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民间资本 |
释义 | 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4》的规定,将民间资本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具体而言,民间资本就是民营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家庭的金融资产。 基本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集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民间金融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民间资本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增值能力。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所需的资金供给,造成了资金供求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重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实现民间金融正规化、合法化,加速发展民营金融,加强对民营金融的规范和监管以使民间资本发挥出应有作用。 所谓民间资本就是掌握在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中属于私人股份和其他形式的所有私人资本的统称,就叫做民间资本即民间资金。 民间资本,主要是指私营企业和个人的资金.个人投资,包括全体公民的个人投资.重视、启动民间资本,就是要认识到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经济、社会效果,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人对西藏开发进行投资,实行对投资者给予优惠的政策。 分布状况小河涌大河流:中国民间资本的现状及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争姓资姓社:个体私营经济的成长,储蓄仍是大头:居民的主要金融资产。居者有其屋乎:居民的房屋资产。农民的命根子:农地产权改革及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财富分配失衡:居民总体趋富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创富于民:民间投资的现状、问题与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国退民进几何:民间投资的现状。施政新纲破局:十六大激发了民间资本的创富热情。海阔任鸥翱翔:民间资本参与国企重组改造的障碍与机遇。均予国民待遇:激活民间资本与利用外资并举。跨出国门比武:民间资本拓展海外市场的现状与对策。从草根到丛林:中小民营企业的集群化发展及其融资环境的改善。 民富国强:民间资本是推动中国走向强盛的生力军。 几代人的梦想:民间资本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富国必先富农:充分利用民间资本解决三农问题。谁来整合知本:民间资本与科技兴邦。追求共同富裕:中产阶层的成长与经济、金融稳健发展。拉平地区差距:促进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共续老兵新传:民间资本与老工业基地改造。 活化资本:促进民间资本合理流动。 怎一愁字了得:如何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自发门当户对:民间资本需要场外交易市场。催生本工天使:民间资本与非正式风险投资。高管股东一体:MBO的是非曲直。用好养命之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养老基金的市场化运作。热钱的堵与疏:从炒房团现象谈如何有效引导民间游资。 我国民间资本十分丰富。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突破11万亿元。这说明,利用民间资本,可以大大加快建设步伐。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将逐步形成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地位,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体制性障碍仍然不少。一些人特别是部分管理部门和管理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不够解放。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就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创造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 可喜的是,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地区、部门正在深化对民间资本的认识,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逐步拓宽。去年,南京、成都等地运用信托投资的形式,筹集民间资本作为市政建设资金,既弥补了资金缺口,又满足了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效果很好。我们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到位和人们观念的转变,民营资本的“舞台”必将越来越大,作用也会更加突出。 发展历程2011年10月20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等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民间资本投资论坛在南宁举行。中国和东盟国家知名专家学者,东盟国家领事代表、知名企业家、北大PE各班长及同学会各会长、专业投资委员会负责人等近500人应邀出席了本次论坛以及相关活动。本次论坛的内容包括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研讨民间资本投资的未来,紧密围绕区域内民间资本合作与发展等问题,构筑中国-东盟金融高层沟通平台,推进双方达成深入共识等。论坛致力于搭建中国-东盟民间资本专业互动平台:一是通过中国-东盟民间资本合作智库对话,深入探讨双方民间资本合作的机制安排与实施途径,为区域合作发展谋划长远机制。二是由权威研究机构组织金融界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发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研究成果,推出新理念新信息的平台或载体,为中国-东盟的商界和金融界开展务实交流和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指导。 2000年后,民间资本市场在激烈的碰撞与冲击中、又在民间财富不断的积累中不断壮大,就像一艘在海底中持续建造的航母般,引起了官方资本市场的关注,甚至撼动传统的商业市场的惯性以及引起了制度性恐慌还有政府的监管方面失控的趋势,中国法律制度在民间资本市场方面曾一度出现空白区域。 90年代以后,从中共“十五”大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随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扶植了一批又一批个体和民营企业逐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截止2002年5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8万亿人民币。民间资本(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巨大的民间资本的运用效率(或创富能力)从总体上看还比较低,持续发展的后劲堪忧。 80年代,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应,到小平南巡以后产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 中国全面解放时期-70年代末,民间资本的成就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藏富于民”。 主要表现首先,在本质上已经转化为投资的居民储蓄的创富能力低下。在8万亿的居民储蓄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公款私存和带有灰色成分的存款,但大部分属于个人的货币积蓄。值得注意的是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把这种货币积蓄简单地看作是即期消费的剩余,因为它们大多已具有谋取更大收益的特征,已从本质上转变为了投资。这些资本化了的居民储蓄存款在近年连续8次大幅降息中,其创富能力大大减弱。对于国有银行来说,也因种种原因"惜贷"而未能将巨额居民储蓄存款充分贷放以获取应有的息差收益,故其对社会的间接创富能力也呈下降趋势。 其次,由于实业投资方面的市场准入障碍(或说是所有制歧视因素),民间投资转化为实业投资的比重较小,其创富能力也难以乐观。据调查,在2001年底前,即便在发达地区,允许民间投资的领域只有41个(而允许外资投资的领域却有62个),大多数容易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仍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加上民间实业投资缺乏后续金融支持,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力度还非常有限。民间实业投资持续增长受阻。据统计:"九五"以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年均增长11.2%,平均增幅比"八五"降低31.7个百分点。其中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1996年的25.4%回落到1999年的7.9%。与此相应,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九五"期间也呈下降或徘徊的趋势,1996――1999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47.6%、47.5%、45.9%和46.6%。 最后,民间资本投资于证券市场的创值能力令人失望(在证券投资中大部分是投向上市公司股票,以下主要是以股票投资来分析)。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以及市场监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在中国现有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上中国股市开张伊始就未按国际惯例办事,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公众流通股并存,且同股不能同权同利,所有权约束机制大大弱化。在政策取向上,政府前期的政策明显具有把上市作为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之重要手段的倾向,民营企业很难分得一杯羹。尽管有少数民营企业通过并购借壳上市,但截至2002年6月末,以沪、深1254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2001年年报和2002年部分中报为依据,可发现中国境内A股市场共有139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民营上市公司占同期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11.08%;其中,直接在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为59家(占4.7%),通过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为80家(占6.38%)。另外,从总股本来看,上市的民营企业之总股本只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76%。而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民营企业的业绩却优于国有上市公司,从2002年中报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03元,高于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0.082元的平均水平。在庄家控盘和内幕交易泛滥的过度投机氛围中,由于信息获取的极度不对称,弱小的民间资本在股票二级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很低。现有的金融市场难以充分激活民间资本。 主要原因中国的民间资本有2/3左右表现为银行储蓄存款,这些存款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民间资本对商业银行的投资。然而,从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发放小额贷款的固定成本与大额贷款差不多,经营金额小、笔数多的小额贷款业务得不偿失。而且,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和实力相对弱小,缺少现行信贷制度规定的担保或抵押条件,信用状况很难把握,贷款风险不易控制。加上国内专门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信用机构和担保机构奇缺,作为民间资本主要创造者的民营企业却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到款。因此,民间资本(包括民营企业)对商业银行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存款)与其所享受的服务(主要表现为贷款)极不对称,通过现有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依然比较困难。 从直接融资渠道来看,中国现有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单一层次的证券交易市场,即只有沪、深证券交易所(通常把它们称为"主板市场")为合法的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场所,缺乏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种从功能、服务对象,到上市规则、监管制度都各不相同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虽然近年来,管理层摒弃了限制民营企业到主板上市的做法,但毕竟主板扩容压力很大且进入门槛较高,只有少数扩张较快的民营企业集团使出浑身解数才能直接或间接地挤进"主板市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渠道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结构的单一化,同时也影响到民间投资的进入。现有的主板市场对于广大居民和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是神秘莫测的,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利率的"挤出效应"诱导民间资本入市,但中国现行的主板市场的股价与其说随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自身发展而变化,倒不如说更多地是受庄家的操纵和跟随管理层各种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监管制度的缺陷和信息获取的严重不对称、由于中国基金业还不完善、由于相当一部分造假上市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上市公司缺乏真正的投资价值、由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等因素,民间资本入市炒股往往心有余悸。在结构单一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创富效应还较弱,还远没有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充分激发出来。 统计资料权威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如新生代的乳业巨子蒙牛公司,其创建时间仅仅四年,增长速度却高达1947.3%,从1998年行业排名第1000多位迅速冲入行业第4位。最近选出的全国百强民营企业,平均增长速度为210.14%,净资产的报酬率为18.49%。民营企业的赢利能力虽令世人瞩目,但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却并不通畅,投资潜力还远被未充分挖掘。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曾指出,中国所存在的就业压力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民营企业的开放不够,是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压抑所造成的。董辅礽先生所说的"压抑"自然包括对建立主要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中小民营银行的限制,也包括对与民间资本"门当户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金融创新的限制。 解决方法中国的民间资本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而财政部公布的国有资产总规模才刚刚达到11万亿元。由此可见,民间资本已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加入WTO后,这部分资源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运用效率能否进一步提高,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从中共"十六大"报告及随后的改革举措来看,决策层正在逐步制定更加开明的政策和建立健全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体系,并努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建立通畅的投融资渠道),在这种改革势头下,充分激发民间特别是20%的富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热情,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当前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来看,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多年之后,其正面效应呈递减趋势,指望长期依赖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而且如果财政赤字控制失度(特别是在许多隐性的内债和外债尚未得到有效监控的情况下),还可能带来影响经济稳健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步淡出,经济持续增长"还看民间"。 中国加入WTO后,解决民间资本投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应该说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转机。中国政府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实行了对内开放,逐步放开对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限制。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取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民间资本还被允许进入金融、航空、铁路等原有的垄断行业(如民生证券公司中民间资本占到总股本的60%),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间资本有望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空间。 开办民营银行一个更令民间资本振奋的迹象是,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开办民营银行的问题上有所松动。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在"中国:资本之年"论坛上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吸收民间和外国资本发展中小银行。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谈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可以成立独立的商业银行,在这种重组后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国有资产可以完全退出。浙江省8家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发起宣言,要求改变地方商业银行由国资(地方财政)控股的股权结构,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浙江省政府明确表态,同意调整城市商业行的股权结构,使分散的民间资本合计达到总股本的51%。央行某司负责人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民间资本充分进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允许在没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兴办资本金在1亿元以上的由民间投资为主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各级政府的肯定态度,使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前景逐渐明朗起来。被海内外誉为"中国民营银行积极倡导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透露,"首批民营银行极有可能在2003年出现。中国十家筹备试点的民营银行开业申请报告先后七次报批,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期"。如果一批民营商业银行得以建立和发展,鉴于它们同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天然联系,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将可以得到部分缓解。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放开民间资本办银行的限制仍然不足以充分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还要进一步从政府的政策导向、法律体系的建设、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的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投资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配套的改革。就直接融资渠道而言,当前最迫切的金融创新是建立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国内俗称"三板市场")。 相关资料在现今的中国资本市场上,由于主板市场"一花独放",公开且合法的直接投融资渠道异常狭窄,一方面是大批民营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本闲置或低效率运转,这种资本配置错位的矛盾刺激了地下金融(包括地下钱庄、不规范的私募基金、灰色的一级半市场等)的快速滋长。据调查,中国地下钱庄控制的资金保守估计有近万亿元(在浙江省8300个亿的民间资本当中,如果有20%通过地下钱庄融资,则该省地下钱庄控制的资金量就高达1600多亿元),私募基金总额则已超过8000亿元,一级半市场上也有上千家所谓的"拟上创业板企业"和数十家原柜台市场"历史遗留问题企业"的股票以变相公募的方式进行私募和转让。另外,近十年来有数以千亿计的民间资本通过地下渠道非法逃往境外。地下金融暗潮的涌动说明,过分的金融抑制反而会诱致交易成本较高的非公开的资本流动。因此,引导民间投融资皈依正道亟待金融创新。就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需求而言,应该是尽快推出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并使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工具--私募基金的运作公开化和规范化,为中小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和民间资本的投资建立"门当户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柜台市场,是中国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的雏形,对于这类不甚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应该采取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扬弃观去批判与继承,应该在清理某些缺乏实质性产业基础的"空壳"柜台上市公司和虚假股权交易的基础上,充分整合一切可用的产权交易平台和改制企业资源,同时理顺管理体制和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减少重构规范场外交易市场的社会成本。 结语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资本总是朝能够获得更高利润的领域、向具有更高效率的经营者流动。尽快打造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结构,不仅有利于巨额的民间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创富能力较强的投资工具,而且也有利于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直接融资;不仅有利于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人自我创业,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而且也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谈到中国经济的民主化趋势时说,中国经济将由政府主导转向由民众主导,这是一个大趋势,也将为中国经济未来持久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国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资源、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民众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国有资产。市场将发挥更多的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可以预计,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民间资本将会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各个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和完善。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正在拓宽,民间资本复兴中国的历史使命重任在肩。 国民待遇2010年 5月7日,国务院以国发〔2010〕13号文件的形式,进一步为民间资本的出路拓宽道路,再次明确给予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要求“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而对于电信业来说,国36条再次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信建设,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不啻为一道重大利好,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或许从此将会迎来新的春天。这是因为在国36条中,在通篇的“法未禁止,当可行”的指导思想下,束缚移动互联网创新和发展的一道道绳索可能会被陆续解开。 第一民营资本在市场准入上将获得更公平的环境。我们知道在互联网的视频、支付等很多领域,民间资本在进入上遇到了并不对等的待遇,国36条明确提出,要“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在制定法律和法规时,要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相信只要政令畅通,有关主管部门和地区将会重新审视阻碍民营资本进入的有关牌照发放、投资准入等政策。 第二民营资本在移动互联网业务创新上将获得更多的扶持和鼓励。国36条中要求在财税政策上对民营资本要加强扶持和鼓励,同时更要求在创新的应用上,要求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积极推动信息服务外包”,那么,可以预期,有关行业和地方政府将在移动互联网的创新业务应用上,出台更多的示范应用鼓励政策,例如在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开放以及更多的政府采购信息外包服务等形式。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受到约束的政府行政行为以及投资行为,将为民营资本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和资本环境。这是因为,移动互联产业的发展,必然是以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与各种传统行业的信息化需求相融合的背景下,以螺旋创新的方式取得繁荣。在融合中,必然因为产业的交叉而出现各种各样的新业务、新模式,从而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提出挑战。 与以往管理思维不同,国36条明确提出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就要“听取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也要“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作用”,而非完全由行业管理部门九龙治水,采取单边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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