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17日，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 (Albert Reynolds)在议会下院宣布辞职。11月20日星期天，《星期日泰晤士报》英国版和爱尔兰版都刊登了这个事件的长篇调查性报道。英国版题为《再见了，放高利贷的人》，占据了大约整版篇幅。爱尔兰版题为《为何一个撒谎的人难以证明其作为爱尔兰和平缔造者的重要性》，长达三个版。这两篇报道虽然都对雷诺兹持批评立场，但爱尔兰版详细报道了全过程，而英国版则略去了一些重要内容，特别是没有报道雷诺兹在下院的辩护声明，雷诺兹对英国版的报道极为不满，对泰晤士报公司及文章作者、编辑提起诽谤诉讼。

此案於1996年11月初审，被告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为，本文属于政治性报道，与公共利益有关，应该享有“受约制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4］保护。法庭裁定政治性报道不属于特权保护范围，但鉴于作者和编辑没有恶意，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一便士。原告和被告均提起上诉。但是上诉法院的二审（1998）和上议院［5］ 的终审（1999），都维持了一审判决。

虽然上诉法院和上议院的判决与初审判决一样，都是判媒体败诉，但是大法官们在判词中提出一些重要原则，使得按照传统普通法在诽谤案中很难胜诉的媒体大受鼓舞。法庭判决肯定媒体在民主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功能，肯定涉及公共利益、受到公众关注的新闻和言论应当受到特别保护。

上议院大法官李启新［6］在引用《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英国1998年《人权法》等文件中有关表达自由的规定后发表了一些重要观点，他指出：

“法庭应当格外重视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媒体履行‘警报’和‘监视’的重要功能，对於媒体报道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是否有权知晓，特别是当报道涉及政治领域时，应当慎重对待。解决任何疑难应当有利于出版。”

他解释说，在很多情况下，基于某种特殊利益，诚实地发表一些言论，即使这些言论不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其发表的重要性高于名誉保护，普通法可以予以特权保护。这种特权有的是“绝对特权”（absolute privilege ），例如法官、律师、证人在法庭上的言论；但在通常情况下，主要是“受约制特权”。虽然他不赞成把政治性报道列为一项新的受约制特权，但是他在列举了以往诽谤案判决 “受约制特权” 保护的一些情况后指出：当一个人基于某种利益，或者职责、法律、社会甚至道义的需要发表意见，比如这种发表关乎公众利益，发表时的表现又是负责的，就可以得到“受约制特权”保护。这自然也适用于新闻报道。

那么怎样衡量新闻报道是负责任的呢？李启新提出，法庭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因素：1.对当事人（诽谤案件的原告）指责的严重程度；2.有关事项受到公众关注程度；3. 消息来源是否可靠；4.发表前是否作过核实；5. 有关事项所处状态，例如是否正处于当局调查中；6. 发表的迫切性；7. 有没有请当事人回应；8.有没有报道当事人的意见；9. 行文的格调；10. 报道发表的现实环境和时机。李启新说，上述十点并非全部衡量标准，可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法庭认为，本案的爱尔兰总理下台新闻无疑与公共利益有关，公众有权知悉，但是衡量《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的全部情况存在缺陷：爱尔兰新闻官员曾告诉记者，雷诺兹要讲的话，都会在下议院交待，他会回击所有对他的攻击。爱尔兰版的报道写了这些内容，而英国版的报道却只字不提，这样的报道既不公正，也不准确，会对英国读者产生误导，所以不能免责，不过只需象征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