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十次路线斗争 |
| 释义 | 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次）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6次），罗章龙（4次）、张国焘（5次）分裂主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10次）。这种方式，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 解释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注1]那里照搬过来的。 在中共历史上，六届七中全会作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为了全面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统一党内认识，总结经验，明确历史功过，加强党内团结，在新的基础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线斗争构筑党史体系，为现实的党内斗争服务的先例。[注2]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被急于修改中共党史、确立新的道统的文革意识形态沿用了。 概述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把中共在某个时期的曲折、失误的账，算到个人头上，可以抹煞集体领导的责任，模糊挫折、错误产生的复杂原因，是一种充满传奇性、可以满足某种窥视欲的解释方式。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严肃性，又容易被利用来进行党内不同意见、不同派系的权利斗争。 这种概括、叙述方式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成为他所擅长的党内斗争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源于趋附毛泽东的政客和党史工作者的踵事增华，形态化的完善工作，是制造当代偶像的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服务于君王的史官文化、从过去推知未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用毛泽东曾经的成功论证以后的正确，用1949年以前论证1949年以后，以类推代替事实；在新的路线斗争尚未发生以前，就预先论定了毛泽东对立面的错误和性质。依赖戏剧化方法制造偶像，神话个人魅力，为权利运转提供合法性根据，是政治权威动摇、稀薄的典型症候。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时间概述文革时以此线索，编写了官方、民间各种版本的党内路线斗争大事记。其中有大量中共党史的专业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趋地编制教科书。在党内组织生活学习时传播，并规定有检查、验收、总结的制度。各级党组织、机关单位的政治学习也反复使用这样的材料。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邓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例如把个别时间较短、没有产生全党影响的错误，如瞿秋白（3 个月）、李立三（半年）、罗章龙（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也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就有凑数的嫌疑。 注释[注1]该书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裁剪历史，把苏共党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由此创造了一套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策略，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方法的话语系统。 [注2] 在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曾编辑过《六大以来》的文集，限印500册，对原文多有改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结论草案》为蓝本，起草过程长达一年。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资料》中联部1972年编；邓小平《对起草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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