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均权，原名福庆，又名履楠，1903年出生于南面村一个小土地出租的家庭里。父亲陈毓灵是个乡村私塾教师，母亲梁慧琛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均权兄妹五人，全靠父亲教书和祖父遗下的每年十担八担租谷维持生计。当时，南面五福堂的陈舜卿横行乡里，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均权一家虽有祖遗几亩薄地，但由于土豪劣绅的弱肉强食，层层盘剥，所以均权亦从小过着受人欺凌的艰苦生活，在幼小的心灵中粗知农民兄弟的痛苦，了解广大农民求解放的迫切愿望。

1910年，均权在全家节衣缩食的支持下，开始了私塾的学习生活。他学习勤奋，聪敏过人，还喜欢听父辈讲著名的穿鼻洋海战，讲村前海中上、下横档炮台的抗英故事。当听到琦善向英帝屈膝投降，签订臭名昭著的《穿鼻条约》时，他气得咬牙切齿，痛骂琦善卖国贼，当听到上、下横档官兵和当地人民与英帝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时，他热血沸腾，崇敬地遥望着横档古战场，暗下决心向英雄学习。由于当地人民抗英事迹的熏陶，逐渐使均权养成好打不平、刚毅不屈的性格。遇到小孩打架，他总是以锄强扶弱的姿态着力相助，排解是非。因此，同村的穷孩子都喜欢和他玩耍。

1919年，均权因家境日趋穷困，被迫辍学，与大哥陈均平一起到香港东边街二十一号广祥号杂货店当只吃两餐、没有工钱的童工，干着繁重的杂活。翌年升为工人，每月虽有微薄的工薪，但经常要肩托200多斤的重物，一天工作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均权恨透了地主豪绅和老板财东，盼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些吸血鬼统统打倒在地。

1922年，均权回家省亲，适遭房长陈文兆霸占他父亲继承的房产。均权见房长以势凌人，便帮家人据理力争。房长自恃权势，蛮不讲理，还棍打均权，均权机灵一闪，房长象狗抢屎般跌扑在地。劣绅们便乘机煽风点火，土霸陈舜卿不问青红皂白，派出乡勇爪牙要扣押均权。均权见到处都是只有强权，毫无公理，于是怒火万丈，回屋里拿了两把匕首藏在身上，准备拼搏一番，杀个痛快。正在这时，祖母朱锦爱到陈家哭诉求情，才免处理，但房产终被房长强占。这件事，使均权进一步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兄弟就永无立足之地。于是，他愤然离开南面村，继续到香港做工，并立志寻求一条争自由、求解放的道路。

1924年7月，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办，澎湃同志亲自担任所长。农讲所的开办，代表了农民阶级自身的利益，标志着农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里程。陈均权在香港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如同在长夜盼到了曙光。他到处打听入学的条件和手续，想方设法早日进农讲所。

同年11月，农讲所第三届招生，均权在大哥均平的帮助下，通过林昌炽、李义本的关系，由香港党组织介绍，于1925年1月1日与彦华等同志到广州参加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

在农讲所期间，均权认真学习了《中国民族革命史》、《社会学浅说》、《农民运动之理论》、《农民协会与自卫军之组织法》、《农民运动现况及其趋势》等革命书籍。并深入到乡村了解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疾苦，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从理论和实践上逐步加深了对阶级社会和工农革命的认识，深切感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是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祸根，只有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革命才能成功。从而立下了献身农运，牺牲小我，成功大我的决心。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均权还努力学习军事常识，刻苦进行军事训练，他经常按照农民自卫军的训练要求，把自己作为农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从队形操练到各种运动方法，从持枪、瞄准、装退子弹到刺杀、实弹射击，他都一丝不苟地练了又练。通过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均权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素质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优良成绩，于同年4月3日在农讲所毕业。

毕业后，均权利用分配前的几天休息时间，把两张毕业合影的纪念像片、镶有铜质的斧头、镰刀、犁头的领章和《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军事书籍带回家里珍藏起来。当时，他已22岁，祖母正想给他成亲，均权耐心解释说：“现在国无宁日，工作不定，生活无着，何以为家？我们现正要高举犁头旗，打土豪，分田地，如果只顾自己的婚事，放弃革命，使穷苦兄弟继续受罪挨饿，又于心何忍呢？等以后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再谈此事！”次日，他又重返广州，专候组织分配，准备踏上新的征程。

1925年4月中旬，均权被分配回东莞，在虎门各乡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农运工作。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他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派往西江，负责郁南县的农运工作。

均权到郁南后，会同共产党员、农运特派员冯保葵及钟炳枢、龙师候、钟世强、钟荫庭、钟敏定、钟惟初等同志，选择了有八百之众、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村四周又建有闸门和炮楼防卫的第六区练社堡庙门村为先行点。他一到庙门村，便深入贫苦农民家里，宣传搞农运、打土豪、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同时，还经常帮助贫穷的农民干农活，理家务。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力大如神，干起活来又快又好。到庙门不久，便成为村里老老少少的贴心人，为建立农会，开展农运奠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他与冯保葵、龙师候、钟炳枢筹一起，先后两次在庙门大胜宫召开骨干会议，报告组织农会和农军的有关问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讨论组织入会的手续和具体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庙门村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他们高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大旗，于192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了郁南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庙门农会，打响了郁南农运的第一炮。接着，河田、壤所、练村，古同、福留、石台、黑河、建勉、新乐等地，也在陈均权，冯保葵同志的帮助下，于同年11月间相继成立了乡农会，与此同时，他还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发展了龙新华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区农民协会的成立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26年2月16日，郁南县第六区农民协会在均权的主持下宣布成立。当天，各乡农民自卫军及农民1200多人在庙门大胜宫背后集合，并手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大地主”的标语小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在田、壤所、康顺、新屋、大桥头等地，沿途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大长了农民兄弟的威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最后汇集在大屋地义勇祠，参加了区农会的成立大会，选举龙新华为区农会委员长，钟炳枢为书记。同时，筹款到广州购领了七九、六八、九响斜排等步枪95支，武装了区、乡农民自卫军，为深入开展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着，均权又与战友们一起，于同年3月组织成立了第四区（都城）、第五区（桂圩）农民协会，使全县农运出现了新的局面。

不久，均权接到省农民协会的通知，与邓广华、蔡日升等到高要协助开展农运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使高要的农运从端源逐渐扩展到廓源、洞源、周村、竹岗、水南等地。

1926年4月，广东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成立，周其鉴、韦启瑞先后任办事处主任，陈均权、邓广华等十多人任委员。这期间，他在郁南都城锦江小学主持召开了各区、乡农会代表会议，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和县农民自卫军。在帮助成立县农会和建立、健全领导机关后，均权便离开都城，转到南部的榃宾、千官、连滩等地开展工作。并与罗定县、封开县的农民协会沟通了联系，使几个县的农运工作连成一片，互相照应，进一步促进了郁南农运的深入开展。

正当郁南的农运蒸蒸日上的时候，当地的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对农会进行疯狂袭击。1926年6月16日，桂圩、建城的民团头子纠率民团向五、六区农会进攻，焚烧新寨、涌路、双源、脚田峡等乡村，耕牛财物劫掠一空，甚至抢杀农协会员，割下首级示众。面对民团的反动气焰，均权与战友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力促省府当局从速解决问题，并于10月组织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在都城举行示威游行，对国民党县党部右派与民团互相勾结，袭击农会，焚烧抢掠的反革命罪行，提出强烈抗议。为了进一步壮大农会的实力，有效地对付民团的进攻，均权又和龙师候、钟炳枢等同志深入到各区、乡，继续发展农会。至1926年底，郁南全县的农会遍布一百多个乡村，活动地区人口达五万之众。在农会所辖地区，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实行减租减押，废除苛捐杂税，不准放高利贷，不准退佃，禁烟禁赌，并大力发展生产，清剿土匪，维持社会治安，使郁南乡村到处呈现一派革命生机。

1927年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积极配合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反革命叛变，在全省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广东守备军第一团三营于4月16日联合高要民团围封西江办事处。韦启瑞等同志不幸被捕牺牲。均权闻讯，万分悲愤。他积极协助黄学增等同志，及时在黄洲村（后转移到水南出峰乡）设立西江办事处的临时机关，继续联络各县坚持斗争。

4月22日下午，守备军第一团联合郁南民团围封县农民协会及第四区农民协会，捕杀了农会主席廖翔仪等六人，在全县疯狂搜捕农会骨干，攻打各区、乡农会。郁南顿时阴云密布，血雨腥风。面对严酷的斗争局势，均权既怒火满腔，又沉着冷静。他一方面与县农会领导人龙师候、钟炳枢等同志及时研究应急办法，决定把全县的农会武装动员起来，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另方面即向西江办事处临时机关作出详细的汇报。当时，西江各县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为了及时取得上级的指示，西江办事处临时机关派周其柏、伍亚月、蔡日升等同志，与均权一起回省汇报、请示工作。在他们到达高要禄步圩码头乘船时，不幸被反动军队所捕。

陈均权被捕后，被解到江门监狱。在狱中，他化名王文卿，以利掩护身份，严守机密。为了营救同时被捕的几位同志，需要花200元白银，均权毫不犹豫，当即去信给家里，说：“我现已被捕在江门监狱，请速筹200元（白银）带来，以供使用。”家里收到信后，不敢延误，从速卖了祖遗的两亩田，东拼西凑，筹够款项，由父亲陈毓灵和姑丈万兆麟带去江门，岂料左转右转，只有50元交到陈均权手里，使赎救计划落空。

不久，陈均权等的身份暴露，转押到广州车歪炮台监禁。当亲属前往探监时，他对姑丈说：“由于叛徒出卖，我的政治面目已经暴露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阴霾下，营救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了，我决心忠贞守节，至死也不会辜负农友们的期望！”并嘱家中各人珍重，殷殷寄语而别。在冷气森森的刑戒场里，均权面对着饥饿和酷刑，毫无惧色。他把刑场作为“审判台”，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1927年9月10日深夜12时，均权被国民党反动派传出监狱，连夜押往刑场，慷慨从容就义，时年仅24岁。

陈均权烈士的精神，永为后人景仰！烈士虽死犹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