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简介(发现历史)

文明源流(学术界意见 兴隆洼文化)

“小河沿文化”特点((1)石器 (2)陶器 (3)墓地)

文化发展地位

艺术特色(一、陶塑艺术 二、玉石雕艺术 详细说明红山文化的玉器 红山文化随想 红山文化的龙)

遗址发掘

结论

简介

赤峰红山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有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分为大型与小型。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其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很高水平，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常见，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呈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

发现历史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这几个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人们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它的名字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今巴林右旗)，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它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他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结果是日寇枉费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1981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等，向大会提交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均属《红山文化》。此后，一时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轰动。大批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东北考察。与此同时，已故的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

文明源流

学术界意见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四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行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玉器墓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考古学家们根据三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兴隆洼文化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底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以及网格状划纹等。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兴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部群聚落址，可认为是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近年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

“小河沿文化”特点

(1)石器

。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打制石器，有四边起棱，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石耜、出现磨光石铲，细石器有石镞和骨柄刀的石刃。石刃加工精致。联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2)陶器

。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饰细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彩陶以黑彩为主，有红彩和施白衣，纹饰有斜平行线纹，折线回字纹，有内彩，一种典型绘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三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朱绘已见多例，其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

(3)墓地

。氏族墓地选择在高山上，墓地内部分区，区内分行，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合葬，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小河沿类型与红山后类型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叠压情况，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时代早晚和承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河沿类型石器中细石器加工更为精致，圆弧骨柄石刃刀更为普遍实用，反映出生产技术较红山后类型更为进步。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后类型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均有泥质红陶和彩陶，小河沿类型的泥质红陶敛口钵、夹砂灰陶式深腹罐、双耳双口连通壶以及平行斜线的彩陶花纹、刻划纹等，都有脱胎于红山后类型的迹象。泥质灰、黑陶增加，但却不见压印“之”字纹，而被细绳纹及菱形回字纹所代替。其它如镂空豆、尊等多种器类的出现，彩陶图案的几何化，表明制陶业有了新发展。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合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文化发展地位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的宏观环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1°—45°之间。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纵观世界地理，西辽河地区属于亚欧大陆草原通道的东南缘，连接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确定了自古以来处于辽河西域衔接中国南北和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要冲，是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交错、多种民族成份杂居和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中心之一。红山文化就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化。

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面貌，可以大体上划分为：早期的农耕文化和后期的游牧文化两个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环境的变化。农耕文化包括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3500年。此间，西辽河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溪沼遍布、草木丛生。

由于地近燕山和大兴安岭夹角之间的浅山丘陵相对高亢的地势条件，为这里的古人类提供了较其它地区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半个世纪以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磨制的石犁、石斧、石磨盘、石刀、石纺轮、陶器、骨制品等等，说明了这一时期先后在这里的诸种早期农耕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红山文化鼎盛时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红山古国的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祭坛、女神、宗庙、积石冢，这三种极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姑且不论。我们有必要提出对玉猪龙的造型探讨一番。内蒙古考古专家布谷先生认为：玉猪龙，国内外收藏不少。其个体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红山文化特定产物。已知其分布范围北起赤峰北部，南至辽宁西南部，以此距离为直径的一个圆。

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现象。牛河梁积石冢的大型墓规模大、随葬玉器很多，说明墓主生前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当时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坛庙，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经发掘考证，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筑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坛为中心，北翼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翼有长条形石堆，祭坛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圆形石砌基址。这处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据冶铜业的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人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

艺术特色

一、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征；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二、玉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象。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象的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目前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详细说明红山文化的玉器

“马蹄形管状玉器”　熟悉古玩玉器的朋友都知道，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存在于我国辽西的辽西河、西拉木论河一带的一个“文化类型”，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它与存在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一样，都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现在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 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还有一类非常典型的器物，它们成中空的“管状马蹄形”，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一类玉器大多出自红山文化的墓葬之中，其中在辽宁省建平县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附近的墓葬中多有发现。 但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被发现之后，它的含义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由于从出土资料来看，马蹄形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都是位于遗骸的头部正上方，而且大多在“直口端”开有两侧对称的用于穿挂的小孔，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其应该为古人的“束发器”。但从多数马蹄形玉器的体积来看（小口口径多在8cm左右），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的头发不可能有这么多。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玉器与当时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有关，由于它成管状，有“通灵之意”，它应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通神之器。这种观点现在在学术界是比较被认可的，但这种观点却又显得太笼统，笔者一直认为这种观点尤其不能解释马蹄形玉器的形状特征，因此“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仿佛显得更神秘了。 那么，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究竟代表什么呢？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并摆放在自己的墓葬之中呢？　“马蹄形管状玉器”含义　笔者认为要搞清马蹄形玉器的真正含义，就应当对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及其墓葬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尤其要对女神庙附近墓葬中的另一类红山文化玉器进行研究，这类玉器就是“兽形玉饰”（见《国宝大观》），现在这类玉器通常被叫做“玉猪龙”。 红山文化“玉猪龙”头部似兽，身体同前面所讲的“中华第一龙”一样，也卷曲成“c”型，在头部后方钻有用于悬挂的圆孔。“玉猪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更具代表性，在几乎所有介绍红山文化的资料中都有它的身影，因此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玉猪龙”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徽铭标志，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 以前学术界另一种说法是,“玉猪龙”是古代先民们用于辟邪和祈求吉祥的护身符，是随身佩带的饰物（见《国宝大观》）。但从部分“玉猪龙”的体积和重量来看（大件高达15cm），显然作为生者的饰物是很不合适的。 笔者因为爱好，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中华古文物的书籍，尤其是对中国著名文物专家梁白泉先生主编的《国宝大观》一书更是爱不释手，而红山文化“玉猪龙”正是此书玉器部分的开篇之作。《国宝大观》在论述玉猪龙作用的时候认为：“玉猪龙”是古人墓葬中用于死者辟邪的护身符。但那时笔者却有一个发现，那就是笔者觉得“玉猪龙”的形象与《生物学》教科书上描绘的动物的早期胚胎很相似，但由于文物知识有限，没有将这样的想法深入下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物知识的提高，当笔者认识到过去“发现”的意义，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探讨的时候，笔者在网上发现有一位南京大学叫做“王小盾”的先生，已于2002年以红山文化“玉猪龙”为依据，提出了龙起源的“胚胎说”。笔者在欣喜和感叹的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愚钝感到一丝惋惜。 王小盾先生认为，“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造的动物早期胚胎的模型，实际上象征中华民族的龙的早期形式是隐藏在母体中的生命的雏形。 对于王小盾先生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笔者认为“胚胎说”能够完美地解释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使用“玉猪龙”的真正用意，。 “玉猪龙”在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墓葬中被摆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死者的胸前），笔者认为古代先民们将代表生命“起点”的“玉猪龙”和逝去的躯体放在一起，其真正用意是要表现“生命的轮回”，也就是说这样做是为了祝愿死者能够尽快转化为生命的“起点”得到重生。 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之所以对动物胚胎的模型加以崇拜，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当发现不同种类的动物（也许包括人）的早期胚胎很近似的时候，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先民们很自然地将其当作了一种神物，认为这就是创造一切生命的物质。 而“牛河梁女神庙”之所以被命名，是因为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巨型女神塑像的残块，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在这里供奉的是一位女神，现在这一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现在我们将“胚胎”和“女神”这两件事物联系起来考虑，笔者认为，“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实际上供奉的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因为母性才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正确的，由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于生命的渴望才应该是先民们朴素的最高向往！ 因此笔者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先民们要表现的主题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转世重生”！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女神庙墓葬中“马蹄形玉器”与“玉猪龙”大多是同时存在的（摆放位置如前所述），现在我们根据“转世重生”这一主题，再回过头来分析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笔者认为某些学者说它是“通灵之物”的观点应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它不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而应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希望自己的灵魂转化为生命的起点——“玉猪龙”之后，通向能够重新孕育生命的“母性之神”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的形状实际上并不神秘，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它应该是女性部分生殖器官的“概念模型”，因为那是人类生命的必经之路！ 过去，由于“马蹄形玉器”上多有用于穿挂的小孔，但其作为随身佩带之物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对此许多人感到迷茫。其实这一点是很好解释的，笔者认为有穿孔的“马蹄形玉器”与部分红山文化随葬玉器（如玉猪龙）一样，它们在入葬之前，并不是古人随身佩带的饰物，它们都曾被悬挂在“女神的祭坛”之上，甚至悬挂在“女神的塑像上”，这与今天的人们将“护身符”拿到寺庙里去开光是一个道理，当它们的主人或有资格享用它们的人死后，它们才被派上用场。

红山文化随想

从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呈现的现象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对人类起源的探索，他们对动物的早期胚胎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对动物早期胚胎的变化规律开始研究的民族。 另外从“中华第一龙”和“玉猪龙”的比较来看，由于他们都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且外型又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都成c形，且都有用于悬挂的小孔），因此它们应该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来分析，“中华第一龙”应该是在“玉猪龙”的基础上经艺术加工演化而来，玉猪龙才是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玉猪龙”出现的时期也许要更早些。 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虽然揭示的是龙的起源，但笔者认为这还对解释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通过“胚胎说”我们可以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两极”的概念，先民们将“生”与“死”同时表现在墓葬之中，这充分说明他们对事物相互转化的辨证关系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而根据红山先民们的理解，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之间不正是我们活着的人吗？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庸哲学”最早的思想起源吧？ 一直以来，红山文化被世人誉为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通过我们以上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分析，笔者认为对红山文化的这种赞誉应该是毫不过分的。 说起中国的红山文化，您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说起中华第一玉雕龙，熟悉和喜爱文物收藏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可您知道吗，如此珍贵稀有的国宝，还曾经有一段被人冷落的日子。故事就先从内蒙古赤峰讲起…… 被称为“塞外明珠”的赤峰市东北隅，矗立着一座海拔高746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石山，因裸露的岩石呈赭红色，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岩似火，山岚如霞，故得名红山，蒙古语叫乌兰哈达，赤峰市的名子也由此而来。 美丽的红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学者，他们纷至沓来。日本人鸟巨龙藏来了，瑞典人安特生来了，他们挖掘山洞，寻找石器、陶器。他们的研究和学术报告，使红山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根据这里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特点分析，把分布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山地区并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随着满城汉墓、曾侯乙墓和秦始皇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远在塞外的红山显得有些苍凉和冷落。 直到31年后，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五千年前玉雕龙的图片。这条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赤峰发现了中国第一玉龙的消息由此传遍了全世界。关于玉龙出土的故事，还要从1971年说起……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冒着酷暑高温，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修梯田。一锹下去，一件硬邦邦的东西，让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来是一个人工砌成的石洞。 张凤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黑乎乎、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收工的时候，张凤祥把它带回了家里，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让弟弟拖着玩耍了起来。 七、八天之后，张凤祥惊奇地发现，原本难看的钩子，竟然被弟弟拖成了墨绿色的玉器。形状有点像蛇，又有点像龙。并且在太阳底下一晒，还能散发出诱人的碧绿光泽。 这一发现让张凤祥激动不已，随后，他带着这件奇怪的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工作人员，按有关规定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文物锁到了箱子里。就这样，玉雕龙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十几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984年，情况出现了转机…… 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那件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 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1971年在三星它拉（与后面的他拉不统一）发现的玉龙，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极其珍贵！ 玉雕龙通体为墨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红山文化的龙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作为一种图腾象征，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从这件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 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从此，这件形状像 “C”字的玉龙，成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 也许是龙的神灵，也许是巧合，“C”形龙闻世之后，红山文化玉器陆续出土。红山地区还出土有哪些有意思的玉器呢？关于它们的故事，我们就从牛河梁开始讲起……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遗址发掘

八十年代中期，通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 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辽宁大学古文化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黄康泰先生，积数十年对古文化的研究和田野考查的经验，在有关专家指点下，征集了千余件红山文化系列玉器。其中除了涵盖上述各类型制的玉器外，认为“万年雌雄玉龙”当为佼佼者。今辽宁著名古玉收藏家齐人先生，积数十年之辛，其收藏有红山古玉器中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视为国之瑰宝。

红山文化近年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女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结论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木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表明赤峰是龙文化的发祥地，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红山文化出现的时间与范围及社会形态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状态及文化特征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型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长，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

红山先民的宗教类型

近年来对考古资料研究认为，红山文化萨满祭祀系统是很完善的。

据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介绍，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墓葬主要是以石材为主筑墓的积石冢形制，多分布于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形状有方有圆，有的则冢坛并排分布，气势宏伟，体现出浓重的宗教祭祀氛围。这些积石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只葬玉器，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这些墓葬的墓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专职祭司，即巫师，也就是“红山萨满”。

牛河梁遗址4个地点共发掘墓葬61座，其中有随葬品的墓31座，无随葬品的墓30座。据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规模与形制有大小型之分，埋葬在积石冢内的石棺墓形制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均位于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小且浅。这种大、小型墓葬的区别应是墓葬级差的一种直观反映，也反映出红山萨满“一人独尊”观念和玉器使用的垄断性，说明萨满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属特权阶层。

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墓内随葬玉器数量均明显多于其他小型墓。这种随葬玉器数量多寡与墓葬等级高低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应是当时用玉制度的一种表现，表明祭司阶层内部至少能够分出六七个不同的等级。可见红山萨满祭祀系统是很完善的，大小萨满等级分明，在祭祀仪式中各司其职，死后的葬仪也有明显区别。

红山玉龙与氏族部落、萨满教的关系

红山文化玉龙应是萨满教动物崇拜的产物，是萨满从事宗教活动供奉的神灵偶像，因为具有通神达灵的功能，只有氏族显贵才能拥有，所以只能出现在大中型墓葬中。红山文化玉龙上的兽面形象是动物偶像崇拜的结果，是萨满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器，也是红山文化不同氏族、部落多神崇拜的神徽，因而可以类熊、似猪、如鹿。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了多种与玉龙首相同或相似的兽面玉牌或带兽面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