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11月，第一期《大西洋月刊》出版，称自己为“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它在创刊宣言中这样写道：“在政治领域，《大西洋》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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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坦率地同任何人物与党派杰出，但其观点会超越狭隘地党派与个人偏见。这种态度将是真理与持久繁荣根本。它拒绝将自己置于任何派系中，但它将永远会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荣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起。”这一年，铁路还没有贯穿美国，但人们知道即将就会到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两年之后才会发表；而那个叫林肯的总统4年之后才上台；但有一点确凿无疑，越来越多的人移民至美国，寻求自由与尊严还有财富。

今天的《大西洋月刊》已经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它的发行量达到了47万份，每期有120万人在阅读。是“美国国家杂志奖”无法错漏的名字。而伴随着《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不但已经觉醒、甚至要成为一种霸权。150年前，爱默森仅仅希望美国人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压抑，而今天，是法国人在义愤填膺地抵制美国文化。我们可以宣称好莱坞电影低级，我们却必须承认林肯艺术中心代表了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出现起，美国文学就已经不再是荒漠。爱默森与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同样相信，《大西洋月刊》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比起150年前已经庞杂得多，《大西洋月刊》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呈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有一点它似乎一直在努力坚持——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的、有艺术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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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至1907年的大西洋月刊：美国人文主义的兴起与衰落》作者：《大西洋月刊》编辑部

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一个名词…… ——拉尔夫·爱默森

格鲁特·斯泰因小姐的客厅，是20年代巴黎年轻艺术家们流连的场所。渴望成名的海明威在这里，被这个像农妇般魁梧的小说家教育道：“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而斯泰因本人希望能在《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这种杂志对于海明威是遥不可及的。将近70年以来，这本杂志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它一直在努力传达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品质，并渴望这种声音被更多的美国人接受，更希望它所倡导的美国文学与美国精神被欧洲人接受。

让我们回到1837年8月31日的麻省坎布里奇镇。消瘦的爱默森正在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发表演说。这位美国精神之父讲道：“美国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惺松的眼睛，去满足全世界对它多年的期望———美国人并非只能在机械技术方面有所成就。他们还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奉献人类……在我们周围，有成百上千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靠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 ……我们倾听欧洲雅典的艺术女神的声音，已经为时过久。人们已经怀疑，美国自由人的精神是否是胆怯、摹仿或驯服的代名词……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一个名词……”

为爱默森的讲演作注解的是，自1783年建国以来，美国缺乏自己的文学家与艺术家，美国的公众的精神生活完全依靠于阅读英国作品。

20年后，爱默森、洛威尔、朗费罗、霍姆斯一批新英格兰思想家，聚集在波士顿帕克旅馆中。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4月的午后，这些全美最智慧的人在商讨出版一本改变美国文化的杂志。这本杂志的主旨早在1837年爱默森的讲演中表露无疑———去定义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去提升出某种‘美国理念’。这是一次长达4个半小时的讨论，我充满愉悦地幻想着背负着强烈使命感的老绅士们的神态，他们迫切激情与语态中，他们选择了《大西洋月刊》作为刊名，而散文作家洛威尔成为了第一任主编。第二天，一位参与者在致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富理智的时刻”。

1857年11月，第一期《大西洋月刊》出版，称自己为“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　它在创刊宣言中这样写道：“在政治领域，《大西洋》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它会坦率地同任何人物与党派接触，但其观点会超越狭隘的党派与个人偏见。这种态度将是真理与持久繁荣根本。它拒绝将自己置于任何派系中，但它将永远会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和荣誉这一信念的人在一起。”

这一年，铁路还没有贯穿美国，但人们知道即将就会到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两年之后才会发表；而那个叫林肯的总统4年之后才上台；但有一点确凿无疑，越来越多的人移民至美国，寻求自由与尊严还有财富。

洛威尔成功地使这本新生杂志成为成名作家与年轻作者共同的舞台。两年内，它的发行量超过了3万份。最初，这本杂志记录了梭罗、霍桑、爱默森等人的创作，接着它成了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最初发表小说的刊物；20世纪初，它发表了伍德罗·威尔逊与西奥多·罗斯福的重要政治论文；60年代，马丁 ·路德·金给它寄去“伯明翰监狱来信”的手稿……

爱默森渴望见到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美国，它的理念以文学为基础、却早已超越了文学。所以，你可以看到《大西洋月刊》编辑们的兴趣是多么广泛。南北战争期间，它强烈支持废奴主义，并开创了用艺术化手法处理战争报道的先河。马克·吐温宣称自己愿意为它写作一些滑稽故事，因为只有这里的编辑，才不把滑稽理解成拿大顶。

进入20世纪，它在强烈关注政治与文化的同时，对于新兴的技术思想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二战后，它发表了探讨原子能技术的文章，对于计算机带来的人工智能，它是最早予以评介的杂志。

今天的《大西洋月刊》已经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它的发行量达到了47万份，每期有120万人在阅读。是“美国国家杂志奖”无法错漏的名字。而伴随着《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不但已经觉醒、甚至要成为一种霸权。150年前，爱默森仅仅希望美国人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压抑，而今天，是法国人在义愤填膺地抵制美国文化。我们可以宣称好莱坞电影低级，我们却必须承认林肯艺术中心代表了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出现起，美国文学就已经不再是荒漠。爱默森与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同样相信，《大西洋月刊》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比起150年前已经庞杂得多，《大西洋月刊》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呈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有一点它似乎一直在努力坚持———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的、有艺术感的态度。

其现任执行编辑加伦·默非说道：“《大西洋月刊》，报道不但涉及宗教，而且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宗教；它对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看法超越了宗教组织，而是置于有关信仰与信念的更大主题之上。从第一期起，它就建立了某种特别的幽默感。”这位编辑认为，在信息如此泛滥的今天，《大西洋月刊》在美国人的生活应该充当这样的角色：

首先，《大西洋月刊》责任之一，即为公众提供关于这个国家各个层面的深思熟虑的看法与观点；同时还要记录美国之外的事件；将那些遮遮掩掩、不为人知的大事揭示给应该了解这一切的小人物；从知性的角度去报道诸如婚姻、道德以及思想方面的重大事件、而非仅将其视作“新闻”；回避“乐队花车”般的热闹场景，把我们作者得出的结论传达给那些需要了解的人。

美感是《大西洋月刊》的第二个目的。目的过多，对生活更优越、更完美的追求并不一定是实用的。但很多这样的追求却是为“人之为人”的意义。《大西洋月刊》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孕育了我们文学和精神的种子。对于众多的小说作者与诗人而言，这样的杂志就是他们从无名小卒到鼎鼎大名之间的中转站。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大西洋月刊》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餐桌。真正喜欢这本杂志的人，是政治、商业与文化精英们，他们只是美国的“小众”。这本杂志肯定忽略了世界上很多事件，但是它的某些方面还是极具价值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巨大与专业化，为科学家、政治家、商人、作家、军人、教士、学者所留空间愈来愈少。但在这本杂志中，无论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黑人还是白人，有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都可以听到其他人在说些什么。

最后，《大西洋月刊》还有一个与通才教育类似的目的。这种目的很难细致描述，而见效也似乎相当缓慢。有人这样评论通才教育：它即便是一无是处，至少也可以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对于一本杂志来讲，这种目的实在有点是奢望，不过仔细一想，一本杂志难道不该这样？

对于加伦·默非对杂志的期望，除了尊敬以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情感？1999年底，迈克·凯利成为《大西洋》月刊第十一任总编辑。尽管这位编辑天才对于目前的杂志状况不够满意，认为它对于事件的反应缓慢而陈旧。他希望他能够让这份杂志更加鲜活起来，将近150年的历史让它有点沉重，他要让杂志进入互联网时代。但是，有一点，他比谁都清楚，这份杂志所带有的特殊使命感与优雅的态度，是无可改变的。

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讲，一个细节或许会拉近我们与《大西洋月刊》的距离。在它的编辑部里张贴着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中国订户宋美龄因为抗战原因，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所以特地致信要求将杂志邮寄至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