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从明洪武至崇祯270多年间的商人资本。在明代的中国，商人资本已经迅速兴起，但由于封建专制的加强，巨大的商人资本没有发生近代转型，未能主动转化为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丧失了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造成中国500年的衰落并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概述

封建性

营运形式

与高利贷和土地所有权相结合

作用

局限性

概述

明清代商人资本

merchant capital in the Ming dynasty

明代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因而商业资本较前代发达,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商人资本集团,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关陕商人、洞庭商人、江西商人、闽浙海商、龙游商人、武安商人等。这些商人资本集团十分活跃，足迹遍及南北和边陲、海外，不避间关险阻，鳞次辐辏于各地市场，所贸易者包括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各种器具珍玩，山海宝藏。这些商人集团都积累有相当的资本，如徽州商人资本有至百万者，拥有二三十万者只能称为中贾。嘉靖年间有号称天下十七家首富者，其中商人占七家。

封建性

明代商业资本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它独立于生产之外，依靠封建特权独占商业利益以增殖其资本。明代各主要商业资本集团所经营的行业，多属政府专卖或与封建政治有所联系的商品。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是明代南北两支最大的商人资本集团，主要是以盐发家致富，浙江商人所经营的丝绸、珠玉，亦多与官僚有所联系。这样就使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经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本来与政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或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披上了封建官僚的外衣。

营运形式

明代商业资本在营运上主要是居间取得厚利，以牙行为中心，榨取直接生产者。明代商品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生产缺乏集中，城市大多是小商品生产者，而乡村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为负担高额佃租及其他剥削，必须从事副业生产，因而长期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许多流通市场的商品就是这种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产物。明代各地出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也更助长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适应于分散的商品生产。在这种场合下，商人要搜集大量的商品和物资，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产机构，以加工的形式出卖商品，而可以利用无数的大小墟场组织，来达到集中商品的目的。这样，明代的绝大部分商品流通都是通过牙行进行的，许多著名的工商城市如扬州、苏州、临清等，各种牙行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明代的商人们便是通过这种牙行，进行不等价的交换，榨取直接生产者。

与高利贷和土地所有权相结合

明代商业资本的一个特点，是与高利贷和土地所有权相结合。如徽州商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典当业占有重要地位，是仅次于盐的一种主要行业，他们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明代商人还将高利贷资本直接地深入到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去。如粤商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河南、江苏各地农村,商人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江西、浙江的商人更是将高利贷的触角，伸向云南、四川等边疆乡村。他们普遍通过高利贷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掠夺土地。如山陕商人，多以开中积谷，垦辟边疆起家，有藏粟数百万石者。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围波筑堤，捍水为田，占有肥沃的土地。嘉靖年间号称天下巨富的无锡邹望、安国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徽商吴荣谅买田于桐庐，20年间而致巨万。至于一般的小商人,因其多来自农村,稍有积蓄,便相率归里养老,将商业累积起来的资金投放到土地上去，以地租、利息、商业诸方面的结合，直接榨取农村生产者。商业资本与商利贷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相结合，显然阻碍了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作用

商业资本毕竟是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明代商业资本的发展，也有促进小商品生产的作用，有走向和产业相结合的端倪。如徽州有些商人投资于东南某些山区的矿冶业，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生产，动逾千人。江西以及其他地方商人在景德镇经营窑瓷的生产，其民繁富，甲于一省。其他如造纸、丝织等行业，也都有商人投资。这都说明了明代商业资本在其发展道路上出现了新的因素。不过，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以及其自身的弱点的作用下，这种因素的出现是十分缓慢而又脆弱的。

局限性

明代中国由于封建专制加强，限制了商人资本的转型，而作为商人资本自身也没有摆脱封建束缚主动实现转型；明代的商人资本往往是与封建政权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明代商人资本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是与封建国家乡绅力量相互信赖而生存的，其商业资本不可能转化成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也不可能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使中国在明代丧失了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