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690年－705年），是武则天建立的王朝。唐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废黜唐睿宗李旦称帝，袭用周朝国号，改国号为周，定都神都（洛阳），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掌权40多年。武则天是该朝代唯一的皇帝。武周仍然袭用唐制，武则天既是两个唐朝皇帝的生母，又在死前被迫恢复唐朝，故历史上一般不把武周视为单独的朝代，惯例上把武周计入唐朝，武周时代计入唐朝统治年数。

武周政权

定都洛阳

武周代唐

国号释义

武周之治

标志性人物

神都洛阳城

武周宫殿

神龙政变

重要事件

武周酷吏(来俊臣 周兴)

文化贡献(来俊臣与《罗织经》 女皇武则天 积案如山)

历史人物(简介 相关记载)

武周政权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②。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②。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③。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④。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②《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④《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①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②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③。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④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⑤“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⑥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①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②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③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零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④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⑤《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②圣神皇指武则天。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④，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①；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②。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③。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④。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⑤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⑥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①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②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③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④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④《资治通鉴》卷二零七。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零七。

③《新唐书》卷二零九《来俊臣传》。

④《新唐书》卷二零九《索元礼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零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零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零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②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③《资治通鉴》卷二零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零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⑤。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③。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④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⑤。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①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②，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③；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④；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⑤《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零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零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零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④《资治通鉴》卷二零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⑤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①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①，“泛延谠议，时礼正人”②，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③；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⑤《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④《资治通鉴》卷二零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④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腐败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定都洛阳

武则天在称帝建立大周前，就在考虑定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⑴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⑵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⑶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 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 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⑷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在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之后，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登上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洛阳为都城，改元天授，赐酺七日，“在宥天下，咸与惟新”。五天后，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⑸降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比皇太子”。⑹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则天戴皇冠，穿皇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那么武则天为什么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呢？

至于以洛阳为都，并不是像封建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怕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灵魂，不敢回长安；②事实上，武则天于长安元年（701年）曾返长安，且住了两年，故仅以王、萧二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是像今人岑仲勉先生所说的那样“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以纵情荒淫起见”。⑺武则天出家，人所共知；洛阳是唐王朝之东都，与长安联系最为紧密。难道武则天到了洛阳就洗刷掉了出家的事实？何况“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想要遮掩是不可能的。既不能洗刷，则纵情淫乐长安亦可，何必洛阳？所以岑仲勉先生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⑻

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所说很有道理，武则天之定都洛阳不单是王、萧二人之死或避洛的纵情荒淫之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洛阳有利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武则天之所以以洛阳为首都，主要是由于洛阳具有作为都城的条件，而且已被经营为有利于武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武则天要改唐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个首都作为根据地，作为她的后盾，无疑，洛阳是最令她满意的地方。自东周至唐，已有好几个王朝曾建都于此，它具备建都的历史因素。当年，血气方刚的高宗欲纳志同道合的武则天为后，遭到大臣的反对；欲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往往受到他们的控制。后虽打击了个别人士，但生活在长安，总觉得有所限制，不太满意。正好此时战事频繁，高宗便下诏改洛阳为东都，修葺宫殿携武则天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二人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住洛阳的时间则更长，达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武则天一直参与朝政，已经培养了相当的势力。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到易唐为周前夕，洛阳已成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赋所集的经济中心，精兵拱卫的军事中心和文人所趋、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营。因此，她不能舍洛阳而趋长安。对她而言，以洛阳为都城是最恰当的。

再者，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氛下，尽管她贵为天子，但毕竟是一个女子，怎样也改变不了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 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天授二年（691年），王庆之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问王氏：“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氏对曰：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 ⑼这种回答不无道理，武氏只好抚慰他离开。后来王氏屡次求见武 则天，劝说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武则天大怒，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击王氏。李昭德趁势劝谏武则天：“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 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巨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⑽武氏亦以为然。七年后，立嗣风波又起。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子弟为太子。武氏对此犹豫不决。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镐， 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无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 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 ⑾此外，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李昭德、王方庆、王及善、吉顼以及她的心腹二张兄弟也从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立子立侄的利弊，反对立侄，主张立子。武则天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立侄利少弊多，不仅死后有陵庙无享祭、子孙被凌夷的可能，而且眼下就会造成与臣僚的隔阂，有丧失人心的危险，因此她打消了立侄的念头，决意立子。

这种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后东突厥汗国。圣历元年（698年）六月，突厥默涰请求与唐和亲，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默啜却认为其女要嫁的是李氏，并非武氏，李氏才是天子之子，并以此为借口起兵侵唐。这虽然只是默啜起兵的一个借口，但却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甚大，连正朔观念不强的游牧部族也受到了影响。况且长安本是唐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她要称帝，就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维持了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减少了李姓士族对她称帝的阻力，又能显现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二

其次，就经济因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秦汉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样偏西一隅的长安的经济优势逐渐被洛阳所取代。况且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伊、洛、河、济交汇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关中古称天府之国，被山带河，金城千里，故西周、西汉、西魏、隋、唐等王朝皆定都于此。然东汉以来，随着战乱的加剧，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从内、外两方面来考虑，内：提高关中地区的生产能力，外：从关东或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而关中自身条件又非以前所能比，要振兴关东地区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 1/4。⑿二是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据统计，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③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④在短短的六十年时间里，人口竟增长了3倍多，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人口密度更大，土地负荷力更为巨大，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⒀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⒁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由此可以看出，振兴关中这一途径不行，只好依靠漕运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也并非易事。古代航海水平毕竟有限，再加上路途遥远，黄河水流湍急，尤其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位落差极大，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从江南漕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漕运虽能暂时缓解粮食危机，但付出代价太大，运输量十分有限，也非长久之计。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⒂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⒃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 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⒄ 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⒅所以往关中进行漕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洛阳就不同了，本来就居中，位于隋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中转站上，无论是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输送物资都十分方便，漕运十分便利。

三

再次，洛阳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它左据城皋，右阻渑池，前临嵩山，后界大河，是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令，困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⒆时人陈子昂亦说，洛阳地区“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⒇陈建《建都论》云：古今天下都会有四，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夫建都之要，一形胜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惟洛阳三善咸备。隋炀帝幸洛阳诏亦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21）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22）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就地理形势而言，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这种“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四

最后，洛阳城的建城理念也深为武则天所喜爱。今天，我们若以洛河为东西轴线，分布洛南和洛北两个城区，正好与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一致，只不过古人提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城市建设理念，这就是“洛水贯都”。“洛水贯都”的建城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走向，是拿洛水比作天上的银河，而把棋盘似的里坊比作天空的星辰。它寓意“有河汉之象”。“河汉”是什么呢？就是天际的银河。隋唐两代在建设洛阳城的时候，都把皇城规划为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去对应《论语》中的一句话。《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天上的众星拱卫着北斗，地上的皇城街区和里坊，拱卫着中央行署，这天上人间的的两组对应景观，真可谓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最和谐的乐章，这就更有了“天地之所合”的意兆，昭示在洛阳执政的皇帝，将以德为政，赢得天下百姓拥戴。此外，在隋唐洛阳城的构件中，深深融入了“天”的元素，城的最南头是天阙（龙门）。然后沿着南北中轴线，贯通南北的这是定鼎门街，也叫“天门街”，又名“天津街”，或曰“天街”。下来依次是天门（定鼎门）、天宫寺、天汉（洛水）、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如此以“天”的强烈意识作为规划的主导思想，寓意这座城市如同人间天堂一般，是圣城，是圣地，最符合女皇的天子身份和她独特的魅力。也正是洛阳城具有这样独特的建城理念和“天地之所合”的意兆，使得武则天更为喜欢它，推崇它。

综上所述，武则天定都洛阳，决非避免王、萧二人阴魂纠缠，更非满足荒淫私欲，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洛阳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建城理念以及关东地区优势地位下降等原因综合所致。武则天迁都洛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既缓解了关中地区人口与土地、粮食之间的巨大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解决了向关中漕运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有利于为国家节省开支，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同时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推动了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武周代唐

高宗死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因为与中宗不合，武太后不久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李敬业的反叛后，武太后天授元年（690年）废睿宗帝号，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号称神都），改立李旦为皇嗣。武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由於武氏死后的諡号中有「则天」二字，所以近代学者多称她为「武则天」

在武则天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里，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史称贞观遗风。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开创了殿试和武举，并且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打击北魏以来的世家势力；对外战争巩固并拓展了国家的版图；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但武则天任用酷吏，在后世经常受到传统史学家的批评。武则天又设北门学士，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

国号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