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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思州古城
释义

思州古城就是今沿河、务川的思州城及岑巩的思州宣慰司城、思州府城都应该得到重点保护和综合利用,今思南的思南宣慰司城、思南府城也是思州文化脉络的直接继承者,是应享受岑巩古城同等待遇的明清风格古城。

概述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思州,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移治今务川,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置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 年)置思州府。思州为州660年(治今沿河497年、治今务川160年),思州为宣慰司135年(治龙泉坪2年、治清江城123年),思州为府500年(治今岑巩)。

今沿河县的思州城建于隋,完善经营于唐、北宋,文化风格是唐城,今务川思州城建于北宋末,完善经营于南宋,文化风格是宋城;思州宣慰司城在龙泉坪和清江城,建城、完善经营在元代及明代前期;思州府城在今岑巩县,是明清文化风格。

几处思州(土司、府)古城中,最珍贵的、保护和综合利用价值最大的是位于今沿河的唐思州古城。不仅是因为它最古老、年代远久而愈珍贵,而且因为它是古代乌江流域开发史上最辉煌的时空片段,是古黔中文化的主要形成与发散中心,是贵州行省形成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节点。它不仅对于当前研究西部大开发有重要意义,保护和综合利用好它,甚至对贵州、西南地区、民族、国家以至人类都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珍贵的文化遗产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羁縻思州,武德四年置务州治务川(今沿河河东古城、经治州),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思州治迁今务川,思州(务州)治今沿河500年。其中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的497年,思州(务州)治所在今沿河县城河东古城,这在《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贵州通志》等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实地踏勘考证,至今仍然能够得到丰富的确切的实物佐证,古石板街、古码头、古城护城河、古城内外城墙等,遗迹宛然,古城形制依稀可辨。唐武德元年至武德四年之羁縻思州,目前尚不能准确定位其治所地点,只能根据《贵州通志》、《元和郡县图志》、《思南府志》、《岑巩县志》、《沿河县志》等史书记载,推测其治所在今思渠荷叶坪至印江河口之间,可能性最大的是荷叶坪古城和城址头古城,其次黑獭、官坝、坝沱、沿河城区亦有较大可能。盛唐时期的思州,辖区包括今沿河、务川、酉阳、秀山、印江及德江大部、思南一部,总面积20000平方千米以上。从辖区面积、交通区位、战略地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考察,思州都是当之无愧的黔中首郡。今贵州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銮塘书院”创办于唐宋时期的思州,今贵州历史上最早的名茶“思州茶”也成名于唐代思州。《茶经》、《贵州通志》等史料上有记载。

唐宋思州,到元明间演变为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裁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设立思南、思州、乌罗、石阡、铜仁、新化、黎平、镇远等八府,并在思州、思南八府基础上建立了贵州行省。也就是说,唐代思州是明代十三行省之一的贵州行省的渊源,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有人说,古思州是一位文化老人,以乌江文明扁担,一头挑彭水、涪陵,一头挑思南、镇远,挑走古时黔中道,挑来今日贵州省。贵州简称“黔”,就是为了纪念古思州这位乌江文化老人。

乌江水运中枢

乌江,古称巴江、延江水,亦名黔江、涪水、涪陵江。今沿河(思州)至思南段唐称内江,后改德江。乌江航运历史悠久。据《史记》载:早在距今2300多年前——即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秦将司马错率兵由枳(今涪陵)入,溯巴涪水(今乌江),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率巴蜀兵十万,船只一万艘,载米六百万斛,自岷江而上,入长江。转溯巴涪水,再次夺取楚商于之地。这是目前所见乌江有远程运输的最早记载。

汉代,今贵州北部乌江流域下段,属涪陵县。蜀汉、西晋时期,曾在乌江干流置汉复县和万宁县。到了西晋末年社会动乱,王室偏安,土著族自立为长,相继分裂出去,历200余年,其间建置动态不明。至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涪陵豪长田思鹤归附,武帝以其领地遥置奉州,后又改置黔州(今彭水),包括今贵州东部边境。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信州总管龙门公宇文述招慰生瞭王元殊多质等,朝廷以其地遥置费州。

隋代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于乌江置涪川县(今思南、德江间),十九年(公元599年)又置务川县(今沿河县),是乌江通航河段沿江正式设县治的开端。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涪川隶于黔安郡(郡治今彭水)。务川初隶庸州(今黔江区),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务州。历代在乌江沿岸设郡县治所,多因水运之利。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乌江支流洪渡河口置洪渡县,隶黔州(州治彭水县)。今遗址尚存。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在黔州设都督府统辖附近各州,洪渡成为乌江进入今贵州的门户。使节往返,官吏调迁,贡赋运输多经过这里。同年,洪渡县治移至龚湍(即今龚滩镇)。洪渡县移治原因,主要是因为乌江航运发展。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以后,各州几度调整易名,务州改名思州,又分出部分置费州,朝廷对乌江中游地区的控制愈为加强。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思州领务川(州治、今沿河)、思王(乌江支流印江河口)、思邛(今印江)三县;费州领涪川(州治、今思南)、多田(今思南潮砥间)、扶阳(今德江煎茶溪)、城乐(今凤岗北)四县。除扶阳、城乐外,上述各县都在乌江干流或支流沿岸。

唐代沿乌江通航河段普设县治,反映了水运、港口与城镇间的相互关系,水运促进沿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而设治要利用水运,又促进了水运的发展。

唐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很严,高宗时设南选使,由五品以上清正官员充任,由御史同往各州县检查,以定升降调迁。黔、思、费各州沿江城镇与水路运输虽有一定发展,但与中原相比,还是属于荒僻之区,生活条件艰苦,成为朝廷贬谪官员和流放“罪人”的场所,先后谪来比较知名的就有十数人。如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陇右节度使皇甫帷明得罪权臣李林甫,贬播州太守;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秦州刺史韦伦因攻吐蕃战败,贬务川尉;同年,贬御史中丞毛若虚为牂州宾化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卢杞奸谋失败,贬新州司马,同党白志贞贬思州司马,赵赞贬播州司马。又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流徙黔州,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流放黔州;至德二年(公元767年),大诗人李白因辅佐永王李璘,事败后流放夜郎,后得赦免;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宰相第五琦除名,长流夷州。以上这些人员流动,入黔时以走水路为便捷,相应增加客运运量。《唐诗纪事》中,有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黔南》中有“黔江秋水侵云霓,独泛慈航夜不迷。”的诗句,说明客运已是当时水运经常性的活动之一。

黔州是夔州路的贸易活动中心之一,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曾在此设置夔州路市易司,十年(公元1077年),规定黔州商税税额为五万贯,数额多于巴、忠、万、渝各州,商贾往返,物资聚散,都能得到乌江水运的方便。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为赶运军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席益提议,收拾上游的漂木,并就近采集木料,于黔、泸等州打造运船,以弥补私船的不足,是为乌江有官船记载的开始,今沿河县境内尚保留有官舟的地名。

盛唐黔中首郡

思州,1999年版《辞海》注:“州、土司、府名。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置。治务川(今贵州沿河东)。辖今贵州务川、沿河、印江和重庆酉阳、秀山等县地,唐末废,北宋末复置,不久废,南宋初再置。”由此肯定了沿河在隋、唐、五代、北宋时期,是务川县及务州、思州的治地。

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招慰蛰僚奉诏析黔阳县地置务川县,辖地包括今沿河、秀山全境和酉阳、印江、思南、德江、务川部分地区。《元和郡县志》载:“务川县中下,约150户,因地广人稀,分为二乡,一日归义乡,二曰楠木乡”。治地在今沿河县城乌江东岸。《元和志》载:“内江水,一名涪陵水(乌江),在县西四十步(约200尺),因川为名,曰务川。”初隶庸州(治今黔江县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庸州废,原领石城、务川、扶阳县改隶巴东郡(治今奉节)。《隋书·地理志》载:巴东郡统县十五,务川县第十四。《务川县志》亦载:开皇十九年(599年),招慰蛰僚,析原黔阳县地置务川县,县治在今沿河县城郊,辖地有今酉阳县西南部、秀山、沿河县全部、印江、思南、德江大部。隋务川县在今务川县领地只有红丝、大坪、石朝等地。

唐代设道作为中央监督机构,初将全国划分10道,后调整为15道,沿河地南部属思州(务州)务川县,北部属黔州洪杜县,先后隶江南道和黔中道。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析彭水、石城县地置洪杜县隶黔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舸要道,请置郡以抚之,于县地置务川郡,旋改为务州,领务川、扶阳、涪川三县。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以州境内有思邛水得名。

思州曾改名为宁夷郡。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领务川、思王、思邛三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思州。

《黔中文化初探》(蔡盛炽著) 有关于黔中、思州的重要记述:

巴以后,楚国和秦代都设过黔中郡。唐代的黔中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到唐末(907)计174年),辖境为北到湖北建始,南到广西凌云,西到贵州毕节,东到湖南沅陵,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彭水为道、州、县三级治所驻地,为今渝、黔、湘、鄂、桂结合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与黔州南部接壤的思州,因为这里在东汉建安六年(201),即建永宁县(后改名万宁,今思南)于此,汉人最早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唐代武德年间(618~525)已经大量开垦了稻田,因而在思南以北建了多田县。粮食除自食外,还有余粮酿酒,东谢有“婚姻以牛酒为聘”的习俗。

乌江水道,为黔中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黔中道的官员及朝贡人员来往、食盐外销,丹砂外运,都取此路。为适应乌江水急浪大的特点,竟造出了国内惟一的大型歪尾木船,开凿了石壁上的纤道,木船上行和过滩时,用人力吼着号子拉纤,形成独特的乌江文化景观。因为龚滩和羊角碛的险滩,分别形成于明代万历和清代乾隆时期,所以,唐代的乌江航道,比明清以后畅通。包括今云南的洱海、大理等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央进贡,都选择乌江这条水路。

黔中道在唐代的百多年中,战乱较少(只有局部的叛乱与平叛共八次,除一次持续三年外,其余在年内或跨年结束),社会相对安定,给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西汉在郁山建涪陵县开始,就实行流官制,即由中央在全国而不在县内选拔任命,按任期轮换而不能世袭的制度,官员们从各地带来了外地文化。

黔中(黔州、思州等),既属蛮荒之域,而又社会安定;既有崇山峻岭,而又水运方便;既为西南徼外,而又物产丰饶,可按唐制提供一品供给所需的物品。于是成了流放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的理想所在。这些人在政治失了权势,但在生活上,不会受到亏待,还是保留了原有的标准,这又给彭水带来当时最先进的文化。

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十四子曹王李明、唐高宗废太子李忠、唐高祖十四子霍王李元轨等四人,都是流放在黔州的,其中三人(李元轨死在流放途中)都死在彭水,初葬在彭水的。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也流放到黔中。

柳芳,原在史馆编修国史,被贬到黔州后,仍笃志论著。正好高力士也流放巫州(今湖南省洪江市),在黔州相见。因高对宫中事颇详,柳向他询问开元、天宝年间诸事,写成《唐历》四十篇。

唐代诗人孟郊、李白、杜甫、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贾岛、贯休等,及在黔中任职的官员(大多能诗能文)等24人,留下了许多反映乌江和黔中的作品,其中诗就有29首。

唐黔中道地区各经治州情况表

经治州 治地(今地名) 辖县 辖区今县名

黔州 彭水县(彭水) 六 武隆、彭水、黔江

思州 务川县(沿河) 三 酉阳、秀山、沿河、务川、印江

费州 涪川县(思南) 四 思南、德江

夷州 绥阳县(凤岗) 五 湄潭、凤岗、绥阳

锦州 卢阳县(麻阳西) 五 松桃、铜仁、万山

播州 遵义县(遵义) 三 遵义

珍州 丽皋县(正安西北)三 道真、正安

溱州 荣懿县(綦江东南)五 綦江

南州 南川县(綦江) 二 綦江

涪州 涪陵县(涪陵) 五 涪陵、武隆

施州 清江县(恩施) 二 恩施、建始

溪州 大乡县(永顺东) 二 大乡

辰州 沅陵县(沅陵) 五 沅陵

巫州 龙标县(黔阳西) 三 溆浦、黔阳

叙州 (即巫州)

朗州 武陵县(常德) 二 常德

业州 夜郎县(芷江西) 三 岑巩、镇远

奖州 (即业州)

唐玄宗置黔中道时,除了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黔州、思州等十八个经制州外,还设置了应州、充州、庄州、牢州、矩州等四十九个羁縻州。羁为马龙头,縻为牛鼻绳。虽含轻篾,但意在牵连与束缚,把他们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这是唐代在民族地区设置的行政机构,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说是古代“民族自治”的机构,是唐代在处理民族地区行政制度上的创举。在官员设置上,都与内地相仿,设有刺史,为全州的行政长官。所不同的是,刺史由朝庭任命本地民族的首领担任,而且“皆得世袭”;州内所有官员(包括各县的县令)都由当地族人充任。各州长官都要在遵照唐王朝的历法和服从中央政令的前提下,进行治理。只在刺史之下,设立由中央派出官员担任的“长史”,代表中央, “就其部监领之”(《唐会要》卷96)。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又颁布《铨注法》,规定黔州等地的州、县官,由都督选拔当地土人担任。仪凤元年(676)鉴于黔中等地都督府近年从土人推荐的官员“不精”,规定每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为“南选使”,到各地进行检查。 本着“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资治通鉴》卷193)的原则,让他们住在原地,照旧生活,不向他们征收赋税,不要他们呈报户口,允许他们保留军队,不限制其数量。在法律上,《唐律疏义》明文规定:“化外人(指少数民族)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为体现国家的权力和民族地区的归属,各羁縻州要定期向中央“朝贡”。贡品虽为当地的土特产或珍奇异物,但朝庭所给的赏赐所值,则数倍于所贡。

在这些政策的感召下,从武德三年(620),到贞观三年(649)就有牂牁(今贵州瓮安)蛮首谢龙羽,和他们的另一支(所据地为今贵州江口、石阡等地)、东谢(今贵州台山、剑河等地)酋长谢元深、南谢(今贵阳等地)酋长谢强,到长安朝贡,表示臣服。中央分别把他们原有属地,改名为牂州、充州、应州、庄州,册封他们为刺史,属黔州羁縻。

从贞元七年(791)到十八年(802)牂牁刺史五次入朝,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唐宪宗时,进贡队伍越来越大,贡品也越来越多,怕路上发生意外,元和二年(807)规定,牂舸等羁縻州的进贡人员先到黔州集中,并由黔州派兵护送。

唐王朝还像把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把皇室之女下嫁给“盘瓠苗裔”冉安昌之子冉仁才那样,把唐高祖李渊的第四代孙李延年之女许配给“牂牁苗裔”赵国珍,使赵与皇室的关系,更加亲密。

中央不干涉羁縻州的内部事务。开元十年(722),牂牁刺史谢元齐死,唐王朝任命其孙嘉艺袭其爵位。到开元二十五(737),牂舸大首领赵君道来朝,并献方物。说明在这十多年里,牂牁的统治者,已经由谢家变为赵家了。但赵家仍旧任用谢家的头面人物为官,保持了牂牁内部的稳定。朝庭仍授赵君道为刺史。

这些举措,加强了民族团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羁縻州的设置,有利于社会安定,从而节省了管理成本。牂牁蛮的首领赵国珍,就是按这些政策而担任了黔中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不仅“臣”了“异俗”,还“假了“军号”,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道级官员。赵国珍没有辜负朝庭的信任。唐玄宗时期,北方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国家损失极大,连唐玄宗都逃往成都了。但黔中道在赵国珍的经略下,却安宁无事,给黔中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羁縻州的设置,为我国在当今世界上,成功地解决国内棘手的民族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黔中道,以她广袤的区域,多类型的地貌,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加上李唐王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但哺育了生活在这里多种民族,还使他们各自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他们以盐丹开发为主导、乌江水系为通道,吸纳多种民族文化和皇室文化等外地文化,共同创造了农耕、渔猎、手工业、水上运输、商业等各行各业独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经过历史的发酵,终于酿出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共存的黔中文化。如果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一串璀璨夺目的宝珠的话,那么,黔中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颗。

思州在黔中道的地位十分重要,堪称黔中首郡。首先,思州在黔中道十多个经制州中地域面积最为广阔。《新唐书》记载:武德四年置务州,领务川、涪川、扶阳三县,贞观四年改为思州。涪川县治所在今思南境,扶阳县治所在今德江煎茶溪。思州(务州)理应包括今思南、德江、凤岗。《贵州通志》(万历)记载:“石阡府……唐初为思黔二州地……(武德)四年以思州之宁夷县置夷州义泉郡即今府治”。更说明今凤岗、石阡曾一度为唐思州辖地(务州改思州前有一思州,史志纪其废而未祥其置,根据现有资料推测,此思州当在武德元年与黔州前后设置,治所当在今沿河、思南亦或德江、印江间,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乌江文化之迷)。唐初的思州包括今沿河、务川、印江、酉阳、秀山、德江、凤岗及思南、石阡部分地区,总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以上,后分出一部分置费州、夷州亦不下两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黔中首郡;其二,思州是黔中道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地理中心;其三,思州是唐王朝控制黔中的战略要地;其四,思州是黔中道开发最早、物产最为富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州之一。

今天,沿河县城附近皇榜石、曾子坝、司马溪、銮塘、官坝、翰林等地名仍散发出盛唐的文化气息,而思南、思渠(今沿河、酉阳境各有一个)、思水、红思、思邛、思王、思塘、思林等数十个古今地名则更是由盛唐黔中首郡——思州直接衍生出来的。

贵州立省的根基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贵州布政使司,自此,贵州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建省之初的贵州版图,大致与盛唐时黔中道相当,因有“黔”这个简称;其主体为由古思州发展演变而来的思州、思南等八府。可以说:古思州是贵州省的渊源,是贵州立省的根基。《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治贵州宣慰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同治。领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一,长官司三十九。”八府即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乌罗府、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新化府,均为永乐十一年二月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置,与贵州布政司同时诞生;一县即务川县,为隋开皇十九年所置,时治今沿河(务川县治沿河历隋、唐、五代、北宋,即隋开皇十九年至北宋政和八年,计519年),一度为古务州、思州、宁夷郡治所,是贵州省唯一于建省前设置并至今一直保持建置的古县;一宣慰司即贵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二月来属;一州即普安州,永乐十三年十二月改为州,直隶贵州布政司。务川、沿河均因乌江而名,都寓有经营、开发乌江之意。乌江,不愧贵州的母亲河!

思州大事年表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授田宗显黔州剌史。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务川县,治今沿河县城乌江东岸。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羁縻思州。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羁縻思州,置务州治务川,经制州。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经制州。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宗显四世孙克昌筑思州治于今沿河。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田公荣加思州节度使,升中书侍郎。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置思州。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田时丰兼领思州节度使。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田佐禹领思州节度使。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都虞侯赵延浦任思州刺史,土著田氏族人不宾附,朝廷将思州等列为化外州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田祐恭移思州治于今务川。思州治沿河497年(公元618年——620年治所待考)。

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置思州军民安抚司,领镇远州、务川县、九个蛮夷长官司。思州治由务川迁龙泉坪(今凤岗小谷庄),置龙泉坪和水特姜(今思南)两长官司为附廓。思州治今务川160年。思州为州660年。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司治毁于火,移治清江城(今岑巩)。思州(土司)治龙泉坪2年。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敕还旧治未果。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思州安抚司升为宣慰司。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省思州宣慰司隶顺元路军民安抚司。

至元廿二年(公元1285年)析务川县东南部置沿河祐溪长官司。

至元廿九年(公元1292年),复置思州军民宣慰司,隶湖广行省。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思州宣抚使田仁厚归顺朱元璋,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务川、邛水、信宁等十县,龙泉坪、水特姜、沿河祐溪等三十四长官司,仍以田仁厚为宣抚使。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镇远知州田茂安不屑堂侄田仁厚统辖,据其地以献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旋改为思南宣慰司,治龙泉坪。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田仁智亦归附朱元璋,仍授思南道宣慰使,隶湖广行省。从此,原思州分为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置思州宣慰司。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思南宣慰司迁治于镇远。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思南宣慰司迁水德江(今思南)。

永乐八年(1410),思南宣慰使宗鼎、思州宣慰使田琛获罪下狱。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田琛、宗鼎两宣慰正法。其辖地分置思州、思南、黎平、石阡、铜仁、镇远、新化、乌罗八府,实行改土归流。思州(土司)治清江城(今岑巩)124年。思州宣慰司(安抚司)存续135年。

清代仍置思州府。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思州府改思县。思州府存续500年。

民国省内(公元1915年)裁思州四土司。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思县更名岑巩县。思州之名延续1312年。

唐代古城(遗址)保护与利用

今沿河历史上一直是巴楚黔中地、秦黔中郡、唐黔中道的核心区域,是盛唐黔中首郡——思州的治所;古务州、宁夷郡治于今沿河;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于今沿河所置务川县,历隋、唐、五代、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迁治今务川,治于今沿河长达519年,这个闻名世界的丹砂古县,是贵州历史上唯一设置于隋唐而一直保持建置至今的古县,是贵州建省时唯一的县。《元和郡县图志》载:“隋开皇十九年置务川县,属庸州,大业二年(州)废。武德四年于县置务川郡,贞观四年改为思州,以思邛水为名。“务川县:中下。郭下。本汉酉阳县地,属武陵郡。自晋至陈并为黔阳县地,隋开皇十九年置,因川为名。内江水,亦名涪陵水,在县西四十步。”这说明古思州、古务川县治所在今沿河河东老城。《贵州通志》(万历)载:“废沿河宣抚司:司治江东岸,元至大间与宣慰田氏争职坐,废,遗址尚存。”民国《沿河县志》载:“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春,沿河系谢汝霖旅(刘国圃团)驻防,王督办天培命周源稷由川来思招募。是年二月,周命王木匠率兵争防,谢部退出东岸。王部进驻沙子场,谢部反攻,王部退回,焚烧县署,延及民房甚多,自是两部隔河对峙”。此县署遗址即今河东粮站,现在县署门楼尚在,院墙、基址依稀可辨。今河东居民将其称为新衙门,而将南门泗王庙称为老衙门,因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思南府移治沿河泗王庙。据考证(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和河东古城现场踏勘),隋务川县(公元559年置)县衙应在今坪上报恩寺。这一带是古务川城的核心,地势较高,平坦开阔,东有桅台坝作军事堡垒,东南有东山之险,西有观音岩和乌江可据,北、东、南三面均有护城河遗迹,不城自固,易守难攻,且交通便利,是古代建县衙的理想场所。北宋末(公元1118年)务川县、思州治迁今务川,县衙址在明清为报恩寺,民国时期为和平镇镇公所,历代均为公用地。桅台坝、东山、花园坡、观音岩、乌杨树沟、廖家嘴、龙砸嘴、三重桥、天生桥、鱼洞沟等地名古韵悠悠;廖家嘴码头在唐代是忙碌的思州码头;田坝当与思州田氏有历史渊源;周家坨、王家朝门等地名记录了古城明清时期文化的兴盛,周家自周述谦于清咸丰癸酉(公元1853年)中进士,周氏一门先后出进士、举人四名,王氏自王有道于明万历间中举后出进士、举人近十人。民国《沿河县志·古迹志》记载:“观音岩,在县东,石壁上有‘观音岩’三字,笔势飞舞,署唐吕碞题。“天生硚(桥),在东岸鱼洞沟。石骨横亘,底深上阔,不施斧凿,天然若硚(桥)。水经其下,人行其上,为涨水时往来要道。“三重桥,在东岸,建于两岩之间,为县东通龚滩必由之路(桥址在今河东粮站与沿河中学之间的鱼洞溪口,为三重石桥奇观,相传一重建于汉代,二重建于唐代,三重建于明代)。“报恩寺,在县东,建于明时,道光九年(公元1827年)邑人萧景仲重修。“观音阁,在县东。《思南府志》载:‘高阁撑云,危栏俯地。山光水色,涤人尘襟。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毁于火。’“泗王庙,建于乾隆间(公元1736—1795年),有亚元萧明程碑叙。前为思南府移治沿河行署,后为弹压委员和分治委员衙门。”可以说,河东古城每一寸都是文物古迹。今河东粮站是原民国沿河县署,门楼尚在,它也是元沿河宣抚司故址和唐思州古城遗址。思州署衙基础依稀可辨,北面、东面护城河及古城墙遗迹尚存。从现存遗迹可推测,唐思州城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其形、其神颇有几分汉未央宫乃至唐长安城的韵味。今河东古城尚有黑巷子、周家坨两条保存完整的古石板街,它们应是唐思州城的重要主干街道,经宋、元、明、清,见证着古城千余年的沧桑。盐会堡、盐会路、官店街、万字号等古地名诉说着古城的商业特色和曾经拥有的繁华。

城镇化的潮流不可逆转, 保护古城镇、古街区、古村落、典型民族村寨等物质文化遗产,形势严峻。沿河发展小城镇、推进乡村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应是: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和民族特色,找准功能定位,优化区域布局,有效保护和综合利用思州古城等文化遗产;充分利用沙沱、彭水两电站建设工程移民、国家级麻阳河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新一轮扶贫开发异地扶贫移民等历史机遇;以建设黔渝湘鄂边区文化生态旅游强县、贵州特色生态农业强县、乌江中下游清洁能源富县和循环工业大县为目标;全面规划,重点突破。近期重点抓好县城和平镇的规划建设:

充分发掘沿河历史,准确定位沿河未来发展趋势,高规格编制城镇发展规划。近期重点抓好河东新区、乌江三桥、旧城改造、防洪堤工程等建设,重塑沿河乌江中下游重要港口城市、黔东北、渝东南区域交通枢纽和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形象。

因沿河在贵州的区位及乌江之惠,成为贵州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开放前沿是必然的;作为区域水陆交通枢纽,自古如此,唐代尤甚,明清至民国一直保持,建国后因有国道326线和省道411线也一度风光。可近几年来,乌江水道作用弱化,省道411线降为县道,渝怀铁路未过沿河,沿河几千年来的交通枢纽地位被无情取缔了!

盛唐古思州文明、乌江黄金水道、明清盐运经济、传统沿河四宝、鸾塘书院,它们以及它们所展示的辉煌和代表的时代已经远去,成为历史。我们没能让历史凌固,只留下国定贫困县的帽子。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丢失了!

沿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第一要注意的是再现沿河的历史,展示沿河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再创辉煌。沿河的县城规划、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体现江城风韵,展示古思州文明。

元朝废沿河宣抚司后,政权机构和城镇重心几乎都在河西,河东的发展受到抑制。也因为这样,唐思州古城的基本格局得以较好的保存,我们沿河,我们乌江,我们贵州才有幸拥有“唐思州古城”这一世界级的珍贵文化遗产。它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可是它坐落在沿河,沿河人最有义务保护好它,也最有条件利用好它。

前几轮旧城改造,已使河西成为颇有现代韵味的新城区。河东古城,仍然得以保存!城南区改造、河东新区建设、移民小区建设告一段落后,就该启动河东古城“改造”了吧。我们主张不要简单的改造,而是要特别保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统研究——综合利用。

特别保护,山西平遥古城、贵州镇远古城可资借鉴;系统研究,思南古城、彭水古城、唐长安城可供垂询;综合利用,贵阳甲秀小区是成功范例。甲秀楼小区既得到了完整保存,又与周边城区十分协调,相得益彰,十分完美,堪称世界典范!

沿河建思州文化小区?还是思州博物馆、思州遗址公园?有待相关专家研究,各界人士献计。总之,要给予最好的、最有效的保护和综合高效可持续的利用。

思州(司、府)古城

思州古城以思州古城人文景观为主,面积19.86平方公里,包括8个景点,即“古思州八景”,如龙江河部分景区有“白鹤鸣皋”,在今城关小学内,有元末古柏一株,群鹤聚集而誉名,树高30米,占地144平方米,与“状元桥”,荷花池,文庙等建筑构成一奇秀景观;“一山拥翠”在城北隅,山平地突兀,如擎天大柱长满青松、翠柏、剌油、黄秧等合抱古木,叶稠荫翠,元明清思州治所建于山脚,绿树红楼互相衬映,景色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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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4 4: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