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Dharmsāla，意为休息室）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

简介

地理气候

人口

历史

经济

教育

生活

简介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北面是号称“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潮湿闷热。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主要是当地印度人居住，而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亦称麦罗甘吉，人口有万人左右，相当于我国一个乡镇的人口规模，为中国流亡藏人聚居区，也是分裂分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栖息地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盘踞的地方。达赖集团在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裹挟了数万藏民仓惶出逃到印度，被印度政府安置在北部喜马偕尔邦山区这个叫达兰萨拉的小镇。

地理气候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那里被山谷、河川、农田以及茶园围绕，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12小时的车程。达兰萨拉冬天气候干燥、寒冷，7～9月气温潮湿闷热。

人口

目前，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称为麦罗甘吉，人数只有8000多人，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也是达赖寓所以及所谓“流亡政府”所在地。

历史

达兰萨拉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它在1849年成立。长久以来，达兰萨拉一直都与印度教及佛教连结起来。过往在当地有不少佛教寺院建立，都是由从8世纪开始由西藏过来的移民所兴建。不过，这些寺院大多数都已荒废，反而印度教却有复兴的迹像。 1848年，达兰萨拉随同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方一起被英国吞并，并于一年后由英军在当地建立城镇。1852年，达兰萨拉成为了Kangra区的行政首府。

十四世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带领8万跟随他的藏民仓惶出逃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经过40多年的繁衍，加上陆续出逃的少数藏民，目前流亡的藏人共约13万人，其中在印度有10万人，其余的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尼泊尔、不丹、欧洲和美洲等地。达兰萨拉位于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麓，全区为山谷、河川、农田、茶园所点缀，而四周则被高山和原始森林覆盖，风景秀丽，景色别致。喜马拉雅山区凉爽而湿润的空气，赋予达兰萨拉独特的四季分明的气候。达兰萨拉盛产大米、小麦、绿茶等农作物。

达兰萨拉分为上下二部，下达兰萨拉地区海拔1250米，名为科特瓦尔巴扎，主要居民是印度人；而上达兰萨拉地区约海拔1800米，名为麦克罗干吉，这里距科特瓦尔巴扎约8公里左右。麦克罗干吉居住的主要是流亡藏人，同时也是十四世达赖的居住地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流亡的藏人把麦克罗干吉叫作「小拉萨」，显然有怀乡意味。

流亡印度的藏人幷不都居住在达兰萨拉。这个偏僻的高原小镇容量有限，所以多数藏人只好整体分散、相对集中地散居在印度各地，其中以南部居多。真正留在达兰萨拉的藏人也就1万多人。

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很多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来的，则被印度政府征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们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几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还是难民。

相对而言，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还有一定保证，得益于达兰萨拉是国际旅游区的声誉，这个小镇的居民每年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这里，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一应俱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印度穆斯林老板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每天光顾商店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出手大方，因此我也算发了‘西藏财’。”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难民区的藏人，生活水平则比较落后。泽西告诉本报记者，相对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劳，难民身份更是让他们不敢懈怠。但这也给藏人带来了麻烦，一些当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冲突时有发生。

经济

“流亡政府”财政紧张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难民计划办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流亡政府”还经营业务增加收入。“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资金支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其对自身的“民主化”包装，掩盖政教合一的本质，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教育

儿童教育很西化此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会议间歇，本报记者走访了几间教室，采访了一些正在课间休息的师生。

一位教英文的老师告诉本报记者，儿童村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由于达兰萨拉儿童村位于山顶，日照时间长，所以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学生们可以用热水洗澡。

这位老师说，这个儿童村建于1960年，目前已经发展成拥有12个年级、2700多名学生、130多位教师的大型系统学校。学校的最高处是幼儿园。在山林不许砍伐的印度，木地板非常昂贵，但本报记者看到，幼儿园的屋子里居然铺着木地板。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告诉本报记者：“将来我要考上世界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功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还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亡社区”建立了200座左右的寺院，有15000名以上的僧尼。

生活

达兰萨拉的藏人总的来说生活水平还可以，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无烟工业的旅游每年为这个小镇的居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这里有著其它旅游城市所具有的设施，如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

每年的5月到9月是印度最热的时候，可这里由于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气温一般都在20多度，气候凉爽，因此吸引了大量来自印度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来避暑度假。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还在此地租下房屋，组成「国际村」，他们常年居住于此，或学习修炼瑜珈，或写作绘画。但由于这里是个「三不管」地带，所以也吸引了不少有钱又空虚的外国游客到这里来逍遥放纵，如酗酒、嫖娼、吸毒等等。

旅游在给达兰萨拉带来钞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垃圾、废气和脏物，使这个过去清净的佛门之地染上了太浓的商业化气息，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污染、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过去这里空气清新，但现在不少当地居民在出门时甚至戴上口罩以遮挡混浊的汽车废气。

「中国制造」从无到有

在「小拉萨」，藏人开办了许多小餐馆，生意红火，有地道的西餐和藏餐，还有各种面包店和蔬菜市场。和印度其它一些旅游城市一样，印度人开办的瑜珈课堂是少不了的。山上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小商店，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式首饰以及风格有别的服饰。

不难发现，达兰萨拉的藏人虽然身在异乡，有许多中青年是在当地出生，却都在努力保持著传统的文化习俗和饮食习惯。小镇的主街就叫「拉萨路」。他们尤其喜欢喝酥油茶和奶茶，也喜欢吃糌粑。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近两年居然也能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了——在前几年这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中国制造」早在印度其它地方随处可见，但在达兰萨拉劫一直属于「禁品」，严禁销售和购买。一位「流亡政府」官员说，他们自然不喜欢让当地的商店充斥中国商品，也担心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化解流亡藏人对中央政府的怨恨，动摇「流亡政府」的根基。

但是，自从2003年后，「禁令」就开始松动了，各种「中国制造」的商品开始进入麦克罗干吉，在藏人开设的小商店里公开出售，像玩具、文具、小家电等都摆在货价上。

当地藏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喜欢。他们不能直接从内地进货，只好从新德里的商人那里批发中国货品。一些游客和记者说，中国商品如此大举进入达兰萨拉，甚至连中国内地拍摄的电影都可公开放映，真是大势所趋，也透著「流亡政府」的无奈和没落。

生活的差距

和生活在印度其它地方的藏人相比，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稍微好些，但也富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除了旅游业和农业，没有其它工作可做，许多人依然在温饱在线挣扎。

真正富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国际援助「发财致富」。他们白天穿著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

流亡藏人对这帮毫无道德和良知的「官员」的腐败早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他们气愤地说，援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劫分不到多少援助。

在印度其它地方的藏人或经商，或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共租用了2万多英亩的田地用于种植农作物。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只能租借。

《环球》杂志记者在印度北部和南部旅行时，就经常看到一些藏人在旅游景点开设小店，出售有西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如首饰、银器、转经筒和服饰等。比如，在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就有不少藏人在繁华的街道旁集中摆摊设点，出售衣服和首饰等物品，被当地人叫作「西藏一条街」。他们大多数都是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他们经过多年的「洗脑」，虽然依旧敌视中央政府，但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幷不满意，希望能有朝一日返回故乡，结束客居异乡的生活。

细细想来，不难发现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其实活得挺惨的。

首先，他们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只能永远拿难民身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只能是客居他乡，寄人篱下，漂泊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散。

其次，他们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数月前，喜马偕尔邦政府就批准达赖的「流亡政府」可以再租借达兰萨拉的土地50年，让流亡藏人暂时还有个栖身之地。

但是，毕竟是长期生活在别人的土地上，一大批人要吃要住要生活，自然就要占据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与当地印度人争土地争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虽然有印度政府调停，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流亡藏人的担忧

在跟生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些流亡藏人聊天后得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达赖之后他们的命运会发生什么变化。一些人已经对返回故乡不抱什么希望，争取从印度转到欧洲或美洲定居。

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争取西方同情和援助的一个招牌。尽管达赖不遗余力，但他领导的「流亡政府」迄今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达赖一旦去世，国际上对流亡藏人的关注度必将大为减弱。

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腐败机构，要指望这个机构带领流亡藏人返藏，希望的确渺茫。

分析人士认为，一旦达赖去世，目前「流亡政府」内部被掩盖的矛盾将完全公开，各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将明显加剧。即便达赖同意转世，「转世灵童」的寻找和确认需要很长时间，「灵童」找到后到长大成人也需要十几年的漫长时间，这意味著「流亡政府」在达赖后时代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来领导。

「流亡政府」失去凝聚力，各派各党必然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实力，争权夺利。可以说，达赖去世后，「流亡政府」在几年内都将处于争权夺利之中，甚至四分五裂。像目前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一致对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特别是现在，印度为了跟中国搞好关系，尽量淡化政府与达赖的关系，疏远与达赖的往来。印度官方还曾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任何反中国政府的活动，使得达赖和流亡藏人的活动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日子越来越难过。

《环球》记者在新德里认识一个叫平措的中年藏人。他对记者说，他是前几年在别人的鼓动下从西藏经尼泊尔跑到印度来的，却发现流亡的生活令他绝望。

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好。看到我的其它同胞在印度也都过著无根无落的难民生活，我才知道我的出逃是一个绝对的错误。现在我只想回家，回到我的故乡拉萨。你告诉我，我能回去吗？

在印藏人生活窘迫

流亡印度的藏人并不都居住在达兰萨拉。这个偏僻的高原小镇容量有限，所以多数藏人只好整体分散、相对集中地散居在印度各地，其中以南部居多。在印藏人几乎很少与当地人来往，通婚的更少。按照当地规定，流亡藏人无权购买土地和建房，因此大多数流亡藏人不得不借住印度人的房子。

在印度其他地方的藏人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客居他乡，寄人篱下；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他们大多数都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虽然经过多年的“洗脑”，但还是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不满意，漂泊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散。流亡藏人与当地印度人争土地争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

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辑考什克不久前参加了中国有关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西藏之行活动。在领略过西藏的文化之美、现代之美后，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

同行的印度《南方先驱报》副总编辑南布迪瑞原本对西藏的“破旧”印象则被当今西藏的现代化气息所颠覆：“我被这儿的现代化气息深深感动了，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充分地享受宗教自由，同时还能够享有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好处。”

自总编辑奥斯特西藏之行后，德国《明镜》周刊连续发表了《通向世界屋脊的火车》和《“他(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等报道，强调了西藏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障”。除了“真实的西藏更美好”这样的主题外，这些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屡屡提到的，是生活在祖国的藏人和流亡藏人在生活境遇上的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