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规模

考古发现(遗迹 遗物)

考古价值

相关报道

专家点评

时代：商代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柳林县文管所

发掘领队：马升

简介

该遗址在高红村南的一座山梁上,这座山梁被东西横贯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整个山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陡峭。从上至下均发现有陶片。离河岸不远有战国、汉代陶片和灰坑一类的遗迹;在高处的缓坡上采集到的陶片属商晚期。山梁顶部较平缓,当地人称柿枣垣。垣上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据研究,晋西北、陕北高原一带在商晚期可能为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高红遗址可能是该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张忠培点评: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另外,遗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这曾是宫殿,这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说明这里曾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这处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规模

高红商代夯土建筑中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长约50米、宽约1米、现存台基面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 米。7号夯土基址北部有层叠的活动面，是一处坐南向北的建筑。8号夯土墙东西长42.5米。现存墙体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5米，为7号夯土基址间隔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8号夯土墙南距7号夯土基址18米，有活动面相连接，是同时期的建筑，经碳14测年，当在殷墟二期偏早。7号夯土基址和8号夯土墙西临现代冲沟，东部是晚期建筑26号夯土院落。

为了解7、8号夯土基址东北部的遗迹分布情况，2005年在发掘区的东北角布探方，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新发现带院落的26号夯土房。2006年工作重点是对夯土基址局部解剖，了解夯土基址的构筑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共布探沟16条，新发现了22号夯土基址，弄清了8 号夯土墙的分布范围。

26号房长11.85米、宽5米。中间一道南北向隔墙把房屋分为2间，各有一门。现存夯土墙最高0.9米、最低0.2 米。夯土质量好，夯层清晰，夯层厚4－7厘米。26号夯土房是建筑在一块长方形的夯土基础之上。基础东西长15.7米、宽7.5－8.1米、深约1米。其建筑方法是：先平整拟建房屋周围地面，并经夯实（深的地方7－8层夯层，浅的地方4－5层夯层），再挖长方形地基，填土夯实，夯层厚6－7厘米。在其上栽柱架板夯筑墙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墙外侧，在揭去贴近墙体的活动面及其下经夯打的垫土后，发现柱坑是和嵌入墙体内的柱洞相对应，这些柱洞只能是版筑墙后的遗留，可能起加固墙体的作用。东、西墙内侧和隔墙的中部各嵌有一个柱洞，且东西在一条直线上，可能是用来支撑屋顶的。

考古发现

高红遗址远景 2004年，西部考古项目高红遗址考古队沿黄河北进展开了拉网式调查，通过几个月的钻探和发掘，在柳林县高红村南、当地人俗称柿枣垣的山梁上，发现了二十余处夯土基址，揭露出近4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片、兽骨，少量的石刀、骨镞、陶纺轮等实物资料，并采集到部分木炭标本。出土的陶片中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罐、瓮、尊、罍、盆等，从而确定了夯土建筑基址的时代在商代早期。这是吕梁山上首次发现的商代建筑遗址。2005年春至 2006年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离石区）文物局和柳林县文管所再次组成考古队，对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建筑基址进行了继续发掘，并取得重大收获。

经局部解剖，基本弄清了几块夯土之间的早晚关系。22号夯土位于7号夯土台基和8号夯土墙之间，其上覆盖着厚厚的活动面。26号夯土院落的活动面叠压于7、8号夯土建筑的活动面上。

出土器物主要有花边鬲、空三足瓮、小口广肩罐、簋、小口罐等，肩部饰弦断绳纹的小口罐残片亦见于夹在夯层中的灰土中。纹饰以绳纹居多，亦有云雷纹、三角划纹、内填绳纹的三角纹、饰于鬲腹部的楔形点纹、素面或素面磨光等。

高红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殷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7号夯土建筑具有宫殿规模，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居址。有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史籍记载的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的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工方或工方内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26号夯土房的建筑规模远远小于7、8号夯土基址，地层关系在已发现夯土中是最晚的。可能至26号夯土院落时期，亦即殷墟二、三期时，高红已由权利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

高红村位于三川河北岸，东距柳林县城约11．5公里，西距黄河边军渡村5公里，307国道将高红村南北分开。村南独立的山梁，当地人称柿枣垣，被东西横贯县境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柿枣垣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梁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较为陡峭。纵横的沟壑将山梁分割成大大小小相对独立的单元，环绕山梁修出层层梯田，高红H1就是在半山腰的断崖边发现的。大致在西北部高地和东南部低地交接处，从南北两端各切入一条冲沟，严重地破坏了顶部的完整性。山梁上下均发现有陶片，离河岸不远有战国、汉代陶片和灰坑一类的遗迹；在高处的缓坡上采集到的陶片和高红H1所出陶片相同。

垣顶面积约4万平方米，地势较平缓，看不出任何夯土的迹象。首先在东南角修梯田切出的断崖上发现了一段夯土，保存较好，高近3、长30余米。剥掉表层的灰土，均匀的夯层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每层夯土厚约6－7厘米。随后扩大了夯土的调查范围，发现夯土集中在垣上东部低地上，有几处夯土从垣上向下延伸至4、5阶梯田处。

为了了解夯土的年代，对打破夯土的灰坑和夹在夯土中的灰土进行了试掘，在断崖边共布探沟6条，发掘面积近40平方米。仅TG3中有灰土夹在夯土中。为了保护夯土，除TG3外，所有的探沟都是清理到夯土便停止工作。通过对TG3的发掘，了解了夯土的一些情况。夯土为粉砂土，土质纯净，夯层厚在5－6厘米左右。夯窝密集，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夯窝径在1－2厘米左右。似用5、6根木棍捆绑起来作夯土工具。从打破夯土的灰坑所出陶片看，和高红H1内所出器物类同，时代也应相当。

从断崖上走向不同、断续分布的夯土看，这些夯土可能是建筑基址。通过钻探发现了20余处夯土基址，形状有不规则形、长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夯土基址集中分布在垣顶东南部低地。西北部高地仅南部有2处夯土，1个灰坑；北部因破坏严重，没有发现遗迹现象。随后环梯田进行钻探，从垣顶下延十数阶梯田，没有发现夯土城墙及其他遗迹。或许是因山梁三面环水，西北临峭壁的天然屏障替代了墙垣的功能。

遗迹

为了了解夯土基址的时代、构筑方法、相互关系、性质及功能等，选择基址群中面积最大的7号及其北部的8号夯土基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

揭露出的主要遗迹现象有：7号夯土台基东西长46．8、南北宽11、现存高度1米。8号夯土在所布探方内东西长26、高约1．8、南北宽2－2．5米，北侧利用生土崖，稍加修整为倒梯形基槽夯筑而成，南侧用版筑。7、8号夯土南北相距18米，其间有广泛分布的活动面。

23号夯土墙，长17．9、宽0．4、残高0．2－0．5米。南端与7号夯土垂直相接，北端距8号夯土约0．35米。7、8号夯土间的活动面被该墙分为东西2部分。23号夯土墙以西，东西大致等距离并列有6个长方形柱洞，柱洞南壁和7号夯土台基的距离在1．4－1．8米之间，排列不在一条直线上，柱洞之间南北相错最大距离约0．4米，柱洞长1－1．2、宽约0．3、深1．2－1．3米，坑壁及底土质坚硬，打破活动面。

21号夯土在23号夯土墙东部的7、8号夯土间。长6．5、宽4、现存高度约0．4－0．6米，从平面看，它和7、8号夯土有共同的活动面，但它南侧一块附着于台基主体的夯土则压在活动面上。由此判断它可能晚于7、8号夯土。

7号夯土南侧仅发现有断续的活动面，厚不足1厘米，硬度较差。

目前的发掘工作到活动面就停止了，遗物均出自打破夯土活动面以上的遗迹单位，和夯土同时期的遗物还没有发现。目前还没有涉及到夯土基址建筑时期遗存，要弄清建筑基址间的相互关系和构筑方法还有待下一步的工作。

遗物

遗物大多为陶器、兽骨，还有少量的石刀、骨镞、卜骨、原始瓷片等。陶质有夹砂和泥质2类，陶色有灰色和褐色，以灰陶居多。夹砂陶器有鬲、罐、瓮、尊等；泥质陶器类有盆、瓮、敞口盆、小口广肩罐、束颈侈口花边罐、小口折肩罐、素面小罐、杯、钵、斝等。鬲有2类，一类夹粗砂，直口、高颈或矮颈，口沿上饰花边，有高或矮的柱足根；另一类夹细砂，矮颈卷沿，有的口上有花边，锥状足根。?有腰隔，浅灰色。尊大敞口，圈足，鼓腹，饰三角形划纹或素面。瓮有薄胎、厚胎、泥质、夹砂，口沿一般为平沿，袋足有2种，一种是平足底，一种是锥状足。小口广肩罐一般是短颈翻沿，折肩上饰云雷纹，腹饰绳纹。纹饰以绳纹居多，亦有云雷纹、三角划纹、内填绳纹的三角纹、饰于鬲腹部的楔形点纹，少量的器物素面或素面磨光。绳纹有的印痕深，排列整齐，捻结清晰；有的纹痕浅，亦很规整；也有的纹痕浅且散乱，卜骨目前仅发现1块，2处灼痕，有凿。

通过钻探发现了20余处夯土基址，现存建筑群的建筑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通过大面积发掘，初步了解了夯土基址所处时代、构筑方法，获取了陶器、兽骨等实物资料，采集了部分木炭标本和孢粉，并对一部分土样进行浮选。为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及遗址所属人群的经济形态、行为方式等提供了基础资料。

考古价值

长期以来，在吕梁山区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基址的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这处遗址的发掘印证了曾经的辉煌，也为吕梁山区发现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异族文化，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为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非有组织的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这里应是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的活动场所。高红H1一类的商周时期遗存分布于陕晋高原黄河两岸，其源流一直是探索的重要课题。通过这次的钻探与发掘，取得了一批可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加深了对这一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另外,遗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这曾是宫殿,这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说明这里曾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这处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相关报道

2008年4月8日晚6时许，北京，“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现场。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会场上响起“山西柳林高红遗址的商代夯土基址成功入选”的声音时，现场的7位山西考古队代表差点都从座位上跳起来……“得到这个荣誉太不容易了！”惊喜之余，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瘅的脑海中，关于发掘的所有记忆开始一点点复苏，所经历的一幕幕酸甜苦辣又浮现在眼前……

发掘源自课题研究

柳林县，位于我省中部西缘，黄河东岸，吕梁山中段西侧，属黄土高原丘陵区，地势北高南低，三川河横贯全境。项目发掘领队马瘅告诉我们：“这种地势往往适于古人居住”。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当地农民因修田整地，陆续在吕梁山一线发现了一批青铜器。80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省考古所和吉林大学专业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古队相继在柳林、离石、孝义、汾阳等地展开调查，寻找商代晚期青铜器和同时期的遗存。

1983年，考古人员在柳林高红村中发现了一个灰坑。“灰坑就是房子废弃以后，在原地挖出的一个大坑，其实相当于一个垃圾坑，扔废弃物的地方。”马瘅说，灰坑的发现意味着这里曾经有人生活过。

随后的调查，没有别的有价值的发现，调研工作中断。

然而，就因为在普通人看来，这里没有出土有价值的文物，所以遗址没有遭到盗扰，相安无事二十多年。

转眼来到二十一世纪。在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生业、文化与环境研究”课题中，我省承担的“黄土高原东部一万年以来人类生业与环境变迁”子课题项目，其工作区域就选定在柳林、吉县、保德三个县，其中柳林县高红村所处的三川河下游地区是这次调查的重点范围。

“2004 年，由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和柳林县文管所组成的‘高红遗址考古队’，来到这一范围展开了拉网式调查，重点在高红村南、被当地人称为柿枣垣的山梁上，展开了为期三年的主动发掘工作。”马瘅告诉我们，主动发掘往往就是为了研究课题的需要或是制定文物保护计划而做。

出土的商代陶器　阴湿土壤基址初现

“从开挖第一块土，到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年来的发掘十分艰辛。”长期驻守工作区的省考古队员王京燕告诉记者，考古队一共十几个人，由各个学科的专家组成，环境、生物、地质、植物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那段日子里，队员们每年有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工作在野外，还要承担一些重体力的工作。他们常常背着发掘工具和干粮，

一大早从住地出发，步行5里爬到山上的工作区，一天要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要工作到深夜。

晋西北一带本就少雨，加上遗址又在一个小山包上，工作区土质尤为干燥，难以辨别遗址的迹象。因土壤板结无法开工，有专家提出，用喷头往遗址区域浇水，像下雨一样，漫漫淋湿，让干燥的土壤一点一点吸收潮气，并加盖草帘起到保湿的作用。接下来的工作更加细致，考古队员们手拿铁锹、手铲，开始了漫长的发掘。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片、兽骨，还有少量的石刀、骨镞、卜骨、原始瓷片等印证商代的实物资料。

2004 年6月的一天，王京燕和队员们一大早就出发了，在她看来，这天的工作和之前无数次的发掘清理一样。但是，一个意外发现让这一天不平凡起来。在山梁东南角修梯田的断崖上，考古人员在一片绿草丛中发现了一段保存较好的夯土，拿标杆一量，高近3米，长30多米。剥掉表层的灰土，均匀的夯层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每层夯土厚约6至7厘米，而且根据断崖走向的不同，断续分布着成片的夯土。以她多年的野外考古经验，王京燕推测，这些夯土可能是建筑基址。

王京燕介绍说：“在古代，建筑大多都是夯土墙的建筑。夯土用的并不是泥巴，而是一种湿的黏土，根据所需要的形状用绳子与木板做成槽盒，向盒中边填入湿土，边逐层砸实，最后取掉木板，抽掉绳子，墙就成型了。而这砸实了的土就称为夯土。”

随后，考古队员们在各自负责的探方区域内，开始了仔细的求证工作，大家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那段时间，每天都有队员发现新的残房夯土基。在王京燕负责的探方内有一座残房基，夯土基址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5.4米，面积达720平方米，是整个工作区域中最大的一组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凭借多年考古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她认定，这里当年的建筑规模应该相当壮观，是宫殿一类的房屋建筑。

出土的商代陶器　规模庞大再现辉煌

那么，这群建筑到底有多大规模？经过5个月的发掘，考古队共发现20余处夯土基址，总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

夯土基址集中分布在山顶东南地，土质纯净，夯层厚在5至6厘米左右。形状有不规则形、长方形、“回”字形、曲尺形等。夯窝对称分布，似用五六根木棍捆绑起来做夯土工具。“这种夯土的建筑方法和商代中原地区的一致。由于水土流失和冲沟的破坏，已经难以看出夯土建筑的整体布局。”马瘅研究员介绍，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看，南、东、北部坡度较缓，三面环水，西临陡崖，易守难攻，防御性极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筑理论和熟练的营建技术，才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这是有组织的集团力量才能做到的。

有研究表明，晋西北、陕北高原一带，在商代晚期可能是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也有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小方国。著名学者李伯谦先生曾专门研究过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西边工方的侵扰的情况。他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邛方的居地。”

王京燕由此得到启发，高红遗址就位于北部工方或以工方为主体的诸方国联盟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她介绍说，在2005年和2006年的集中发掘中，考古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局部解剖，新发现了22号夯土建筑基址和院落，弄清了8号夯土墙的分布范围，又在26号夯土房北墙外侧发现了版筑墙后的遗留。由此推断，此处可能曾是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是一支和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方国。

“在吕梁山区能发现这样一处3000多年前的夯土建筑基址，这在我省尚属首次。”马瘅研究员指出，无论它是商代方国的城址，还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在该遗址中提取的动植物标本进行多学科研究，复原了解高红遗址人群当时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可以进一步认识吕梁山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一线人类的迁徙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也因此，在本届考古新发现评选中，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给出较高的评价：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在北部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专家点评

长期以来，在吕梁山区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基址的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