打中谁。敌机未再俯冲，一直向北飞去，消失在空中。范朝利望着远去的敌机，狠狠地骂道：“妈的！下次再敢来，非揍下你来不可！”嘴上虽然这样硬，但心中对能否打下敌机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因为部队从来没有进行过打飞机的训练。说来话巧，10天之后，七六九团竟然奇迹般地用手榴弹在地面击毁敌机24架。

10月10日，七六九团抵达太原，刘伯承命令他们向太原东北约100多公里的五台县地区挺进，伺机袭击南犯的日军。部队出发前，刘伯承对陈锡联团长、汪乃贵副团长和范朝利参谋长说：“你们团单独行动，要善于独立自主，果断行事，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具体情况，抓住战机，主动歼敌。”其他师首长也嘱咐说：“第一仗可以打小一点，但一定要打胜，这将影响我们的士气，也关系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最后，刘伯承师长又说：“看来阎锡山是守不住太原了，我们要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准备。只要我们指挥得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完全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10月12日清晨，七六九团从太原出发，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了指定地区。当时日军正在进攻在忻口一线设防的国民党军，七六九团实际上已经秘密进入日军的战役后方。经侦察后发现，在阳明堡有一个日军飞机场，每天都有成批的飞机从这儿起降，轮番攻击忻口的国民党军队，并严重威胁着太原。陈锡联、汪乃贵和范朝利针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阳明堡机场是对忻口前线中国军队的最大威胁，必须想法扫除这个障碍。现在日军并未发现八路军已经渗透到其后方，疏于戒备，这正是我军发挥传统的袭击战特长的大好机会，他们迅速定下了袭击阳明堡机场的决心。范朝利一想起在火车上遭敌机扫射的情景，心里就升起一股怒火，这些混蛋在天上可以欺负我们，这回在地面可要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了！

19日上午，陈锡联、汪乃贵和范朝利秘密抵近滹沱河西岸，用望远镜对东岸的飞机场的地形和日军的部署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回来后，他们确定了部署：由三营负责袭击飞机场，以一营负责钳制崞县增援之敌，以二营为团预备队并掩护三营后方安全。午饭后，汪副团长带领三营的营、连指挥员，经过化装，潜入离机场很近的地方进行现地勘察。他们把每一架飞机的停放位置、敌人机场守备队的部署以及机场的地形都搞得清清楚楚，下午，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范朝利又与三营的指挥员一起制定了具体的突袭方案，并对各突击组的战斗准备逐一进行了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夜幕的降临。

深夜11点钟，三营营长赵崇德率领着全营的勇士们出发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对三营的同志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困难。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反围剿斗争中，经常进行夜间作战，早就练出了“夜老虎”的本领。他们神速地通过山谷，涉过滹沱河，接近了敌人机场。日军自从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进展顺利，很少吃过亏。日本航空兵更是依仗其特有的优势，肆无忌惮，从未尝到过受打击的滋味，因此机场戒备松懈，此刻，他们正在被窝里做着怎样轰炸中国军队的美梦，却不知死神已经悄悄降临在他们头上。

三营神不知鬼不觉干掉了日军哨兵，越过了机场的铁丝网，阻援和掩护分队迅速占据了机场的有利地形，把枪口对准了日军守备队的掩体出口，随着赵营长一声令下，24个爆破突击组像下山的猛虎分别扑向各自的猎物。他们砸破机舱的玻璃窗，把一捆捆手榴弹塞进机舱，“轰！轰！”剧烈的爆炸声把敌人从睡梦中惊醒，鬼哭狼嚎，乱成一片。不过，日本军队到底是受过长期严格训练，没过多久，便组织200多人，向三营拼命地实施反扑，在赵营长的指挥下，三营的勇士们一面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反扑，一面继续对敌人的飞机实施爆破。敌机一架接一架地爆炸起火，整个机场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日军机场守备队被歼100多人。当敌人大部队赶来增援时，七六九团已经安全转移了，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勇敢善战的赵崇德同志光荣牺牲了，年仅23岁。

这一仗是七六九团也是一二九师抗日出师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使进攻忻口的日军失去了空中支援，不得不增加后方守备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在忻口前线的抗战。

这支诞生在山沟里，没有对付敌人飞机经验的部队，从刘伯承同志嘱咐要警惕敌机，注意防空开始，到全歼敌人24架飞机为止，前后只经历了十几天的时间，不能不说是具有十分浓厚的戏剧性色彩。在范朝利的战斗生涯中，这是唯一一次直接参与计划和指挥袭击敌飞机场的经历，在以步兵为主要作战工具的革命战争年代，打敌人飞机的机会毕竟是极其少有的。

打蒋军坦克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之时，第二纵队尚在淮河北岸的息县地区。很快，他们接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电令：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快速北进，赶在黄维兵团东进之前，到槐店、鲁台集附近领取棉衣后继续东进，参加淮海战役。

当时，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豫西执行别的任务，第二纵队由王宏嵘、范朝利、王维纲率领，日夜兼程，于11月21日到达指定地区，并在途中参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的战斗。

第二天，在浍河北岸白沙集地区，范朝利和王维纲召开了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范朝利向大家报告了华东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好消息，然后传达了刘、邓首长关于围歼黄维兵团的命令，接着区分了各旅的战斗任务。与会同志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挑重担，打头阵。他们说：“人家华野已经把黄伯韬吃掉了，这回看我们的了。”

范朝利深知这一仗是个硬仗。黄维兵团有12万人，装备精良，其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所谓“五大王牌军”之一。我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也不过十几万人，并且装备落后，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部队已经没有重炮，因为为了加强地方武装，遵照刘、邓首长指示，二纵的第五旅留在了大别山区。因此，范朝利在会上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要不怕伤亡，英勇作战，如果战斗中伤亡较大，要边打边补充，坚决打到底！”政委王维纲也要求大家：一定要认真贯彻总前委的作战方针，深入地进行思想发动，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坚决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光荣任务。

24日夜，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紧紧包围在东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的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了，黄维依仗着他的飞机、坦克、大炮的优势，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把我军包围圈撕开，突围逃窜。我军各纵队在总前委“层层包围，紧缩困饿，步步逼近，逐点攻占”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第二纵队当面之敌是敌人第八十五军，范朝利指挥着第四旅和第六旅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攻击，并一步步向里压缩包围圈。范朝利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1月26日和12月1日的两次战斗，因为这两次战斗是他第一次成功地指挥步兵打退敌人坦克进攻的战斗。

11月26日下午，敌人步兵在坦克的伴随下，向二纵的阵地发起进攻。对敌人坦克的进攻，他们也有所准备。当时，既无火箭筒，又无反坦克炮，惟一的武器是手榴弹，他们把4个手榴弹捆成一捆，以增大其威力；在阵地前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防坦克沟和交通壕，以迟滞敌坦克的行动。这天下午战斗中，六旅十七团趁敌人一辆坦克在沟壕前进退两难之时，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四旅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有人提出设火障的主意，他们把田野里的高粱秸收集起来，堆在敌人坦克前进的方向上，当敌人坦克接近我军阵地时，就迅速点燃高梁秸。这一着果然有效，阵地上火光熊熊，浓烟滚滚，敌人坦克成了“瞎子”，行动缓慢。我军爆破手趁机冲上前去，用集束手榴弹攻击敌人坦克。这天，四旅用这种办法炸毁敌人5辆坦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当天，范朝利把他们“火烧敌坦克”的战况向刘伯承司令员报告。刘伯承同志当即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充分发挥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个经验要推广，要发扬。”范朝利心里很高兴，是啊，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充分依靠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战胜任何敌人。

12月1日，又一次与敌坦克较量。上午8时，敌八十五军动用3000馀人、几十门火炮、10架飞机、14辆坦克，向四旅十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步兵、坦克发起冲击前，首先对我军阵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轰击。由于四旅很好地利用了阵地上的工事，敌人一个小时的炮击只造成我军3个人受伤。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并且又击毁敌人两辆坦克，阵地上的弹药越来越少，伤亡也越来越大。但是困难没有吓倒他们，他们提出了“敌人不近不打，手榴弹打不着不打，无把握不打”的三不打原则，坚决表示：“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守住阵地。”

指战员们不惜牺牲、战斗到底的精神使范朝利很感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但是考虑到四旅的部队伤亡太大，他命令六旅接替四旅的阵地，六旅像四旅一样，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坚决守住了阵地。

12月4日，第二纵队遵照总前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友邻部队，迅速向南机动，投入了阻击李延年兵团北援的战斗。当他们正在迎头痛击李延年兵团的时候，传来了我军彻底歼灭黄维兵团的消息。

当年浴血苦战的情景在脑海中还没有消逝，范朝利耳旁又响起了刘伯承院长的声音：“今后打仗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不学习怎么行呢？敌人的飞机怎么防，怎么打？敌人的坦克怎么对付，都要好好研究。”刘院长说得对啊。过去我们虽然打过飞机，打过坦克，但那都是用手榴弹打的呀。今后恐怕是再也不能用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飞机坦克了，必须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和手段，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想到这里，范朝利又拿起了演习材料……

一夜突破“40万大军”防线

“你们在建党26周年纪念日前夕，跨越黄河，胜利地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大反攻胜利的基础。全区军民，闻捷鼓舞，蒋占区千百万倒悬的同胞在盼迎你们！同志们，前进，勇敢前进。”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6月30日夜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之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及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的贺电。时间虽然已过去60年了，但当时我军势如破竹，挥戈南下，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激战鲁西南，连续歼敌的壮烈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1947年6月27日上午，我们接到野战军关于渡河作战的命令，要我第二纵队必须于本月30日夜分别由旧范县西南的林楼和寿张以南的孙口渡河。下午3时，我们召开各旅主要干部会议，布置渡河任务。会后，我（时任纵队副司令员）与钟汉华副政委率领各旅副旅长和部分团的干部到渡河地段侦察情况；陈再道司令员等分别深入到各旅检查准备情况。

1947年6月30日夜，强渡黄河的作战开始。明月当空，微风习习，鲁西南的夏夜显得无比静谧。然而，就在这一片静谧之中，一场紧张的强渡黄河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在旧范县西南林楼渡口的我第二纵队第四旅的渡河阵地上，纵队炮兵营营长范治平和政委凌风在指挥所里拿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对岸敌人碉堡、工事的动静，一列列巨人似的大炮在青纱帐里昂起头，幽幽的炮口指向对岸。我第四旅第10团、第11团的先头部队已登上了渡船，30只渡船隐蔽在渡口的两侧，机枪架在船头，每船指定两名战士照护舵手。各船的水手都是从沿黄各县挑出来的翻身农民。他们赤臂光胸，手握篙桨，个个如弯弓待发。

在这静谧的夜晚，战士们坐在船上，面对波涛滚滚的黄河，真是思绪万千。第十团一连二排长感慨地说：“黄河，千百年来它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它哺育了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然而，它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却变得像一条癫狂不驯的巨龙，贻害人民。蒋介石不就是企图将黄河当成”40万大军“阻止我军的行动吗？黄河啊黄河，是你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了。”随着二排长的一番议论，船舱里的战士们也悄悄地议论开了。家在黄河南岸的战士们，渡河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们激动地说：“不用说蒋介石将黄河当成40万大军，就是80万大军，我们也要吃掉它。”

20时，渡河的命令下达了。我第二纵队林楼渡口第10团、第11团的勇士们在接到渡河的命令后，条条小船像离弦之箭，急速向南岸驶去。当我先头船只驶到河心时，被对岸敌人发现。他们一边嗷嗷地叫着，一边向我们射击。此时，我早已憋足劲的各种火炮，随着范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开了火。霎时，敌人的阵地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的河防工事纷纷飞上了天。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我第四旅第10团一连和第11团二营的勇士们不待船靠岸，就跳进水里，迅速趟过淤泥滩，向大堤冲去。午夜12时，敌人的河防阵地全线崩溃。我第四旅全部渡过黄河。

与此同时，我第五旅在孙口也顺利渡河。该旅第一梯队的第13团一、三营，在我强烈炮火掩护下迅速渡河抢占滩头阵地后，立即向敌人冲击，分头包围敌人，待我歼灭董家花园之敌后，其余地点的河防守敌闻风南窜。我军迅速控制了蔡楼至范庄的大堤，并按预定方案，向郓城、水堡集方向推进，分割、围歼敌人。

7月1日凌晨，野战军李达参谋长在电话里向我们通报说：“第一、六纵队也已顺利渡河。”就这样，蒋介石吹嘘的所谓可以代替“40万大军”防守的黄河防线，只一夜工夫就被我军彻底粉碎了。

懋功会师奋起北上

1934年10月，范朝利调红四军第十一师任参谋主任。并于1935年3—4月率部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结束后，红军控制了东至嘉陵江，南至梓潼，西到涪江，北至青川、广元之间的广大地区，为进军川西北和甘南，实现方面军的川、陕、甘作战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态势。但是由于张国焘对西进和北出犹豫不决，在后面忙着大搬家、撤出川陕根据地，并命令各军的后卫部队烧毁沿途的房屋，名曰“坚壁清野。”范朝利也命令红十一师警卫连烧了驻地清江渡的房子，粮食能带走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烧毁。这样，红军完全丧失了进击川甘边的战机，也得罪了当地群众，使方面军陷于无根据地依托的困难境地。实际上红四方面军从此就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这里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红军在这里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军。红四军第十一师强渡嘉陵江以后，部队减员较大，在江油以南的青莲渡进行了六七天的休整。在这期间，范朝利协助师领导一起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使部队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都得到了补充，各团都扩军三四百人，全师扩充到近5000人，日子好过多了。

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胜利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省东南部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正调兵遣将，企图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为打破蒋介石新的合围，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根据当时的敌情，四方面军于5月初在江油以西的西山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红四军的王宏坤、周纯全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占领松潘、理县、茂县等地，以摆脱红四方面军当前所处的不利境地，并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5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军、第三十军主力经北川向汶州、理县进发。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则分别进到了松潘、平武以南镇江关、片口等地。红军第十一师为第四军的二梯队，并负责掩护军机关的安全。到了镇江关地区后，红军即北进攻打松潘，准备拿下这座古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但胡宗南部先红军一步，进驻松潘。这座古城，周围崇山峻岭，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城墙厚达10多米。红军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动，遂撤至镇江关，与该敌对峙，敌我双方不时发生激战。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个方面军前锋已相距甚近，会师已指日可待。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地思想动员，贴出了“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口号。

6月13日，两个方面军的前锋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经过艰苦奋战的两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此相见，就好像久别的亲兄弟一样，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激动得热泪盈眶。14日，会师部队在达维镇召开了庆祝大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同志到会作了亲切讲话，他以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说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还指出，懋功会师是一伟大胜利，它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恶毒计划，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6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开始向北运动。指战员们日夜兼程，7月中旬到达松潘地区。根据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精神，红四军第十一师攻占了距松潘5公里多的要点毛牛沟，准备夺取松潘。红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后，根据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意见，确定以多路突击的办法，夺取松潘，但是，由于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正面突击或迂回穿插，均未奏效。

8月初，根据党中央毛尔盖会议精神，决定放弃攻打松潘计划，迅速北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8月中旬，根据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分别北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从卓克基北进阿坝、控制墨洼，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靠拢；由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率领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大草地，数日行程渺无人烟，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斗。这里的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骤降，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为抵御严寒，夜间大家围坐在一起，点起火，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黑色的泥沼，深不可测，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被它吞没。一旦陷进去，个人还不能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别人也不能直接用手去拉，这样不但拉不上来，还会被他把你也带进去。原野茫茫，找不到粮食，前面的部队还可挖野菜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也吃不上了，没办法，草根、皮带、皮马鞍也成了充饥的“食品”，最后实在没办法，有些部队还杀了一些战马充饥。经过5天的艰苦行军，终于战胜了这片人迹罕至的大草原，右路军先头部队于26日傍晚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胡宗南得悉红军主力北进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企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道。能否抢在胡宗南部队赶来之前抢占包座，是摆在红军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如果失去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巴西以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做攻打包座的准备。鉴于当时第三军尚未通过草地，第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较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由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担任攻打包座的任务。包座战斗，毙伤敌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枪1500余支及大批粮食、牛羊。红军全部控制上包座地区，敲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对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具有重要意义。

张国焘南下路线的失败

包座之战，扫除了红军北进道路的绊脚石。胡宗南的主力第四十九师被红军歼灭后，不敢再孤军北出；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还远在宝鸡西南的徵县、两当地区，距红军尚远。此时，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正是红军集中全力向东北挺进的有利时机。已到达包座地区的右路军广大指战员，正满怀信心地等待左路军到达后，一起北进。然而，这一有利时机却被张国焘破坏了。他率左路军一到阿坝便按兵不动，百般刁难中央，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公然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并让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

9月下旬，南下红军部队，再次穿过草地，到达马塘、松冈、党坝一带。四川军阀得知红军回来了，立即由刘湘牵头，纠集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两个旅，杨森第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个团等共30个团沿大小金川地区，布阵堵截，企图乘红军两过草地的疲惫之机，向红军猛扑过来，一举置红军于死地。形势非常危急。红军广大指战员虽然对再次南下议论纷纷，但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根据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制定的《缓（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此役，共击溃敌刘文辉、杨森六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

绥崇丹懋战役以后，方面军又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根据这一计划，10月24日，红军发起进攻，经10多天激战，先后攻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歼敌5000余人，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已被红军控制，造成了直逼成都的战略态势。红四方面军虽然取得了以上两战役的胜利，但整个形势仍对我不利。此时冬季将至、气候寒冷，衣食无着；部队两过草地，没有得到休整，乍到新区，群众尚未发动，部队减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刘湘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忙调兵遣将，纠集80余个团，准备在百仗一带与红军决战。刘湘下了死命令，要川军拼死夺回百仗关，援救名山，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

百仗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易攻难守。11月19日，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仗地区十余里长的弧形阵地发起疯狂反扑。红军指战员忍着疲劳寒冷与优势之敌展开激战，子弹打光了就与敌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胳膊被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导火索将手榴弹拉响，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我与敌反复拉锯，血战三昼夜，阵地还在红军手里。但这里交通方便，敌人的后续部队不断增加，前线之敌虽经我打击，攻势并未减弱。红军于11月下旬撤出百仗一带阵地，转移到九顶山至天全、宝兴一带扼险防守。1936年2月敌人又集中薛岳等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芦地区大举进攻，红军处在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的困难境地，人困马乏，但仍顽强地阻击敌人，打得十分艰苦。经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一线，向西转移。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宣告失败。

甘孜会师

自百仗一战失利以后，在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面对敌人的重兵压迫，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只好陆续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道孚、炉霍一带转移。

川西的2月，天寒地冻，没有一丝春意，西进途中，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顶天矗立的雪山天险。范朝利印象最深的是大雪山脉中段的党岭山，它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它就像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范朝利和红十一师的指战员们来到山脚下，只见山顶插入云层，天雪一色，矗立眼前。据当地藏民介绍：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到中午12点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凶多吉少。同志们根据当地藏民的介绍和先头部队的经验，做了充分的准备。头天下午出发，在山腰过夜。雪山的夜啊，可真难熬。寒风怒号，气温达零下20度，指战员的眉毛、胡子都结满冰霜，有些战友被冻僵在雪堆里，就长眠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了。翌日上午，开始翻越党岭山峰。高原地带、空气稀少，越往山顶，越觉得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喘不过气来。但是，还不能停下来，一停就会倒下去。同志们一会儿攀冰岸，一会儿爬雪沟，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渊。就这样，大家互相搀扶，团结一致，一步一挪，经4个小时的跋涉，终于越过了这座鬼门关。

翻过雪山以后，红军继续向西疾进。至4月上旬，方面军已控制了东起丹巴，西到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接草地的大片地区。到达以上地区后，为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部队在这里暂时停留下来，一方面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放宽对土司、喇嘛的政策，筹集粮食和羊肉；一方面休整部队。在此期间，方面军根据南下以来的情况，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以后，方面军共辖第四、五、九、三十一、三十二军5个军和直属骑兵师等四万余人。这时战事不多，方面军调了一些军师职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范朝利与陈再道师长分在一个班。学习结束后，陈再道到红四军当军长，范朝利到红四军第十师任参谋长。当时第十师辖第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4个团。红四军及三十二军一部奉命挥师南下，占俄洛、逼雅江，在红四方面军的策应下，6月3日，红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六军团十六师在理塘以南之甲洼与三十二军会合。7月2日，红二方面军全部到达甘孜地区，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了。

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的事实，使广大指战员亲自经历了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欢乐和分离后的痛苦，更加懂得了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的珍贵。各部队都把大批慰问品送给红二方面军，慰劳艰苦转战的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两支兄弟部队都表示要使红军永远团结再不分离。在广大指战员强烈舆论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解散自立的伪中央，成立了党的西北局委员会。会师以后，两个方面军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的力争下，终于决定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在会师以前，红四方面军就为北上做了些准备，所以行动很迅速。

再次穿越草地北上，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路程比前次远，时间长，困难更加严重。但是，“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英勇无畏的红军指战员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又一次战胜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死亡线，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胜利。随后，又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出甘南、抢腊子口、攻岷州、克洮城，迅速北进。10月8日，范朝利所在的红十师作为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会师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范朝利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10月10日，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城胜利会师，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新的一页。

淮海战役打坦克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之时，第二纵队尚在淮河北岸的息县地区。很快，他们接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电令：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快速北进，赶在黄维兵团东进之前，到槐店、鲁台集附近领取棉衣后继续东进，参加淮海战役。

当时，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豫西执行别的任务，第二纵队由王宏嵘、范朝利、王维纲率领，日夜兼程，于11月21日到达指定地区，并在途中参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的战斗。

第二天，在浍河北岸白沙集地区，范朝利和王维纲召开了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范朝利向大家报告了华东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好消息，然后传达了刘、邓首长关于围歼黄维兵团的命令，接着区分了各旅的战斗任务。与会同志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挑重担，打头阵。他们说：“人家华野已经把黄伯韬吃掉了，这回看我们的了。”

范朝利深知这一仗是个硬仗。黄维兵团有12万人，装备精良，其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所谓“五大王牌军”之一。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也不过十几万人，并且装备落后，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部队已经没有重炮，因为为了加强地方武装，遵照刘、邓首长指示，二纵的第五旅留在了大别山区。因此，范朝利在会上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要不怕伤亡，英勇作战，如果战斗中伤亡较大，要边打边补充，坚决打到底！”政委王维纲也要求大家：一定要认真贯彻总前委的作战方针，深入地进行思想发动，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坚决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光荣任务。

24日夜，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紧紧包围在东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的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了，黄维依仗着他的飞机、坦克、大炮的优势，向纵队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把纵队包围圈撕开，突围逃窜。原野战各纵队在总前委“层层包围，紧缩困饿，步步逼近，逐点攻占”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第二纵队当面之敌是敌人第八十五军，范朝利指挥着第四旅和第六旅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攻击，并一步步向里压缩包围圈。范朝利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1月26日和12月1日的两次战斗，因为这两次战斗是他第一次成功地指挥步兵打退敌人坦克进攻的战斗。

11月26日下午，敌人步兵在坦克的伴随下，向二纵的阵地发起进攻。对敌人坦克的进攻，他们也有所准备。当时，既无火箭筒，又无反坦克炮，惟一的武器是手榴弹，他们把4个手榴弹捆成一捆，以增大其威力；在阵地前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防坦克沟和交通壕，以迟滞敌坦克的行动。这天下午战斗中，六旅十七团趁敌人一辆坦克在沟壕前进退两难之时，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四旅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有人提出设火障的主意，他们把田野里的高粱秸收集起来，堆在敌人坦克前进的方向上，当敌人坦克接近二纵阵地时，就迅速点燃高梁秸。这一着果然有效，阵地上火光熊熊，浓烟滚滚，敌人坦克成了“瞎子”，行动缓慢。二纵爆破手趁机冲上前去，用集束手榴弹攻击敌人坦克。这天，四旅用这种办法炸毁敌人5辆坦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当天，范朝利把他们“火烧敌坦克”的战况向刘伯承司令员报告。刘伯承同志当即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充分发挥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个经验要推广，要发扬。”范朝利心里很高兴，是啊，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充分依靠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战胜任何敌人。

12月1日，又一次与敌坦克较量。上午8时，敌八十五军动用3000馀人、几十门火炮、10架飞机、14辆坦克，向四旅十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步兵、坦克发起冲击前，首先对原野战军阵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轰击。由于四旅很好地利用了阵地上的工事，敌人一个小时的炮击只造成二纵3个人受伤。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并且又击毁敌人两辆坦克，阵地上的弹药越来越少，伤亡也越来越大。但是困难没有吓倒他们，他们提出了“敌人不近不打，手榴弹打不着不打，无把握不打”的三不打原则，坚决表示：“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守住阵地。”

指战员们不惜牺牲、战斗到底的精神使范朝利很感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但是考虑到四旅的部队伤亡太大，他命令六旅接替四旅的阵地，六旅像四旅一样，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坚决守住了阵地。

12月4日，第二纵队遵照总前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友邻部队，迅速向南机动，投入了阻击李延年兵团北援的战斗。当他们正在迎头痛击李延年兵团的时候，传来了部队彻底歼灭黄维兵团的消息。

一门两将

一代两将军，竟是堂兄弟，出在新县郭家河乡范湾村大刘湾南队。哥哥是中将范朝利，弟弟是少将范朝福。

兄弟俩在革命军营中并肩战斗。范朝利将军在1930年参加红军的同年就入了党，此时他只有16岁。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了排长、副连长、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时间，由他任参谋长的新三八五旅先后参加了正太铁路破击战，策应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日军对五台、阜平地区的围攻。以后的历次反扫荡，范朝利都曾参加。

范朝福将军1929年就加入了红军，当时，他才14岁，长征时期，范朝福主要从事民运工作，长期单独活动。他不仅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还不断吸收新人，扩充部队，使地方武装不断壮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来到太行山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在巨鹿，范朝福依靠人民群众，顽强地坚持与日军游击战斗，日军曾以3万元巨款悬赏活捉他，但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将军逝世后，骨灰葬于鄂豫皖革命烈士陵园。

战争的惊涛骇浪已经过去。祖国的明天会更好。就在范氏将军故居前的不远处，有一所“八一”希望小学。这所小学是范朝利从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职后，组织济南军区官兵捐资兴建的。该校的德育室内陈设有两位将军革命历史的图片。当年，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他们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如今，无论是健在，还是魂归故里，他们同样希望民族振兴，祖国富强，家乡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在前。两位将军所在的郭家河乡党委书记付象海在今年的工作会上这样展望未来：思想再解放、工作再上新台阶、干群团结再努力，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希望变成美好的现实。

范朝福，新县郭家河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军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5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3年1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