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则可（1897～1968），书名肖明诚，宜宾市城区人。他读高小时，就憎恨外国传教士愚弄中国人，曾邀约部分同学击破法国天主教宜宾“圣道院”的玻璃窗。事后，地方政府追查，萧一度被迫离家流浪。民国6年（1917年）在 “万兴鸿”锅厂做“跑街”。民国9年，约同堂弟萧雨笙及亲戚熊荫村等，醵资白银350两，[注] 往来宜宾、泸州间，从事铁锅、土铁、小五金等商品贩运，至民国12年已积累大洋3000元。次年，租赁林家巷铺面两间，开店经商，始取名“宝元通”。

萧则可经商素重信誉，讲求薄利多销，方便顾客。“宝元通”创办初，萧即提出“铁锅漏水包掉包换”，“各种洋钉分零出售，长短任配”。以后又提出了凡商品霉变、生锈、残损、规格不合者“四不上柜”。当时，商家经营取利常为20～50%，而宝元通一般商品仅取利10～15%。同时一律实行明码实价，不讲价钱，故深得顾主信赖，更受到厂家欢迎，抗日战争中，迁川工厂便有30多家委托宝元通代销产品。

萧则可发展实业勇于决策。他看重打开商品销路。代销煤油时，新去重庆购买各式“省油灯”，每出售一盏即新增一个用户，从而很快控制了川南煤油市场。他总是尽量设法到产地进货。民国14年，乐山、犍为所产的毛铁运不出来，而宜宾、泸州存货空虚，市价飞涨。萧则可冒着生命危险，抢先赶到上述产地用厂价赊购，仅这一笔就在短期内为宝元通赚得几倍利润。到民国15年第二个大结帐期，它的资金已积累到银洋1万元。于是，萧及时把宝元通的业务扩大为经营百货、匹头，在大北街修建了营业大楼。民国19年，萧则可到成都参观工厂后，深有感触，遂逐步筹划开办工业企业，于民国23年毅然决定，把宝元通总号由宜宾迁往重庆，以适应事业发展需要。次年，萧又辞去总经理职务，去泸州专心致志地主管“联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民国25年，又明确提出“以经营百货贸易为过程，达到生产事业为目的”的方针。民国30年后，萧则可正式建议宝元通转向经营工业。民国34年（1945年）更打出“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取名“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开办了纺织、印染、制茶、皮鞋等工厂，并投资兴办合众轮船公司。民国36年5月统计，宝元通资产已达264.41亿元，其中生产事业即占31.7%。到1949年“宝元通”的分支机构已发展达20多个，并在印度、巴基斯坦、香港等地设有贸易机构。

萧则可办企业，提倡“团体”精神。民国14年，他已认识到：“为少数人牟利的企业，终不能期其长久，更难于发展自立”。因此，他提出“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实行“劳资合作”，使绝大多数店员都成了在职股东。20世纪20年代后期，萧又提出“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的团体精神，作为《号训》付诸实践。到民国35年，职工股份已占总资金90%，成为名副其实的劳资合作企业。

萧则可经营企业，有一套独特的方式。在他的倡导下，公司建立店员代表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另亦设有代表资方的股东大会，作为监督、咨询。他十分注意延揽人才，知人善任。重视培养企业的见习生，先后共招收见习生1000多名，占全部职工的90%。对见习生“以才定职，以职定责，以责定权”，先后30多人被提拔为经理、副经理、襄理。萧强调人事考绩，对职工按“意志、工作、才能、行为”打分，作为级别升降及奖金、红酬的依据，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平时为人谦和，洁身自好。民国24年，他的外甥犯了号规，同样开除，决不姑宽。

民国36年（1947年），公司在重庆北温泉召开秘密扩大主干会议，会上，萧则可代表创办人明确表态把公司交给共产党。会后，公司即派黄凉尘去香港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50年1月，他将宝元通的全部职工和资产交给人民政府转为国营。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赞誉。

萧历任泸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泸州市分会第一召集人，川南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兼商业厅厅长，四川省工商联一、二届副主任委员，一、二、三届省人民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冬，萧则可病逝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