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5年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为高级编辑。

中文名：鄢烈山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沙岭村

出生日期：1952年1月

职业：新闻评论员

毕业院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代表作品：杂文选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个人简介

人物履历

人物著作

作品内容

人物时评

个人简介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沙岭村。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大学毕业分配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1986年春离开政府机关进入《武汉晚报》作评论编辑，10个月后进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曾任副主任；1995年冬，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为高级编辑。

无党无派无行管职务。1984年起开始评论、杂文、随笔写作。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5种，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迄今已出版《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鄢烈山时事评论》、《早春的感动》等个人作品集18种，主编有《中国杂文年选》等文集多种。

1996年—2001年4月用本名或笔名为《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文章，得风气之先，在读者中受到广泛好评；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但争议颇多。

人物履历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无党无派无行管职务。

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沙岭村；

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大学毕业分配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

1986年春离开政府机关进入《武汉晚报》作评论编辑，10个月后进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曾任副主任；

1995年冬，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为高级编辑。

1984年起开始评论、杂文、随笔写作。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5种，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迄今已出版《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鄢烈山时事评论》、《早春的感动》等个人作品集18种，主编有《中国杂文年选》等文集多种。

1996年—2001年4月用本名或笔名为《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文章，得风气之先，在读者中受到广泛好评；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人物著作

杂文选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文学发展史》等大学教材有关章节对鄢烈山的杂文创作成就予以评介。

经典文章节选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他看来，一家一姓的“亡国”即改朝换代并不可怕；道德沦丧，满嘴仁义道德却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亡天下”，是关系整个民族存亡的大问题。现在，人们形容道德全面沦丧的一个常用词就是“黑”，意思无非是没有公开、公平和公正。这与上世纪末就反起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打击收效不大甚至愈演愈烈有极大的关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在受审的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原人大代表黎强，待审的原省部级高官陈绍基、王华元等人固然是官界的近例；这届全运会上，有的运动员拒绝领奖，怒喊“太黑了，太不公平了，这样的比赛根本没法打”，不正是社会领域里被牺牲者的哀叫吗？而上海“钓鱼式执法”这种黑白合流设局敲诈公民钱财的下三滥手段并非孤例。因此，打黑除恶要斩草除根，首要的是树立社会正义，以正压邪。没有民主监督下的吏治清明，没有司法公正，做好人吃亏，人心不可能不扭曲，黑暗邪恶势力不可能不滋长。

同样重要的一面是，我们不能让众多青年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被逼得铤而走险，成为反社会犯罪组织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和发展对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国庆前，广州和重庆媒体连续报道的张氏兄弟劫人筹资救母案，是医保制度不力造成的社会问题之一例；10月16日全运会在济南盛大开场那天，一个青年手持看病收费单在广州火车站跳轨，令人悲伤又感慨。昨日媒体报道，20岁的湖南青年李强在深圳找工不着，饿极了上街抢劫，捅死了被保送北大的青年学生赵汉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饥寒起盗心”呀！这还是个案，更普遍的是所谓“农民工第二代”，他们纷纷进入青年时代，许多人向往城市生活却不被城市平等接纳，他们受教育的条件不如城镇同代人，工作机会更为难觅，心怀不平就容易滋生反社会情绪；当他们觉得生不如死，不惜舍命一搏时，就很容易陷于黑道。这样的青年人一多，再严厉的打黑除恶雷霆手段都只能治标，根本威慑不了犯罪，即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大概就是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对于关押在看守所的75%是犯有盗抢罪的青年表示十分担忧的心理基础吧。

作品内容

《一单单地说事》

鄢烈山

我本来想用“就是论事”这个词，可它习惯上多半是贬义的，带没有深度没有广度没有历史感等等责备意味。那么，我们换个说法，“一单单地说事”如何？我想，它应当成为我们评判世事的思维习惯。下面且就政治、法律与道德领域的三件热门新闻一单单地说。

先说刚组成的日本福田新内阁中出现的两大臣的政治资金问题。日本媒体的政治“狗仔队”9月27日披露说，防卫大臣石破茂和文部科学大臣渡海纪三朗在政治资金上有问题，其中渡海担任自民党兵库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期间，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先后共向他捐献了290万日元的资金。当天上午，首相福田康夫就在官邸分别会见了渡海和石破，要求他们诚实地向国民作出说明。

290万日元约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笔钱在发展中的中国也算不上巨款，而且个人没装腰包，而且已经退了。但这不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是政治规矩不能坏。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伦理不容错乱，但实质上关涉的是政治生活的公正性不容侵犯：政治竞争对手之间要公平竞争，不能靠人用钱拉偏架；政客代表的利益集团要保持势力均衡，不能用钱收买代理人。

怎样保证政坛竞争者遵守公正的规则？别拿谁人才难得，谁多么德高望重来说话；就“这一条”，谁不遵守它它就是谁的“死线”。根本不怕“死了张屠夫要吃带毛的猪”。类似的，比如，韩国组阁时无情刷下学历作伪的高官被提名人。那都是逮住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不枝不蔓，不扯什么大节小节功呀过的比例多少，干脆利落。效果是：想从政，好，夹住尾巴做人，别授人以柄。

9月19日，红色高棉在世的最高领导人82岁的农谢（NuonChea）被警方以反人类罪的罪名拘捕，将接受联合国特别法庭的审判。农谢一直拒绝为当年的暴行负责，曾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声称：“我仅仅是人大委员长，并没有参与很多政府运作。而且，有时我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这个自我辩护的理由还说得过去，他对大屠杀该承担多大责任，法庭最终要靠证据下结论。

但是，他说：我很想知道，当美国人支持叛徒朗诺将军时，又有多少人死于无辜？邻国（指越南）1979年入侵民主柬埔寨出动了25万人的军队，有多少柬埔寨居民被打死？“很想知道”没错，若想用别人的罪过来“抵销”自己屠杀国民的罪过，那就是痴心妄想了。现在就是审判你，你得先回答，对近200万柬埔寨平民的不幸丧生你做了什么。这个世界对作恶者算账总是要一笔笔来的，就像不可能所有的“坏人”同时逮住。逮住谁他就得认倒霉。

此外，法庭对罪人审判，也是一单单的案由一桩桩地判。因此有合计刑期几辈子也服不完的，服不完也要一单单地算。这种算法看似迂腐，却比“死有余辜”严肃严谨；而且，更重要是，暗含着一个参透人性的判断：不承认这个世上有什么一概而论的“好人”、“坏人”，咱们一件件地“就事论事”。

那么，在道德领域呢？按照耶稣的观点，人人都是有罪的。中国人讲“扪心自问”，谁是圣人？既然人人心中都潜藏着魔，世人世事就没有道德高下之分吗？那也不是。那说一单单地来评判。

今天郭敬明在他的博客贴出一短文，新浪网宣传为他的“独家回应”。但看内容是对《南方周末》上关于“郭敬明团队集体出走”的回应，希望别人记住他的“哪怕一点点好”，而对质疑他有无资格入作协的因由——抄袭而拒不认错的问题选择了沉默。

抄袭问题他已赔款，法律层面他已承担责任，现在道德层面的评判其实也很简单：他为自己抄袭的不道德行为道歉，事情就了了，所谓改了就好（肯改就好）；事实俱在拒不道歉，对不起，你就迈不过这方面道德的门槛，得永远背着“小偷”的名声，受世人谴责，直到你为此低头认错的那一天。这与什么“一棍子打死”八竿子打不着。他不肯屈服于这样举世公认的道德标准，中国作协让道德标准屈服于他，怎能不令人哗然？——事情就这么简单，与郭敬明的才华和别和私德好坏无关。

以上举了三方面的例子，在在说明“简单”就是美。一单单地处理，“认死理”，我们的思想维就不会那么“复杂”；不将许多问题纠缠不清，我们的生活也将简单轻快许多。

人物时评

“有谁知道噪声折磨的滋味”让更多人看到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无奈，也同时让更多人看到了现实的悲哀，我们不能左右别人的想法和做法，但是最起码在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您是否也给别人留一个理解的空间，让我们更好，更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要不让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的出现……

4日凌晨2时许，一对夫妻在广州天河区员村一横路的一家烧烤档吃烧烤，突然几声枪响，两人随即中弹受轻伤。对面住宅楼上开枪的男子已被警察带走，他肯定要对自己的违法犯罪暴行负法律责任，估计要蹲大狱。然而，我觉得这个30多岁的男子正所谓“法无可逭，情有可原”，如果提起公诉，我恳请法院能体察他是在受够噪声折磨、投诉无效、万般无奈、忍无可忍，情绪失控的情境下，最终采取了这种丧失理智、伤人亦自伤的近于“同归于尽”的手段，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给予从轻发落。

请注意，这所谓“枪”是钢珠枪；他并非向人群开枪，“钢珠是打到附近的墙上后反弹击中(伤者)他们夫妇的，两人受了轻伤”；开枪时间是深夜2点左右，他的忍耐可以说达到了极限，近于发疯，“据了解，该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他经常被烧烤档吵得睡不着，在向城管投诉多次得不到解决后，才向烧烤档开枪，想震慑一下。”可以说连“故意伤害”都不是，比卖刀的杨志在牛二无耻而放肆的激怒之下手刃后者还要情有可原。

对于这个男子被噪声逼急了而犯法施暴，并将因此受惩罚，老实说，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因为我也经常夜半或凌晨被楼下街边的噪声吵得无法入眠，真是想向那些人扔砖头或开枪——如果不是顾忌法律后果我真会干的。楼下街对面的面包店、电话档、招牌店是坐商，在多次电话交涉后半夜不闹了；时有一群有娘生没娘教的烂仔浪女半夜在楼下发疯，好在他们不是天天来，恨恨地从窗户里看着，等他们散去；最没有办法的是汽车乱按喇叭，走居民住宅区的小街道，开车人不想减速便狂按喇叭，也不管是在深夜还是凌晨，多次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投诉，答复是那不是他们上班时间……广州这次没有评上“全国文明城市”，报上说有一条原因是噪声污染严重。

前些天，成龙大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口无遮拦地说，“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引发了两岸三地的一场口水战。我认为他的话半对半错。我们的国民文明素质确实不够高，有些人太自我中心，公德意识极差。明令城区禁鸣汽车喇叭，虽没法录像也没人执罚，你就不能自我节制一点？你深更半夜吃烧烤，何必吵吵嚷嚷？

更需要管的是公务员和官员，他们拿了钱不做事。请注意，也是在这次枪击案发生的天河区，今年4月21日，广州市长张广宁批示对噪声扰民的投诉久拖不理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查因究责。那个批示的起因是，楼下的无证照店档噪音扰民，市民刘先生从去年9月底开始到各级部门投诉；到今年4月18日，他给各政府部门打了100多通投诉电话，发了100多封投诉邮件，半年过去了，楼下噪音依旧；他用“fanzaoyin”等网名在网上发表了《给广州市长张广宁的一封公开信》。张广宁看到相关报道后，亲自给市监察局和天河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要求他们亲自处理此事并调查问题原因。随后便有了天河区的联合执法行动，取缔了被投诉地的扰民店铺和占道经营。

刘先生清醒地认为，“市长能看到这封信，也算是自己运气好，借助了网络和媒体的推动，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可能自己要继续被噪音困扰。”——天河区员村一横路这个男子显然没有沾到刘先生好运气的光！

刘先生还建议，“政府也应该有一个监督部门，健全问责机制，比如那些监察室、督查队，就应该发挥起作用来，保证市民的每一个诉求都能得到合理的回应。”他的建议还是行政管理内部的自我监督，即大官管小官。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种监督，但现实证明效果不佳。就天河区的噪声扰民事件来说，市长批示到枪击案发生也才10多天，显然市长批示后没有举一反三。

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查出公务员上班打麻将，处罚是10元人民币；违法征地、侵害农民利益、跨省拘捕举报者的河南灵宝王帅案，副市长的处分也就是行政警告；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近日回京任总局科技司副司长；湖南隆回公安局政委王峥嵘卑鄙而残忍地“运作”其女儿冒同学之名上大学，其中截留录取通知书、篡改身份证、抽取档案等情节都是犯罪，事发至今未见当地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启动查处侦讯……

所以，我说成龙的话没有说到根上，谁来管谁？谁有资格管谁？“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草偃。”以不守法纪不守秩序为能事，损人利己、苟且投机不以为耻，对治人者缺少问责的自由和权利，正气不彰，合法维权艰难，我们的社会能不滋生暴戾之气吗？

好了，扯远了，我希望司法部门考量前因后果，能从轻处罚这个本意在开枪吓唬噪声制造者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