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人物生平

党内斗争：出卖“延安派”

个人简介

崔庸健（朝鲜文：최용건1900～1976） ，又名崔秋海、崔石泉等。金日成时期的朝鲜第二号人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二个元帅。

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中学时因组织反日活动被判刑4年。后流亡到中国，1922年流亡到中国，转学至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元帅的师弟），1925年任黄埔军校5期6区队长。1926年参加中国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被派到东北，化名金治刚，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4月，成立饶河工农义勇军，化名崔石泉，任队长。1935年8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4军4团参谋长。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4军2师参谋长，10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参谋长。1937年3月任7军代军长，1938年9月28日，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后任抗联第二路军参谋长、野营教导旅参谋长、东北党委执行委员会书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平攘，组成北朝鲜民主党，任临时人民委员会保安局长。从1946年2月起，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和朝鲜人民委员会保安局长。1948年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大将军衔。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9月任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

1950年朝战爆发后，金日成自任总司令，崔任副司令，在激战中崔左臂负伤。10月兼任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司令，在仁川登陆中，用不到20000人的杂牌部队（18师、17装甲师一部、105装甲师、独立25旅、独立78团、汉城警备队、仁川警备队）把包括最精锐的陆战一师在内的7万多美韩军拖了半个月。10月，任西部司令，指挥几个9月才编成的新师（19、27、43师）节节抵抗10余万美韩军的进攻。10月底，美10军在元山登陆后，又指挥新建的第4军团（41师、507旅、独立71团）约20000人，在丰山建立防线，一直坚持到志愿军42军到来。在激战中左臂负伤。1950年 6月～1957年 9月，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最高副司令官、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为抗击美国侵略和人民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53年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称号。1957年起，崔庸健担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升任元帅。1972年当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在党内，1956年起，当选为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政治委员会委员。1976年 9月19日病逝于平壤，终年76岁。

人物生平

1900年6月22日，崔庸健出生在平安北道盐川郡下石里的一个贫农家庭。他4岁那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后朝鲜实际上被日本侵占。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同朝鲜的亲日封建统治集团签订了“韩日合并条约”。朝鲜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崔庸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苦难的童年生活，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全国性的反日爱国运动。广大人民群众上街示威，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这时正在五山中学读书的崔庸健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在学校里组织同学驱除校内的亲日派，创办《改革公报》，宣传反日爱国思想，受到校方的停学处分。崔庸健遂去首都汉城，继续参加反日斗争，不幸被日帝军警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更坚定了推翻日帝殖民统治和解放祖国的决心和斗志。

1922年，崔庸健出狱，他感到在朝鲜难以开展活动，决心离开祖国到中国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同年9月，崔庸健和24名青年一起到达上海，进入上海南华大学学习军事，后因上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无辜受牵连，被当局逮捕下狱。出狱后于1923年去云南讲武堂，一面学习军事技术，一面和其他革命者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朝鲜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自己的祖国，应该积极投身中国革命。1925年4月，崔庸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立即奔赴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教官。1925年，黄埔军校的师生参加北伐战争。崔庸健随军作战，任北伐军第六部队队长，经历了最初的战斗锻炼。1926年,崔庸健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中共党员和朝鲜在华革命者被捕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举行起义。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参加了这次起义。这个营有四分之三的朝鲜革命者。崔庸健是该营二连连长。起义开始后，特务营奉命攻打沙河，没有奏效。次日，崔庸健率二连攻占了沙河，后因防御薄弱，阵地易手。在这次战斗中，朝鲜籍战士几乎全部阵亡。

1928年3月，崔庸健来到中国东北，参加东北抗日运动。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师，化名崔志刚。这一时期，他协助建立了当地党组织。同时，组织了松花江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同年秋天，在崔庸健等人领导下，黑龙江省通河县西北河的大小石洞一带的朝鲜族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1929年，崔庸健转移到虎饶县饶河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东北各地组织抗日武装。1932年4月，崔庸健在北满组织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崔庸健等人还在群众中组织青年训练班，成立反日会，揭露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罪行。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饶河。饶河地区人民纷纷起来进行反日斗争。崔庸健等在饶河县城北面的三义屯举办了70余名青年参加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6月，在黑龙江虎饶县饶河镇团山子东峰组织了虎饶抗日游击队，崔庸健是领导人之一。1935年5月末，游击队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领导人取得联系，根据吉东特委指示，接受四军的领导，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崔庸健任参谋长。此时他化名为崔石泉。同年九月，日军400余人进犯虎饶抗日游击区，崔庸健等领导的150多名中朝抗日战士埋伏在新兴洞（饶河镇团山子西峰）狙击敌人，击毙日寇高木司令官，敌死伤80余人。

崔庸健等领导的抗日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战在丛山密林，冰天雪地，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这支部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1936年4月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师。同年11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召开党政领导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八一宣言》和统一东北抗日部队建制的指示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崔庸健初为七军参谋长，由中共下江特委领导。1937年3月，七军军长牺牲，崔庸健任该军军长。1938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整编东北抗联第七军，宣布抗联第七军直属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指挥，崔庸健调到第二路军任总参谋长。1940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艰苦阶段。1942年8月1日，抗日联军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崔庸健担任参谋长，并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朝鲜解放后，崔庸健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他遵循金日成同志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投入创建朝鲜劳动党、工农革命政权和朝鲜人民军的事业，为完成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设新朝鲜进行斗争。同年12月，他当选为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常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46年2月起，崔庸健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保安局长，对治理当时社会上的混乱局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6年1月，崔庸健参加朝鲜民主党，任副委员长。同年2月24日,民主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当选为委员长。针对民主党内部混有反动分子，崔庸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民主党各级领导成员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使该党成为进步的、革命的民主政党。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成立。崔庸健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担任民族保卫相。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对北半部发动武装进攻。朝鲜人民进行了反对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解放战争。崔庸健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熟练地组织和动员人民军部队投入歼灭敌人的战斗。1953年2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了表彰他对朝鲜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特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称号。

停战后，朝鲜进入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崔庸健继续担任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1954年又兼任内阁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1957年、1962年、1967年，他连续三届当选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1972年12月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委员。

崔庸健在长期肩负党和国家重要工作期间，从他亲自参加过的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出发，总结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经验。他在谈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时说过，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不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就无法保证完全的自主独立，也不能作为富强文明的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他在总结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说，建设新朝鲜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是朝鲜劳动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具体现实的正确政策和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进行了英勇斗争和创造性劳动的果实。

崔庸健为捍卫朝鲜劳动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劳动党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从1955年起先后被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党中央书记。在1958年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崔庸健拥护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

崔庸健为早日实现祖国的自主统一和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献出了一切精力。他指出，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前提是迫使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然后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主地、和平地、并在民主基础上加以解决。

崔庸健为贯彻执行朝鲜劳动党提出的自主独立的对外政策，提高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积极的活动。1959年4月至6月，崔庸健访问了苏联、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蒙古。1964年11月至12月，他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和柬埔寨。1967年10月至11月，崔庸健率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活动，后去古巴进行了友好访问。1969年9月，他去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

1972年12月，他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成立五十周年活动，并在大会上致词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忠于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同志式合作的原则，否则，它们之间就会产生复杂问题。

崔庸健在对外活动中，强调反美斗争。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是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要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和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到处给美帝国主义以打击，并施加压力，以粉碎它的侵略和挑起战争的阴谋。

崔庸健自1954—1969年五次公开访问中国。对加强和发展中朝友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说：“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并且在严峻的历史考验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一向并肩前进，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互相紧密合作。我们两国的共产主义者，从抗日时期起，把鲜血流在一起，亲密携手斗争。这形成了我们两党之间牢不可破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根深蒂固的传统。”

由于崔庸健为取得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巩固党和革命政权,为朝鲜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获得了“金日成勋章”和劳动英雄称号，以及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勋章等。崔庸健积劳成疾不幸于1976年9月19日病逝，享年76岁。

党内斗争：出卖“延安派”

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4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

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

朝鲜劳动党三大以后，金日成为寻求新一轮外援而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1951年6月1日金日成离开平壤后，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不满的干部，包括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人，开始四处活动，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金日成的错误。

徐辉、尹公钦等延安派干部则私下串联，组织倒金力量，甚至取得了崔庸健和金奉的支持。

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希望金日成在检讨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

8月初金日成回国，崔庸健立即出卖了延安派干部，向金日成全面报告了国内的危急情况。

金日成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

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在报告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

面对如此局面，休会的时候，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人商议后，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庭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

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处理朝鲜问题。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