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

维克多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Porton Down）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项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能够实现武器化和量产化，将被作为对付德国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实力，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生化武器杀手锏来对付德国。

当然这种研究工作是在发明毒药过程中，同时也在制造解药，生化武器的研制与疫苗开发同步进行。维克多对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都密切关注，同时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是整个战争过程中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维克多的“情报资产”在苏联方面迅速升值。

在战争中，维克多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领域。从“情报资产”的价值来看，越是能够在战争中大规模杀伤对手的武器，其研究难度和潜在影响力就越大，各国就越是不惜代价希求得到，这种情报就构成了具备大幅增值潜力的“优良资产”。维克多从不缺钱，经济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谋远虑是要把这些“优良资产”转化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筹码，交易的对价就是支持以色利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弹是一块更大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当然不会忽略它的价值。

核心机密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英国的原子弹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负责，研究工作在帝国化学公司ICI进行，项目代号“合金管”（Tube Alloys）。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整个“二战”期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两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顶级科学家来到英国，提议英美应该将核武器研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赶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丘吉尔首相非常关注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几乎每天都要听维克多介绍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此刻，维克多处在一个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获得授权可以查阅所有的保密论文和实验数据。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对核物理学很有研究。在仔细阅读保密论文的时候，他不断请教一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以确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细节问题。维克多很快就变成了原子弹研究领域中一位顶级权威的专家。当他把所有细节问题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对原子弹研制中的各种实验问题，直接提出修改意见。

维克多不仅对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详述原子弹整体进展的综合报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移民到英国的犹太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因此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很快被维克多所接受，随后他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该计划很快被转到了苏联的手中。苏联对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场处在胶着状态，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信息对苏联有着致命诱惑。

苏联方面的卡皮察等物理学家在原子弹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停顿状态，此时来自维克多的新思路如久旱后的甘霖，使卡皮察等人大获启发，立竿见影加快了原子弹研制步伐。美国方面，费米在1942年芝加哥实验中，根据皮尔斯链式反应理论，提出了原子弹可以使用钚，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费米的思路在英国却受到皮尔斯等人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克多为了彻底搞明白钚是否能够成为反应堆的燃料，必须大量实地走访几乎所有国防科技的研究部门，广泛与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面谈，才能够了解整个原子反应堆的关键技术环节。但是如此高调地调查原子弹的细节，势必会引起怀疑。

维克多迅速冷静地设计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维克多首先给英国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维克多提出整个国家实验室和在商业领域中的合作机构安全意识淡漠，不能有效防范德国间谍的渗透。他建议紧急加强安全管理，牢固树立警钟长鸣的意识。利德尔觉得维克多的报告很有道理，就让维克多负责整个国防尖端科学研究项目的安全工作。这个职位正中维克多下怀，拿到尚方宝剑，得以完全合情合法地去检查所有他关心的项目进展的“安全情况”。维克多成为英国所有敏感项目的“安全检查官”。

1942年他走访了伯明翰大学，“随意”检查了皮尔斯和福里克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再“顺便”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检查奥里芬的工作。当时奥里芬正在做关于雷达方面的研究。奥里芬在1994年回忆录中提到：“这是我跟他（维克多）唯一的一次见面，维克多想要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所有情况，他走访了整个实验室，阅读了每一份研究报告，把这些报告中细节信息全部吸纳，他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他也并不装出他懂得所有事情，而是不断地问大量的问题，再做笔记，然后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围绕科学实验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非常喜欢罗斯柴尔德爵士。”

其实，情报五局的这种安全检查，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安全保护的范围。维克多实际上在了解所有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技术性的细节。他趁奥里芬不注意的时候，从奥里芬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3英寸直径的磁控电子管，这个磁控电子管有三个磁极用来产生短波，是用于雷达的尖端装置。当晚维克多在他剑桥的家中，把这个装置所有细节和部件进行了精密绘图。维克多的绘画功底相当了得，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进行的三维立体绘图，要远比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明白易懂。很快，这张漂亮的三维立体图的照片就出现在克格勃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维克多派人将磁控电子管送回给奥里芬，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也许你应该加强你的安全管理。非常高兴与你的会谈。你忠实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奥里芬接到条子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磁控电子管丢了，他居然没有发现。奥里芬完全没有怀疑维克多的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以维克多的位置和职责，他完全可以打报告批评奥里芬团队的安全漏洞，这将给奥里芬实验室带来很大麻烦，但是维克多只写了一张便条善意提醒，真是高抬贵手。奥里芬不敢怠慢，立刻回复，马上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所有的实验设备不会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被拿走。

后来苏联物理学家们反映，维克多的情报帮助他们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苏联多年之后承认1949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翻版，这种设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帮助苏联的核物理学家理解了原子能反应堆的最基本原理。当时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甚至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政府高层和诸位首席科学家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克多一样对原子弹的方方面面知道得这么全面和细致。

维克多此时已经成为苏联不可或缺的战略情报信息来源。他终于向苏联开价了。

——摘自《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