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杨爱源 |
| 释义 | 杨爱源(1886—1959)，字星如，号革非，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长于练兵，短于作战，虽没有特别的成绩，但因是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忠厚老实，因此一直是阎锡山嫡系的嫡系，先后给商震和徐永昌当过监军，官至察哈尔省主席， 二战区副总司令，1949年后护送阎锡山的财产去了台湾。 人物简介杨爱源（1886-1959）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山西省五台县门限石村人。别号革非。系晋军主要将领。跟随阎锡山三十多年，历经晋绥军的发展、壮大与衰亡，先后担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曾获二等云麾勋章、晋授一等云麾勋章、二等宝鼎勋章、晋授一等宝鼎勋章、胜利勋章、忠勤勋章。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指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抗战时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阎锡山管理军事，1948年，从上海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9年病逝于台湾省。 商震的副手阎锡山的嫡系山西省五台县人。生于1886年，排行第一，幼读私塾，祖上务农。1907年，21岁的杨爱源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弃耕习武。1912年转入培养初级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杨爱源完成陆军学校的学业，暂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见习。见习期满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山西督军公署服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比较正规完善的军事学府。出于尽快充实晋军的考虑，阎锡山对军校毕业生倍加珍视。因此，杨爱源一入晋军，即被委为连长。旋即又升任营长。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借充实之名，行牵制之实。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在晋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曾为商震部属的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1917年秋，杨爱源率所部第一团第三营随旅长商震赴湘作战，遭遇伏击，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当时晋军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整旅，一个旅血本无归，损失可谓惨重。消息传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阎锡山焦急之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却是：“打听杨爱源的下落。”对杨爱源的关爱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有阎锡山的关爱，湖南败绩，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以后，杨爱源不仅没有蒙受处分，而且官升一级，由第三营营长递补第一团团长（团长蔡荣寿调任新成立的第十团团长），跨入晋军高级将领之列。 此后，随着晋军的一次次扩充，杨爱源步步升迁：1924年冬，阎锡山实施第二次扩军，杨爱源由团长升任六旅少将旅长，并独立于商震第一师（晋军统编为两师十一旅，第一、二两师分别辖第一、二和三、四旅，其余各旅直辖）之外。1926年的“讨冯”之役结束后，杨爱源因率所部参加商震指挥的中路军作战，一直把国民军逼退至西北地区，论功行赏，升任第六师中将师长。易帜北伐前，晋军第三次扩军，原有之师的番号一律改称为军，杨爱源再升一级，成了第二军军长，与商震、徐永昌齐名。 随同商震卖车皮1926年阎锡山联合奉、直军打败冯玉祥后，夺得绥远地盘，商震为绥远都统，杨爱源率第六师驻扎丰镇。平绥路由于战争关系很长时间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运到绥远，绥远方面土产不能运销平津。迨战事一停，商人亟欲运货，而铁路车皮多控制在军队手中，乃想方设法向军队购买车皮；为了避免沿途税关措索，并贿通驻军派官兵押运。计由包头到天津一往返的车皮费、押运费，不下数万元。商震在绥远都统任内头半年，出卖车皮所得闻达400余万。杨爱源驻丰镇也扣有少数车皮，曾同商震一样搞了好几次，师部人员有的分了些余沥。后来绥远卖车皮的风声被阎锡山知道，要严厉查办，商震得悉，先将替他专办该项勾当的亲信中校副官郝某枪毙，以郝私擅盗卖搪塞了事。当郝某被扣时，我记得杨曾密电商震为郝缓颊，复电说接讯较迟，已经执行。其实去电到时郝尚羁押。 晋军训练总监还在1926年冬，鉴于晋军在不断扩充和连续作战（先是出兵石家庄堵截直军，又是反击攻入辽县的樊钟秀部，再就是讨伐冯玉祥国民军）以后，亟需整顿的现实需要，阎锡山组建晋绥军训练总监部，委杨爱源兼任训练总监，负责全军的整训。在训练总监任内，杨爱源从晋军的实际出发，结合孙子兵法的战术原则，总结出“节短势险”的作战方略，并在对各部队的督导中强调“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枪”的战术要求，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北伐讨奉时，傅作义率部守涿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战例。 定县瞎突围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左路出京绥路，右路出京汉路。杨爱源率第二军的3个师(第二、第六、第十二师)，和炮兵3个团，机关枪半个团(那时山西只有机关枪一个团)出正太路，截击京汉路奉军。初攻很顺利，第二师、第六师连占正定、新乐、定县等县，前线进至清风店一带，才被敌人顶住。军部和总预备队第十二师到达定县县城后，被奉军戢翼翘军3个师迂回包围。第十二师师长杨效欧以定县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坚主撤守西关。激战5昼夜，阎锡山派第十旅卢丰年旅1个营增援无效，到第6天的拂晓，决计突围撤退。守西关的全部官兵，由西门突围向曲阳转进，经行唐、灵寿、获鹿等县退回娘子关，清风店方面的两个师同时撤守井陉一带。从定县西关突围之前，原认为一出关门必有重大阻击，伤亡不少；可是出关没碰着敌人一枪一弹，很觉诧异！事后侦知，戢翼翘因为得悉后方涿州被晋军袭击占领，已经解围而去。杨爱源这一突围，真是瞎突了。 由于山西北伐兵力以杨爱源第二军为最雄厚，一般人对右路军期望很大。迨定县撤退，全局改取守势，各方责言都丛集于杨的一身。杨认为原定北伐整个出兵计划，规定了各军作战进度，某军某日应达到某处，第二军完全按规定的进度进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达成任务(袭击涿州部队也迟到五六天)，以致奉军能够齐集兵力反击第二军，第二军奉令撤退，根本没有错，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实在冤枉，因而要拟辞职电稿。胜败兵家常事，打了败仗，众人责难，打了胜仗，众人要转而恭维，北伐战争一定胜利，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本境，就是赶到黄河，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何必愤懑这一时。他固执要把辞职电发出。次日阎锡山复电慰勉，并通电各部，把失败之咎归到他自己身上，以杜众口，杨始释然。 徐永昌副手察哈尔省主席1927年、1928年的两次北伐，杨爱源先后在第二军军长、第三军团军团长任上率部参加。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1月，杨爱源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从此直到1931年1月因中原大战被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爱源以方面大员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导察省省政。到张家口就职。省府秘书长和各厅处长都系阎直接遴用之人，杨以军人初任政务，看到他们不大买帐，内心颇感不快。有次因为交给秘书处办理的一件公事，秘书长栗乃敬延搁未办，杨大发脾气，亲写一手令将栗撤职，要即刻发表。秘书说明机关办事手续与军队不同情形，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同时保证告诉栗以后多加注意，免有积压，杨才渐渐气平，把该撤职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纠纷。 对反蒋战争无信心反蒋军事酝酿之际，杨爱源尚在察哈尔任上。1930年1月，阎锡山秘密召集晋军主要将领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杨爱源接到电报后，星夜从张家口（当时的察省首府）赶赴太原。会上，在多数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杨爱源采取了支持阎锡山的立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就在参加完太原的秘密会议回到张家口后，杨爱源与其秘书长分析局势，秘书认为就是非而论该反蒋，就利害而论却反不得。他问为什么?“北伐之役，奉军被驱逐出关，张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弹，张学良‘岂尝须臾忘我哉’。但以他反蒋没有好处，因为平、津不能让给他；如他帮蒋打，平、津他唾手可得，张学良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战事打起来，奉军定坐收渔人之利。”杨听完，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叹息地说：“太原（指阎锡山）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汉奸，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小的。” 尽管杨爱源对发动反蒋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却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原大战打响，杨爱源担任陇海线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徐永昌指挥孙楚、杨效欧、杨耀芳、关福安四个军，彭毓斌的两个骑兵师，以及配置在这一线的友军刘茂恩、刘春荣、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等部。 阎锡山的过渡替身阎、冯反蒋战争失败后，阎锡山为了缓和蒋(介石)张(学良)对他的攻击，避免山西老巢的覆灭，决定下野赴大连。行前给杨爱源一封亲笔信，上写着：星如(杨的别号)转启予(商震)、次辰(徐永昌)、萃崖(孙楚)、宜生(傅作义)、印甫(赵承绶)、子梁(周玳)、毅如(杨效欧)、舒民(李生达)、治安(王靖国)、光甫(杨耀芳)诸弟：我决计下野，今后政治由启予负责，军事由次辰、星如负责，次辰、星如担任晋绥警备正副总司令，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渡难关等语(原函大意如此)。当时山西将领反对商震很甚，徐永昌自解兵权，军政的烂摊子实际落在杨爱源肩上，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杨宅处理，杨成了这一过渡时期阎的替身。 接受张学良改编1930年冬天，华北杂牌军队都由张学良(驻天津)负责改编。改编方案，山西只留四个军；番号为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徐永昌的第三十三军，杨爱源的第三十四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但山西将领内部争执甚烈，有的要商震专任山西省主席，让出三十二军军长，有的要傅作义专任绥远省主席，让出三十五军军长，争得一塌糊涂，尤以孙楚活动最力。杨爱源为了维系山西内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结果增编了一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一场纠纷才告消弭。同时加强控制各军、师长的思想情况，从而使大战之后的山西局势一步步趋于稳定。 拒绝蒋介石的收买鉴于杨爱源在山西的影响力，蒋介石有意网罗，并不惜以利相诱。中原大战带给山西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阎锡山苦心经营十余年而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地方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晋钞贬值——其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为30∶1；典当业纷纷倒闭——1927年有660家，1933年仅剩306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连部队的薪饷都难以按时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记公司秘密转给杨爱源50万元汇票，声言是由南京电拨过来的。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有一笔40万元的巨款转到了杨爱源的名下。这从天而降的90万元巨款就像一颗烫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两难选择之中，杨爱源踌躇再三，心生一计。一日，他邀集各将领公开宣布有南京拨款90万元，要大家商定一个分配数额。随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着人将领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都不提，完全一付公事公办的架势。蒋介石接到杨爱源寄来的领据之后，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触景生情，老搭档徐永昌由衷地说：“星如够个忠厚人！” 讨伐石友三1931年夏，石友三策动反张（学良），阎锡山起先答应配合行动。正当杨爱源等根据阎锡山的秘密指示进行出兵准备之时，截获了萧振瀛给宋哲元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蒋允每月给宋哲元军饷230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可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从确保山西考虑，杨爱源与徐永昌商量改变计划，按兵不动。这时，石友三的前锋已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张学良一面拉拢宋哲元部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各军师长，敦促通电讨石。杨爱源召集各军师长会议，商议对策。众人皆以张学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电。杨爱源的说法则是：“我们要学总司令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还是要忍耐，把电报发出去。”结果依杨爱源的意思，“讨石”通电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发了出去。见山西方面如此，反张的其他各部也都观望不前，石友三孤立无援，腹背受敌，很快就败下阵来。山西方面却因为谨慎从事而安然无恙。 山西军阀的省庆张学良打垮石友三后，鉴于山西局势的不可靠，除在改组山西省府时安置了奉系几个委员和厅长外，暗中布置夺取山西地盘。适值阎锡山潜从大连返回五台，虽然以省亲为名，实际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张的进攻山西更振振有词。一面利用反蒋战争失败后进驻山西的一些杂牌队伍，如孙殿英、鲍刚、张人杰等从中掣肘，一面调遣他的直属部队准备从平绥、平汉两路入晋，先头的白凤翔骑兵师已经开抵寿阳，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况岌岌可危，内部意见又极不一致。张学良为了不战而胜，在弯弓待发之时，电召杨爱源等到北平相商。杨临行前密嘱准备第34军的交代(杨为该军军长)，到平后来电告诉已住德国医院治病，情节紧迫可想。不料仅隔几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奔走呼号，共赴国难。张学良不能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把开到晋境东北军撤走，转而优待和安慰山西将领。除原编的山西各军师长仍旧供职外，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孙楚为会办。接到杨任清乡督办的电令，转电北平德国医院告知，杨复电在太原为他发出就职通电。不久，杨由平返晋，据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五六天后找他谈话，说现在国难当头，国内应团结一致，不应发生别的问题，入晋东北军已经调出，你们迅速回去等语。这是个意外的转变。同时，原来要驱逐阎锡山离晋之事也搁置不提，旋竟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宝座，山西局面仍然照旧。因此有些人说，九·一八国难，倒成了山西军阀的“省庆”。 民军总指挥阎锡山从大连秘密回到五台河边之后，立召杨爱源面授机宜，布置一切。 在见过阎锡山后，杨爱源在太原迅速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以孙楚出任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为委员。委员会有正式的机构设置，下设总务、考核、教育和补充四处，编制名额上百人。委员会聘请军、师、旅长20余人分别为中将、少将督练员，派在各处服务，主要负责点发各部队的饷项。这些督练员每月定期到各部队去进行考察、点验或校阅，各部的动态尽在掌握之中。这样，通过杨爱源主持的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阎锡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晋绥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与此同时，顺应“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杨爱源自兼所长的 “抗日义勇军训练所” 于1931年11月在太原市上马街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集训三个月。参加训练的男生600余人，女生30余人，由陆军军官教导团教官樊北辰、邓世通、韩浚等讲授各种典范令和组织操练与野外练习。是为山西抗战之前民众军事训练之始。 新编陆军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同年6月，杨爱源担任了第三十四军军长。1935年12月10日，杨爱源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在此之前，他以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贯彻阎锡山的“民众防共”计划。在充分领会阎锡山意图的基础上，杨爱源把山西全省分为12个“防共保卫区”，每区委派总教练一人，负责区内壮丁的训练，要求人人学会投手榴弹和打枪，平时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顶上去与红军作战。同时，正式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基层防共组织——“山西防共保卫团”。防共保卫团隶属于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由杨爱源兼任总指挥。接着，依12个防共保卫区先后成立12个团，团辖大队（营），大队辖区队（连），区队辖分队（排），分队辖小队（班），完全按照正规军编制。防共保卫团成员称团丁，团丁由沿河21县中18岁至25岁之青年充任，通过轮流训练，接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以期成为阎锡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众防共自卫武装组织”，“平时好像宪兵警察，维持地方治安，红军来时，用他们前去抵御。” 红军东渡进入山西后，杨爱源被阎锡山任命为“剿匪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指挥晋绥军的七个师实施抵御。为了充分发挥“民众防共”的作用，杨爱源将原有的12个防共保卫团迅速扩充成20多个。红军回师后，改编为山西新编陆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直辖24个团，没有中间组织。秘书劝他，这样编制，不仅不利作战，而且不利训练；特别是将来对外抗战，这些散团，实有拨归别的部队的顾虑。杨同意，但是不敢向阎申请。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新编陆军的24个团完全分割拨属其他部队，杨所担任的第六集团军，很少自己基本队伍，因而在指挥作战上每有呼应不灵之苦。结果第六集团军的抗战只是避战，日本人来了就走避。杨常请求把各团编师致被分割为失计。1936年7月，杨爱源卸第三十四军军长任，遗缺由杨效欧接替。从此，不再直接领兵，只做阎锡山的方面军事统帅。 迁就孙楚杨爱源练兵有他一套，作战却很不行。由于孙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属(杨任团长，孙任营长；杨任军师旅长，孙任师旅团长)，而且有点小聪明，一个作战计划，能同时提出三几个方案任凭选择，所以杨在各个战役中的指挥，常常依靠孙楚，孙说攻就攻，说守就守，说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张。孙在杨面前渐渐表现骄横无状，特别是当一些将领的集会上，对杨的傲慢态度，使旁人处之，必觉万分难堪，而杨常是若无其事。1938年，第六集团军总部驻山西临县时，孙楚任副总司令，同杨闹意见，几个月不见杨的面，参谋处送阅的稿件，孙每画个大圈圈摊回。我得悉此情，劝杨设法消弭，杨当遄赴孙处探视，并邀孙聚餐，欢若平生，芥蒂尽释。太原军人每谓孙楚不易指挥，只有杨爱源能迁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协力，情形确是如此。 首席高干抗战军兴，杨爱源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二师、炮兵第二团等部，先后参与指挥平型关、忻口两大会战。忻口战役后，奉阎锡山之命驻节临汾，指挥晋南部队并兼理辖区各县行政。 教导军代总司令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阎锡山的副手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检讨抗战工作，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指定为十三高干之一。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杨爱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同为嫡系将领、又因铁军组织的关系如日中天的王靖国的不满和忌妒。为了取杨爱源而代之，王靖国不惜寻衅滋事，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制造事端使杨难堪。甚至匿名呈报阎锡山，攻击“副长官”受秘书长包围，排挤打击忠实干部。面对政敌的一次次挑衅，杨爱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却仍然一本凡事忍让为先的姿态，要其秘书长“再忍耐一两个月，一同赴成都休息。” 惯于在部下的派别之争中实施控制的阎锡山，对于王杨之争洞若观火，但起初并不动声色。待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面替杨爱源打抱不平了。赵承绶找到阎锡山，说：“司令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锡山听后，极力否认不信任的说法。随即当众宣布，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既然阎锡山公开确认了杨爱源的权力，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王靖国的小动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经过这次内部倾轧，杨爱源因祸得福，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人说杨爱源是福将，此为一例。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从强化同志会组织的目的出发，实行高干责任制，十三高干进行了职责分工。在这次会议上，杨爱源被推为“首席高干”，位居十三高干之首。 性格特征从民国初年军校毕业投入晋军开始，杨爱源在阎锡山幕府之中前后效力三十余年。集三十余年追随阎锡山鞍前马后不遗余力之经验，杨爱源深有感触地说：“跟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正因为杨爱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阎锡山对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在此期间，环顾阎锡山左右不断有人离去，或任职中枢（如贾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门户（如傅作义等）、或引退闲居（如南桂馨、赵丕廉等），杨爱源却是始终如一地服务于山西，服务于阎锡山，直到最后。 抗战胜利后，杨爱源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此后的一个时期之中，他以同志会首席高干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双重身份主持山西省军政联席会议集体办公，在风雨飘摇之中勉力为阎锡山维持一切。在此期间，他工作上谨慎从事，本职之外不问其他，每天黎明即起，会客、传见、批阅文电，忙个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会讲话，只按阎锡山的讲话精神复述，很少发挥。 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军调部派出调处小组到太原。张隽轩托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带给杨爱源一封信亲笔信，作为舅舅的杨爱源对外甥的情况十分了解，敏感地认识到张隽轩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这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他连封也没拆即把信原封不动地呈给阎锡山。阎锡山理解杨爱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杨爱源的谨慎从事，由此可见一斑。 守护后路1948年冬，太原被困，阎锡山开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于是，杨爱源被免去本兼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的名义，派驻南京。此后，杨爱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飞虎队陈纳德等周旋，为阎锡山预作政治上的安排，争取行政院长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资金，从经济上设法。当时，山西官办企业，包括“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省营业公社”、“绥署会计处”等名义下的银号、公司、路局、矿局、供销社等，大约有四十多个实体，均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营业范围。这年底，阎锡山命令这些企业，除西北实业公司以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尽快运送上海，集中于杨爱源之手。几个月中，共约集中起了四万五千两黄金。在家国危难之际，阎锡山毫不犹豫地把山西的经济命脉全部托付于杨爱源一身，信赖之情莫过于此。 1949年4月间，杨爱源奉阎锡山之命，负责将集中在上海的山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一起设法用飞机送往台湾。离开大陆，对于杨爱源来说实际上也就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湾，杨爱源开始主要负责管理日本赔偿西北实业公司机械事宜，后来就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衔，过起隐居生活。1959年1月2日，杨爱源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六天以后，杨爱源出殡，阎锡山赴台北致祭，所撰祭文言：“兄自隶军籍，为国宣劳，垂四十年，其劳其功，岂能尽言，今竟赍志长逝，使我痛彻心弦。”并挽以：“报国誓同心，与我驰驱成永念，望公常拭目，怜君忧患到弥留 杨氏故居今貌位于南华门13号院的历史民居——— 杨爱源故居修缮工程启动，杨爱源故居将改建成展览馆。这是我市继赵树理故居后，第二处被改建为展览馆的民居。 2009年，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文物专家发现了杨爱源故居，将其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同年故居被评为太原市历史民居。故居建于上世纪20年代，院落坐北朝南，四合院布局，占地面积约750平方米，现保存有南房、北房、东、西侧房，房屋均为砖木结构。南房现保存有木制窗棂，屋门两侧刻有精美砖雕。4座房屋均为上世纪20年代建成，是民国时期太原民居的代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杏花岭区文物旅游局局长宋建伟介绍，修缮工程将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施工，保持原构造、原面积、原风格。拆卸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可继续使用的每个建筑构件已被编号，改建时根据编号放归原位。修缮工程10月完工。 故居修缮工程由市政府投资，预算约130万元。工程完成后，杨爱源故居将成为展览馆，向游人免费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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