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章伯钧应邀到延安访问。7月4日，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邀请黄炎培到自己的住处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其间，黄炎培在谈话中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亲眼所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认为，所谓周期率，有其内在的支配力。初期，人们总能聚精会神、兢兢业业、不怕艰苦、舍身创业，但随着环境好转，创业精神也就渐渐退化，且很难扭转，必然走向失败。“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希望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话非常认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各朝各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兴亡的周期率，只是盛衰的时间长短而已。他对黄炎培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认为，这条路就是“民主”。毛泽东的民主之路，从井冈山建军，到后来的延安整风，早就得以运用和发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政息人亡。”毛泽东用“民主”治军、治党，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

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后，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问。黄应答不暇，故闭门谢客，自己口述，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对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人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