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背景 特点 评论)

代表作家

同名电影(基本信息 电影简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

背景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惘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

是对一个特定年代及时间的形容。如相似的有形容日本经济在特定年代及时间持续低迷的“失落的十年”、“失落的二十年等”。也形容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陷入了这个话题，身边的事物他们只从自己的方面理解，导致了问题的复杂行，越来越会钻牛角尖了，才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特点

“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被战后摧毁所带来的背叛感与空虚感所困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开始寻找生活的意义。酗酒、谈恋爱，而他们的某些作品成为美国文学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当时对待战争的态度，象其他反战作家一样，只限于厌恶、逃避与诅咒。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

评论

现代主义的文化冲锋

在以往评论界倾向于肯定“迷惘的一代”突出的反战情绪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幻灭的刻画与揭露，同时批评其消极逃遁的个人主义和悲观色彩。但现在看来仅仅这些尚嫌不够，可以尝试从文化角度挖掘它反叛旧文化的原因，分析它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深层文化意义。

“迷惘的一代”从其崭露头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鲜明的文化反叛性。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下军装，冲上文坛。凭着他们亲身参与战争的特殊体验，以及流放欧洲亲身感受的欧洲现代艺术的启蒙，他们的作品在表达反战情绪和现代青年的幻灭意识上独树一帜，令中年作家难以企及。早已成名的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莱·刘易斯等人虽然只年长二十来岁，但相比之下已经俨然老去。他们的作品在年轻读者看来似乎过于温和平淡，成了昨日黄花。“迷惘的一代”作家迅速冲垮了这些中年温和派作家在文坛的统治以及其代表的“高雅斯文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征服了编辑、出版商和读者，成为一九二○年代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导声音。

亨利·F·梅在其著作《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论点。梅认为，以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传统，自十八世纪形成之后，历经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的推动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动根本，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产生激烈的变革。一战好像一条历史鸿沟，割裂了传统的绵延和发展，成为现代意识和新文化的起点。沟的那边站着欧·亨利和亨利·詹姆斯，而这边则是海明威和艾略特。但是这一切的激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一战。早在大战爆发之前，支撑旧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对传统道德、社会进步与绅士文化的信念，已被进步主义改革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腐蚀并凿空了基础。一遇上世界大战的强烈冲击，整个旧文化轰然崩塌，留下的残垣断壁便成为新文化各阵营的狼奔豕突之地。

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就担当了新文化的冲锋手的角色。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文学范畴，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都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影响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太阳照常升起》发表后，“青年男子试着像小说中的男主角那样沉着冷静地喝醉酒，大家闺秀则像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伤心欲绝地一个接一个地谈情说爱，他们都象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讲话”。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精确纪录放浪形骸、夜夜狂欢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使这一生活方式一时盛行于美国社会。挟着新文化运动之势，“迷惘的一代”文学在风靡美国的同时，带动起文艺百家和大众生活方式上的现代主义潮流。再加上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女权运动和多种移民文化的兴起，现代美国文化中斑驳绚丽、雅俗并举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科技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极大地便利了现代文化的传播。电影、汽车、无线电新闻媒介和横越大洋的国际交通等为新一代的作家们提供了更多样、更便捷的传播工具。借着新兴的广告和推销术的魔力，“爵士时代”的文化骄子们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或观众，远非老辈作家所能奢望。与新兴的社会科技进步相辅相承的是新的消费文化。强调勤勉、远见和节俭的“生产道德观”让位给了及时行乐的“消费道德观”。“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及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皆与这种消费新观念密不可分。正像虞建华所说：“格林尼治村的道德标准是在商业主义的‘促销’努力下传遍全国的。巴黎左岸是他们养成了新的消费习惯后又想延续这样的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地方。与其说他们走在时代前头，领导了战后文化潮流，不如说一九二○年代快速的经济发展怂恿了他们，造就了他们，而他们的言行又为勃然兴起的消费文化推波助澜。”

需要指出的是，以青年文化的崛起和主导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推翻了清教传统和中产阶级的商业保守文化统治，却没能实现布鲁克斯关于“美国成年”的设想。在整个一九二○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文化一直处于文化青春期的动荡状态，充满文化骚动和间发性社会动乱。

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战后的一代文学青年其实是非常笼统且不确切的。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颇为不屑地说：“让她（斯泰因）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应该看到，这批作家们虽然在反战、自我流放等生活经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将他们简单地归于 “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个人特色。相反，个性和个人风格正是他们致力追寻的东西，也是推动他们进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实上，“迷惘的一代”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已经湮没于历史，到如今默默无闻，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青史的个人特色。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一方面他们以其反叛旧文化的标新立异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阵营，但是一旦这些标新立异被主流文化接纳，他们的先锋性就迅速褪色，终至湮没于“迷惘的一代”的共同话语中。倒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肯明斯，福克纳等作家不拘泥于“迷惘的一代”的束缚，在一九三○年代之后逐渐转向，不断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与风格，从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了牢固而持久的位置。

代表作家

属于这个流派的作家有海明威、福克纳、帕索斯（ 1896～1970）、菲兹杰拉德（1896-1904）和肯明斯(1894～1962)等，他们曾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经历种种苦难，深受“民主”、“光荣”、“牺牲”口号的欺骗，对社会、人生大感失望，故通过创作小说描述战争对他们的残害，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这一流派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惘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如菲兹杰拉德、艾略特和沃尔夫(1900～1938)等。特别是菲兹杰拉德，对战争所暴露的资产阶级精神危机深有感触，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他所熟悉的上层社会的描写，表明昔日的梦想成了泡影，“美国梦”根本不存在，他的人物历经了觉醒和破灭感中的坎坷与痛苦。沃尔夫的作品以一个美国青年的经历贯穿始终，体现了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的激动和失望，是一种孤独者的迷惘。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艺术上各有特点，独具特色，他们的主要成就闪烁于20年代，之后便分道扬镳了。。“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

同名电影

基本信息

英文名：Accattone

中文名：迷茫的一代

又译名：寄生虫

意大利 / 1961 / 黑白 / 35mm / 117 mins

意大利语对白，英文字幕

1963年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外国男演员奖

导演：皮耶·保罗·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电影简介

柏索里尼在三十九岁那年以《迷茫的一代》展开他非凡的导演生涯。这部电影以原创的剧本拍成，描述一个皮条客及他生活的世界。对柏索里尼来说，这是一个前工业化、充满了神话气息和电影题材的原始世界。

《迷茫的一代》是个贫民窟天地，赞美贫乏与街头暴力之美。柏索里尼以此视为最后的防线，抵御在他那个时代快速扩张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虽然这部经常被误认为新写实主义的作品，但当片头字幕随着巴赫《马太受难曲》的乐曲放映时，很明显这是柏索里尼用其独树一帜的手法来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