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闲不住的手 |
| 释义 | 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型，30年来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和速度都加快了。跌宕起伏的中国证券市场是观察30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本书是作者长期浸淫于证券市场贴身观察和思考的结晶，也是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特质，这种特质被作者看作中国股市从建立之日起就与生俱来的“制度基因”。 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作 者： 陆一 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 字 数： 240000 版 次： 1 页 数： 262 开 本： 16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8613741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管理 >> 金融/投资 >> 金融理论 定价：￥42.00 编辑推荐吴敬琏教授作序推荐，集作者二十年观察、积累、思考之大成，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全景式的记录和评述。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和证券市场创建将近二十年以后，我们有必要反思整个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意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反思政府在这其中表现出的不同角色和言行，反思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不同利益主体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缠绕和相互错位的互动博弈过程…… 内容简介本书集中了沪深证交所的宝贵档案资料、历史图片和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作者在此基础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和特立独行的思辨，绘制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全基因图谱，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发展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本书来自干作者将近20年浸润于证券市场的近身观察、亲身感受和进深思考…… 作者简介陆一，中学毕业即下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在农村参加高考被录取回城。 20世纪80年代初，陆一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80年代中期进入《世界经济导报》，历任记者、编辑、编委、要闻部副主任；在《世界经济导报》工作期间，曾被评为首届（1988年度）“上海市十佳记者”，获1988年度上海市“好新闻奖”，并主编《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陆一一直工作在证券界，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在中国大陆近30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演变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陆一始终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和记录者，参与并亲历了诸多历史事件…… 目录第一部分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的兴起。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主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变革。 第二部分 1995年10月23日，深圳证交所免除了总经理夏斌的职务，一同去职的还有创建深圳证交所的副总经理禹国刚和副总经理柯伟祥，由中国证监会委派原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庄心一接任总经理。深圳证交所创建时只有副总经理王健和禹国刚。 第三部分 股权分置的提法出现于2005年，但上市公司股权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却是在证券市场诞生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股份制试点时期。当股份制改革试点出现了国企改制的试点时，国有股的流通问题就成了股份制试点推进和证券市场存在的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关键。 引论 怪圈、悖论与自我相关 第一章 中国证券市场的孕育——股份制产生和改革开放同时进行 中国证券市场的基因传承 农村改革和知青回城成为股份制萌芽的培养基 改革进人城市，股份制开始试点 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和银行倒逼计划经济让步 股票发行和上柜交易 除了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还需要什么？ 第二章 证券市场诞生的催生剂 引人注目的外宣表态 各方努力无功而返的政治原因 政治决策高于经济决策 两所一网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三章 市场与政府的利益较量 婴儿期的市场躁动 地方政府坐庄救市 上海放开股价和组织“文化广场”大交易集市 新股认购抽签表酿成的事件 市场倒逼政府改革股票发行制度 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接管市场主导权 第四章 意识形态争论带来的后果 市场发展的非经济偏移 证券市场差一点胎死腹中 关闭与否的悬念使得证券市场长期无法建立稳定预期 第五章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从被动到主动介入市场发展进程 印花税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焦点 印花税身不由己扮演市场调控角色 证券交易印花税逐渐凸显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职能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法律依据有所缺失的特殊税目 第六章 “327事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意义 中央政府尝试干预市场的初次政策救市 国债市场和交易所自主创设的国债期货交易 “327事件”的来龙去脉 “327事件”发生后的余震 “327事件”背后的看不见之手 “327事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意义 第七章 中国证券市场形成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 证监会收编证交所的第一步 完成中国证券市场管理体系的行政化演变 第八章 “5·19行情”背后的利益驱动 “5·19行情”爆发之前和跌宕之后 “5·19行情”中的政府行为 “5·19行情”演绎的制度性格轨迹 两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现政府行为态度的前倨后恭 “5·19行情”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5·19行情”预支了政府的信用 第九章 受控的机构投资者 证监会成立前的培育机构投资者预演 新老基金隐含的不同利益背景 无限关爱在一身的新基金 《基金黑幕》一文出台的背景 “基金业的叛逆”主角的传奇经历 基金黑幕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基金制度的缺失 基金是监管对象还是政策工具？ 第十章 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战略的功过得失 B股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制度性的创举 B股市场是地方政府为主的制度创新 中央政府用H股和红筹股窒息了B股的市场活力 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点是什么？ 中国蓝筹企业境外上市的功过 全球证券交易所并购潮的启示 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谁来并购香港联交所？ 第十章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史责任 股权分置产生于政治约束还是经济契约？ 国有股减持导致市场否决政策 股权分置概念的产生和改革的过程 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 “股改行情”的技术含义 股权分置改革：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认识和理解的命题 第十二章 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基因传承 中央政府如何从引导者转变为领导者 行政干预成了“闲不住的手” 中央政府成为市场利益主体之一 从“放权让利”到“集权争利”的基因本能 附录 附录1 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 附录2 青年理论工作者丁宁宁撰文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 附录3 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附录4 沪深第一批股票发行日期一览表 附录5 三人领导小组给市政府的报告及朱镕基的批示（影印件） 附录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影印件） 附录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政府《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影印件） 附录8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影印件） 附录9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的致词（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录10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同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的讲话 附录11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的讲话 附录12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 附录13 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 附录14 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附录15 上海与深圳筹建证券交易所过程对照表 附录16 沪深证交所开市第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附录17 深圳关于“调节基金”入市的建议 附录18 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冷炒股票的由来 附录19 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历任理事长、总经理 附录20 历年政策出台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后记 参考文献 书摘插图第一章 中国证券市场的孕育——股份制产生和改革开放同时进行 中国证券市场的基因传承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的兴起。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主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变革。 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下子凭空冒出来的，尽管在中国投资者的集体记忆中它是和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设立、1992年新股认购证的疯狂，以及证券公司门庭若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孕育、发生和发展，带有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部好坏基因。 农村改革和知青回城成为股份制萌芽的培养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始了至今30年的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孕育着、成长着、躁动着，等待着瓜熟蒂落、破土而出、呱呱坠地的那一刻…… 我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上，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予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包产到户等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原有的社队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中国农村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早在1979年，我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我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始于农村改革。 国务院在1979年7月3日发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提到，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我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1983年7月，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我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经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八条“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合股经营、股份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人股，生产资料和投入基本建设的劳动也可以计价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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