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贝特森（1904-1980) ，

很难将格雷戈里·贝特森（1904-1980）的智识生涯归结为人类学家的一生。的确，他拿的是人类学硕士学位；他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做过时间很长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他与当时人类学的英美两个学术圈的中心人物都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曾受教于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奠基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后者还为他的这本《纳文》写过书评；同时他又是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博厄斯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玛格丽特·米德的第三任丈夫）。但加在他头上的头衔还有控制论专家、生物进化论专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等，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这些完全不同的学术领域，贝特森都贡献了他独特的甚至是先驱性的贡献，但他又从来不是这些领域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说他一生的智识活动有何共通点的话，那就是他试图以某种一般性过程将各不相同的现象连接起来的努力，以及他那“永远活跃的思想”。在如今知识领域日益被专业化割裂的时代，贝特森这种学科界线无法束缚的思想驰骋和智力探索似乎已离我们日益遥远，并因此引发我们很多的怀想。

《纳文》1930年代首次出版时并没有在当时的人类学圈子里得到很肯定的评价，而贝特森也始终没有进入到当时人类学的主流圈子。《纳文》被当时的一位人类学家批评为主观性太强。1980年代以来，《纳文》之重新引起人类学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这种曾被批评的“主观性”，因为了它契合了当

今这个时代人类学的反思和实验精神。

今天，《纳文》和它的作者贝特森已成为传奇。但在这本书首次出版的1930年代，其书其人，都是人类学这个正在声誉鹊起的领域中的异数。

也很难把《纳文》界定为一部标准的民族志。的确，这本书具有标准民族志的一些核心要素：一个遥远的、有着猎头传统的太平洋岛屿族群，一种离奇的仪式，以及关于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的分析。但是，各种田野资料并没有在这里由完整且完美的叙事体系编织成一幅精美的织锦（如《努尔人》和《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民族志那样），而是被切割组合成相互映射的多晶体。在这本书中，交杂着土著人的文化现象和欧洲文化现象、土著人的观念逻辑和作者本人的思维过程、充满人文气息的细节描述和科学家式的冷峻剖析。这样一个文本既有着民族志文体细致、明晰的特点，又充满着英国随笔的那种层层思辨和博识的风格。

翻译《纳文》的过程，也就是跟随其作者贝特森进行一场智力探险的过程。“纳文”是生活在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在其青少年成员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后举行的一种庆贺仪式。这类成就包括杀死了人、捕杀了某些动物、制作出了一只独木舟或一支船桨，等等。这一仪式具有几个有意思的、颇为奇特的特征：来庆贺的主要亲戚是这位青少年的舅舅；这些舅舅往往要穿着污秽的女装来表示庆贺；在庆贺仪式中，舅甥之间会表现出某种类似男女性交的举动，等等。《纳文》一书就是围绕对这些仪式特征的解释来分析雅特穆尔社会——仪式体现出了雅特穆尔社会舅舅和母亲、丈夫和妻子角色的认同，体现出此社会对姻亲关系的整合，体现出男女两性对立的精神气质……而这些，又是与更普遍的人类行为和思维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贝特森把这类普遍的过程用诸如“分裂演化”、“直线二元论”之类自创的术语来概括——这些术语，常常困扰着我这个译者）。

贝特森的分析之独特处在于，他的分析不是在一个完整而自足的单一框架下进行的，而是实验性地选择了诸如结构性的、社会学的、精神气质和认知理式等多种分析路径。贝特森特别指出，这些研究路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以上的种种路径是研究者的不同思维方式或视角，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研究对象即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贝特森的民族志报告，目标不是进行具体民族志资料的积累，而是澄清和辨析我们在分析社会时的思维方式。

如作者所言，本书的写作是关于人类学材料之处理方法的一项实验。正如科学实验报告中必须列出实验过程一样，贝特森也列出了他处理和呈现材料的思维过程和写作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所用的思维方法本身，首次被作为研究对象呈现出来。这种做法的潜在意义在于，它表明，并不存在某种唯一客观的社会事实，在不同的思维框架或者说研究路径下，“社会事实”会呈现为不同的面貌。

在当时以现实主义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准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贝特森的实验和反思的确早了点。此书首次出版时并没有在当时的人类学圈子里得到很肯定的评价，而贝特森也始终没有进入到当时人类学的主流圈子。《纳文》被当时的一位人类学家批评为主观性太强。幸亏这位人类学家非常明智地又加了句，“现在来谈贝特森在人类学潮流中的位置还为时过早”。1980年代以来，《纳文》之重新引起人类学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这种曾被批评的“主观性”，因为了它契合了当今这个时代人类学的反思和实验精神。

通过与异文化的比较来反思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文化，是人类学的传统旨归之一。1980年代以来，这柄反思之刃开始指向人类学自身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田野作业过程、收集资料的偏好、组织材料的框架、民族志文本写作中运用的修辞，每一个环节都受到审视和反思。在这些过程中，民族志作者不再被视为客观的记录者和分析者，而是带有主观性的参与者。这种对主观性的认识和对知识客观性的追求使当今的民族志写作呈现出某种实验的特征。而在这两方面，《纳文》都堪称先驱。

贝特森说：“正是为了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我将五十年的职业生涯投入到了人类学家这一行当中。”人性是所有伟大的人类学家的最终关怀。贝特森的笔下，不仅有科学家式冷静的社会试验剖析，还贯穿着对人性曲微甚至温情的探究。我脑里时常浮现起那些晨霭中划着独木舟、唱着哀婉丧歌去取鱼筌的雅特穆尔妇女；浮现起那个被鳄鱼拖向深水时抛出他的臂环，平静地向妻儿告别，尊严地走向死亡的男子。——吸引人的是智慧，打动人的却永远是细节，那是民族志的神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