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桢（1877-1946年）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东莞篁村胜和村人。篁村一带是东莞张氏家族的一个聚居地。在南城区运河东三路与银丰路的交界处，有一个度香亭公园。在这块让人们休憩之地中，没想到还保留着一座祠堂，名为“棣甫张公祠”。久经打听，才知道这座祠堂的来历。原来这是张伯桢的宗族祖祠。今天，张伯桢出生地之篁村祖屋早已灰飞烟灭，现仅留下这么一座祠堂。棣甫张公祠建筑面积约228平方米，两头威武的石狮子蹲立在门口，淡灰的墙壁，青黛色的瓦顶，淡红色、有点脱漆的祠堂大门，一块书有“棣甫张公祠”的黑色牌匾醒目地挂在祠堂的横梁处，祠堂屋顶上的石雕模样还清晰可见。祖祠为三间式的二进建筑，中间有一天井，两侧以通廊相连。祠堂的墙上和柱子上仍遗存着解放前夕解放军在此暂住时书写的宣传标语。棣甫张公祠与度香亭连成一体，成为具有一定历史与古建研究价值的建筑群，2004年被公布为东莞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02年，张伯桢25岁，于广州读书毕业，东莞知县刘德恒主持创办东莞学堂，张伯桢受聘为国文教员。

1904年辞去东莞中学的教席，在1905年1月，远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前后至1909年学成，参加日本高等研究所的毕业考试，获第五名。

张伯桢是最早留学日本的一批学生。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曙光。张伯桢毅然两度留学日本，希望能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祖国走上富国强兵的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早期革命志士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在日本留学生中，就有很多革命者。张伯桢广交了这批革命志士。其时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诸多刁难，张伯桢参加了陈天华、邹容、秋瑾等发起的“留日中国学生罢课运动”，反对日本政府专为歧视中国留学生而定的入学规程。陈天华在这次罢课中跳海自杀，以示抗议。张伯桢撰写《光绪乙已留日学生罢课事件始末记》。张伯桢广泛接触了革命党人，有的还直接参与其事，熟谙内情，因而写下了《同盟会革命史料》、《华兴会革命史料》、《兴中会革命史料》、《宗社党史料》、《“苏报案”史料》等，这些书都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1908年暑假回国，张伯桢受聘为两广方言学堂教授，主讲法学，时年仅31岁。两广学堂创建于1906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将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和广州译学馆合并而成，是晚清时期学习外语较为完备的一所学府。1910年，赴北京参加廷试，“钦点”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并在当时曾参与“宪政筹备处”起草宪政草案，任副主稿。此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唐绍仪到北京办公，新司法部成立之际，一切事务均由张伯桢和祁耀川办理。而张伯桢自民国元年直到民国17年，民国政府迁南京为止，在108位司法人士中，始终名列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之职。1928年。民国政府迁往南京，张伯桢却毅然辞去一切职务，从此息影京华，以著述、鬻文为业，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著。他著有《张篁溪遗稿》、《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等，刊刻《沧海丛书》一到五辑，广收乡贤袁崇焕、张家玉等的文学史料，有《袁督师遗集》、《袁督师配祀关岳议》等，又创办《正风半月刊》，刊登考证北京历史的文章，还有大量诗词、文稿等手记，这些著作对研究民国的历史，有较高的价值。

晚年的张伯桢遁入佛门，信奉佛教，寄情佛典。1946年，张伯桢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把珍藏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以及有关袁督师的文物、齐白石等名人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

张伯桢在东莞前后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三十年不到，自1913年到去世为止，张伯桢都居住在北京。现今北京游乐园南侧的所在地，曾是当年张伯桢在京的居所。1919年，张伯桢在此购地数亩，建房屋数间和私家园林，时人称为“张园”，园内建有一处“袁崇焕故居”。相传崇祯年间，袁崇焕率军抗清入卫京师时，曾在此屯兵驻扎。张伯桢在此聚集过康有为、齐白石、章士钊、叶恭绰等到园内参拜袁崇焕遗像，并植松缅怀先烈，同时留下大批名人即景绘画及题词。现龙潭公园袁督师庙内砌在墙上的袁崇焕遗笔“听雨”二字石刻，就是1949年后从张园移过去的。齐白石曾长期寓居于此，这里留下大批名人即景绘画及题词。1991年，张园被完全拆除。世人从此无法再睹其风姿。

1948年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守军驻于张园内，园内的建筑、花木、文物等均遭毁坏。1958年，张伯桢之子张次溪将面积约2.5亩、房屋共14间的张园，捐献给北京龙潭植物园。在1991年，张园因在建设用地范围内，被全部拆除。

恩师：康有为

1893年，适逢梁启超来东莞开设学术讲座，时年16岁的张伯桢就在此机会下认识了梁启超，并接受了其改良思想的灌输。19岁，张伯桢在广州府学宫孝弟祠康有为馆旁听，随后更成为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继后，张伯桢积极拥戴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救国运动。

尽管变法失败，但张伯桢依然忠心耿耿地追随着康有为。1917年，康有为避居于美国大使馆的美森园（在北京的前门东交民巷内）。当时，张伯桢刻印康有为著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一书，他每日拿着书稿与康有为磋商校订。从那时起，康有为就委托张伯桢在北京琉璃厂开设“长兴书局”经销图书，刻印发行康有为的著作数百种，直到康有为逝世。如果没他，康有为一生著述的传播未必能完整。

好友：齐白石

著名画家齐白石与张伯桢有一段深厚的友谊，齐白石借居在张伯桢的住所中，长达数年，他将不少画作也赠送给这位友人。

1919年，张伯桢在北京的私家园林“张园”建成，园内三面环水，亭台楼阁，颇具泉石之胜。由于兼具袁督师故居和园林之趣，一时间，慕名前往张园的名流学者多不胜数，在张园植松明志，多有咏题。名士之中，著名画家齐白石十分喜欢张园的幽雅清静，与张伯桢更是一见如故。于是，张伯桢便邀请齐白石在张园居住。齐白石一住就是好几年时间，其间他在张园画下不少佳作，部分作品赠送给了这位忘年好友，且题其所居为“借山居”。

挚友：伦明

张伯桢与伦明同是在北京的莞人，他们在北京的居所“仅隔一墙”，伦明视张伯桢的儿子张次溪“犹如子”。伦明病革之时，曾贻书张伯桢，叮嘱他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1947年，经陈垣与北京图书馆反复商议，才实现了伦明的遗愿。

流芳逸事

张伯桢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表彰抗清民族英雄袁崇焕，为他创建了袁督师庙。1915年，张伯桢冒着可能得罪礼制的危险，写了一篇《袁崇焕配祀关岳议》，并分寄各省将军、巡按使及京师各部院。他在议案中大力表彰乡贤袁崇焕的民族英雄事迹，认为袁崇焕可与关云长、岳飞媲美，应设立专门祭祀他的庙堂。后得当时的参谋黎元洪首先复书赞同，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北京各部院也先后联名呈请政府，批准袁崇焕配祀关岳。

1916年，张伯桢根据道光年间编撰的《岭南遗书》中的《袁督师遗事》，重新刊行《袁督师遗集》。同年，他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内东火桥广东新义园内创建袁督师庙。门额“袁督师庙”四个大字及门联，均为康有为所书。之后又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今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捐资重饰袁督师墓。1916年，张伯桢的小儿子病死，张伯桢把儿子葬在袁墓旁边，以示对袁崇焕的景仰。

袁督师庙几经风雨，早已破烂不堪。解放后，市政规划一度欲将此庙迁出，后经名流政要上书毛泽东，呼吁保存，毛主席亲笔复函，指示“应予保存”，这才保存下来；并由崇文区政府拨款、施工，将督师庙修复。而在“文革”中，袁崇焕墓被彻底平毁，并挖地数尺，“袁督师庙”则移作他用，面目全非。直到80年代，在各方人士奔走、呼吁下，袁督师庙才又重新恢复原貌，并列为现在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