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氏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题像

参加整风运动

主要工作

明朝人氏

［明］字鸿逵，号渐斋，正德六年（一五一一）进士。官山西参政。归自构园居曰序芳，又曰常足窝，海内名人作歌赠之。又制一舟名平查。优游林壑，善绘事，工画兰，诗酒自娱。著渐斋诗草。《檇李诗系、明画编韵》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题像

赵 汉：（1919-1966），男，汉族，1919年生，河北省定县高辛庄村人。原名王兆汉。1927年起在本村读小学。1931年7月起在县立第八高级小学读书。1934年7月至1937年7月在省立定县第九中学读书。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2月至4月参加定县游击队，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至11月任中共定北县区委书记兼青年会主任。同年11月至1939年2月任中共定北县委宣传部部长兼青委书记。1939年2月至1940年4月任中共定北县委组织部部长兼青委书记。1940年4月至1942年1月担任中共定北县委书记兼县议长。这期间，敌人抓走其9位亲人，威胁和逼迫其投降，但不为所动，坚持斗争。1942年1月至1943年9月任中共望定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治委员。1942年6月任中共晋察冀区第三地委委员。1943年被中共北岳区委选派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1943年10月赴延安，途中因病住晋绥后方医院。

参加整风运动

1944年4月到达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9月至1946年10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负责研究晋察冀干部工作，后任机要秘书。1946年秋被派回晋察冀边区工作。同年11月至1947年6月任中共雁北地委组织部部长。194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三地方委员会副书记兼冀晋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同年11月至1948年11月任中共雁北分区地委书记兼北岳军区雁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冒着生命危险赴山西大同与敌人谈判，赢得大同市的和平解放。1948年11月任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1月至9月任中共大同市委书记。2月至5月任大同市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4月至9月任大同市市长。同年12月至1951年4月任大同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1951年3月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秘书长。1960年9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主要工作

1962年主持起草《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若干经验教训》，总结党的建设与经济工作的结合、提高干部质量等经验。1963年在福建调查后，提出培养选拔新生力量的问题，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的文章，提出培养新生力量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等观点。1965年率先提出提拔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1979年1月中央组织部为其恢复名誉，举行追悼会。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书。

○赵汉

赵汉（1919~1966），原名王兆汉，河北定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大同和平解放后首任市委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市各界人代会协商会主席。

学生时代的赵汉，先后就读于河北省立第九、第六中学。学校里他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他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一面积极探求革命真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本县早期共产党员李济寰、李光宇等人的影响和启发下，弃学从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他参加定县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这是我生命史上光荣的记载……”从此，他全身心地投身到革命斗争最前列。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兄弟姐妹们亦相继参加了革命工作。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1940年4月在他担任中共定北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时，准确灵活地运用革命的“三大法宝”，抓好党的建设，巩固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要求各部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注重培养和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晋察冀边区行署制订的“双十纲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兼任县参议会议长阶段，认真贯彻“二五减租”合理负担等政策，切实保护了当地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加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鼓舞了抗日群众的斗志，使一批批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沉重打击敌寇做出了积极贡献。1942年初，他改任中共望定县委书记后，带领全县人民配合正规部队成功地粉碎了敌伪军疯狂发动的“三一八大合击”、“五一大扫荡”，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敌寇的必胜信念。为表彰他在抗敌斗争中的突出表现，1943年秋区党委特指定他为中共七大代表，遂于同年10月间在聂荣臻将军带领下经晋绥解放区赴延安。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他作为547名正式代表之一光荣出席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盛会。会后，组织上安排他留延安任中组部干部科科长，负责华北地区干部的调配工作。8月任中组部安子文副部长的政治秘书。翌年10月中组部派他到冀晋区党委了解张家口退下来干部的安置工作。完成任务后，他再三要求要到对敌斗争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经组织同意，他留在了冀晋区任雁北地委组织部长。1947年5月因工作需要改任晋察冀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7月，再度转战晋北地区任晋察冀雁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期间，他组织指挥了解放广灵、应县、天镇、阳高等战役。1948年11月中共北岳区党委决定由他担任新组建的中共大同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准备解放大同城。随后他按照党的指示在山西浑源县召集会议，选拔了269名干部进行文化理论和城市政策学习，积极筹备入城的各项工作。他还亲自给大家授课、做时事报告。与此同时，他派出部分干部进行围城政治攻势和支前工作。在他参与撰写的《告大同各界人士书》中明确指出：“晋北重镇大同的解放已迫在眉睫，解放后即为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对解放后的大同是采取保护和建设的方针。”

1948年12月初，他与解放军围城部队司令员王平以北岳军区名义，给国民党大同守军指挥官于镇河、275师师长田尚志等人写信，敦促其认清形势，采取明智选择，出城与解放军代表洽商和平解决大同事宜。另一方面派出城、敌工干部进一步摸清城内地形，收集守军兵力部署、城防工事等情报，兼以散发传单、宣传品、向对方阵地喊话、释放被俘人员等形式，展开全方位的政治攻势，瓦解大同守军。导致国民党守城官兵军心浮动、士气沮丧、方寸大乱，数日里开小差的，以整连、排建制向解放军投诚的，临阵脱逃的不计其数。1949年2月大同市警备司令部组建，他兼任政委。4月兼任大同市市长。其间他亲自拟定《入城工作计划》和《入城工作守则》，详细稳妥地制定接收方略。

这一时期，他为了早日赢得大同和平解放，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城东驾遇造、陈家庄、三十里铺等地与国民党大同军政要员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等人接谈。谈判中他机智果敢、斗智斗勇，把握方针、有理有节，迫使国民党大同军政当局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认清了形势，遂于1949年4月29日上午9时到大同县西坟村与解放军代表正式签订和平解放大同协议书，最终实现了云中古城免遭兵燹，人民免於涂炭的和平移交方式。4月30日解放军集中北关作入城准备。5月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政权，城内国民党军队全部放下武器开赴指定地点听候改编。5月2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大同各界载歌载舞夹道欢呼，美丽的晋北军事重镇古城大同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大同解放后，他代表大同市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字号布告，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同时集中精力整顿治安、搜捕敌特、肃清匪患、禁赌、禁娼、禁毒，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步骤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革命秩序。

1949年12月8日，察哈尔省大同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胜利召开，会上他当选为协商委员会主席。1951年3月奉调北京任中组部办公室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1954年各中央局相继撤消，他参加了向各部委选调干部的工作。同时中央组织部干部队伍也得到了加强和充实。中组部办公室改称办公厅后，他仍任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1956年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部务委员兼研究室主任。1960年任中组部副部长。1961年赴苏联学习。三年困难时期，他两次重返大同，深入井下了解大同矿工的生产、生活情况。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前夕，他被提拔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文革”初期，他被诬陷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1966年12月14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7岁。

“四人帮”倒台后，党组织给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战友吟诗“伤时饮恨去，妖兴国脉危，历史终扭转，九泉可展眉。”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痛惜。1979年1月17日，中央组织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宋任穷部长亲自主持追悼会，对他革命的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勤奋学习、孜孜不倦。主持大同工作时，他邀请了许多优秀的党外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参加人民政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政议政、献计献策。调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前后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撰写社论10余篇。其中《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若干经验教训》、《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几个问题》、《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性》、《一件根本性的大事——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等都对指导党内干部的学习，强化干部队伍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肯定。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大同市志》李大宏 李大钧\\文，版权所有，不得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