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位论”把教育目的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或提出教育要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准备生活说”，或以为教育即是生活本身而提出“教育适应生活说”。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斯宾塞和杜威。

① 教育准备生活说

斯宾塞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教育准备生活说”的思想(也称作“教育预备说”)。在斯宾塞看来，教育应当教导一个人怎样生活，使他获得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科学知识，为完满的生活做好准备。根据人类活动的重要程度，斯宾塞把教育排列成以下的次序：准备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做父母的教育，准备做公民的教育，准备生活中各项文化活动的教育。这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课程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条件下学习最需要知道和掌握的知识。他明确提出，教育目的是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人们怎样生活，教会他们运用一切能力，做到“对己对人最为有益”[英]斯宾塞著，胡毅译：《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 。他指出；“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而批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又说：“我们有责任把完满的生活作为要达到的目的摆在我们面前，而经常把它看清楚；以便我们在培养儿童时慎重地针对这个目的来选择施教的科目和方法。”斯宾塞《教育论》，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19页。斯宾塞指出：“如何经营完善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大事，亦就是教育所应教导的一件大事。为我们完善的生活作好准备，乃是教育所应完成的功能；一种教育课程是否合理的判断，就要看这种功能的完成程度如何为准。”斯宾塞《教育论》，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19页) 这就是斯宾塞关于教育与生活关系著名的“准备说”。斯宾塞已经意识到了教育与个人生活世界内在的一致性，主张教育应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成长一样，采取自我教育与自然教育的方式。斯宾塞的教育理论为批判当时的经院主义教育而提倡实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教育领域重视科学教育打下了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儿童哲学的进步，斯宾塞的“教育准备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斯宾塞的“生活预备说”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教育而获取个人幸福的现实要求。

②教育适应生活说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正是不满于斯宾塞为完美的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观而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的著名观点。与斯宾塞不同，杜威反对将教育视为为未来生活的准备。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论述“什么是学校”时指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因此，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 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这就是杜威关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著名的“过程说”。他认为，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教育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是个人经验的不断扩大和积累。他认为，一旦把教育看作为儿童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必然要教以成人的经验、责任和权利，而忽视儿童此时此刻的兴趣与需要，把儿童置于被动地位。因此，他主张应该把教育理解为教育生活，并提出“教育即生活”。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人不能脱离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学校教育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内容，教儿童适应眼前的生活环境，也就是培养能完全适应眼前社会生活的人。教育领域的许多失败是由于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的原则。现代教育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些东西的价值被认为多半要取决于遥远的将来，这些事情只是为将来预备而已，结果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真正具有教育作用。所以，改变教育的这种状况就需要从学校的改造做起：学校必须呈现现实的生活。学校应当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学校生活作为简化的社会生活，就应当从家庭生活里逐渐发展出来；随着儿童的成长，再从家庭生活逐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杜威进一步指出，从两个方面来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一是教育即生长，从儿童生长的角度重视儿童的生活世界。二是学校即社会，从学校变革的角度重新考虑儿童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