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收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是研究元明杂剧及其作者的重要资料。存杂剧242种。现存本为郑振铎于1940-1941年前后在上海购得并捐与国家图书馆。此书的发现被认为是重要程度仅次于敦煌石窟经卷和西陲汉简的发现。

简介

意义

历史背景

购书的曲折故事

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简介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收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是研究元明杂剧及其作者的重要资料。存杂剧242种，所收剧目颇多孤本，版本价值、资料价值并极高。本书由于其珍贵的资料价值，向为世人所重。为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为孤岛时极力搜寻，入藏于国家图书馆的。

意义

郑振铎先生认为，此书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戏剧史、文学史研究者是重要消息，对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的重大收获。并认为这个发现可以与内阁大库打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同样的意义。

郑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为此书为杂剧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半数为过去未见流传的本子。

此本发现以前，元人杂剧多赖明万历四十四年刻臧懋循的《元曲选》流传，此本收元杂剧凡百种，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其他杂剧选编，可以补充《元曲选》的寥寥几种而已。最大的发现也就是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入前所未见的元剧十七种。而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竟然收元明杂剧242种，种数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这个宝库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许多名著，也为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增加了大批资料。

历史背景

脉望馆馆主是明万历年间的赵琦美，荫其父赵用贤作刑部郎中，在京城时有机会认识很多名流，如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古今杂剧》242种，其中15种配以明息机子本，还有52种配古名家杂剧，其余都是赵琦美让人抄的。而且几乎每一本都经赵琦美校跋。从他的校跋中可以看出，他抄的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内本录校”（内本指明代末年宫廷演戏的剧本），一是从于小谷的本子传抄的。在赵的校里注明是抄校于万历四十二年到四十五年之间，正是他在京城担任刑部郎中的时候，这时他既有机会见到内本，也有机会借到于小谷的藏书。

于小谷，名纬，荫父于慎行（号谷峰，为东阁大学士）为中书舍人。赵琦美和于小谷同在京城做官，当时还有大量杂剧，他们互通有无，抄了不少。借抄的戏曲书，赵琦美后来都带回南方家中。赵死后，其藏书归钱谦益绛云楼，绛云楼曾经失火，所幸这部书没有被烧毁。后归入钱曾手中，钱曾藏书《也是园书目》著录了大批的戏曲书，主要就是赵琦美的抄校本。钱曾时，著录除重复外，尚有340种，72册。而赵琦美原藏数量现却无法得知，仅可确认，经历300年到国家图书馆时，共有242种64册。这批书刚发现时人称《也是园杂剧目》，因为钱曾没有写《古今杂剧》之名。也有称之为“也是园戏曲”的。

这批书在钱曾之后又经季振宜、何义门、黄丕烈递藏。黄丕烈定其名为《古今杂剧》。黄丕烈后又辗转相传于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健旧山楼、丁祖荫等处。明朝山东有个李开先，曾因藏戏曲书颇多，自称词山曲海，黄丕烈在得到赵琦美的藏书后，自己刻了一方印“学山海之居”，认为自己收藏的戏曲书已经可以和李开先媲美了。此书流传中不断损失，“也是园”有340种，到季振宜著录时就只有300种，黄丕烈时有266种66册，黄手抄目录四十叶，今附书前。而到汪士钟手里就只有242种66册。

购书的曲折故事

上世纪50年代郑振铎先生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倡印《古本戏曲丛刊》，其中《古今杂剧》印在4辑中。

郑振铎倾囊购得孙锐评点《西厢记》、《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上卷残本、明嘉靖年间郭勋刻的《忠义水浒传》、《红楼梦》脂砚斋残抄本等珍希古籍。最大的收获是为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购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事说起来真有点扣人心弦。一天深夜，郑振铎突然接到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使他兴奋了一夜。原来陈老板告诉他一个信息：听来青阁杨老板说，苏州书贾唐某发现了32册元明杂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陈老板最后还强调，抄本上大多有明代著名藏书家赵清常的跋。这难道就是自己苦苦寻了8年的那部奇书么？郑振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戏曲大师，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戏剧艺术遗产。但是，经历了数百年改朝换代，兵火战乱，遗存于世的戏曲文献极少。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元曲，就只有依赖明臧晋叔的《元曲选》，这几乎是唯一的宝库了。直到近代罗振玉、王国维发现黄尧圃旧藏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后，才又补充了臧晋叔藏书中所没有的17种元剧。但值得注意的是，黄尧圃在书上写了“乙编”二字，于是王国维推测，既有乙编，必然还有甲编、丙编等。郑振铎也坚信，一代元剧决不会仅仅只留存《元曲选》和元刊杂剧，完全可能有新的发现。1929年10月间，郑振铎从欧洲回来不久，一天不经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看到江苏常熟著名藏书家丁初我的《黄尧圃题跋续记》一文及其附诗一首，丁说他曾从旧山楼借到过一部64册的古今杂剧，内有元明杂剧240来种，是明赵清常的手抄本，还有跋。看到这一消息，郑振铎欣喜万分，立即赴苏州找到了丁初我，但丁说那部书他只借阅了3天就归还了常熟旧山楼。他又托人多次去常熟打听，但杳无音信。于是他亲自赶到常熟，但在他面前的旧山楼却只是一片荒凉的废墟。原来这里经历了军阀的战火，驻兵随意将楼内藏书当柴烧。难道这部珍贵的遗书就这样被毁了吗？他的心在发痛。然而他并不死心，仍托熟识的书商帮助打探。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书终于露面了。但为什么只有32册呢？应该是64册呀？郑振铎心中又起了疑团。但他相信，有了这一半，另一半也一定会出现。这一夜他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披衣起床，秉笔给他在北平图书馆当馆长的好友袁守和写了一封信，又给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原暨大同事、词曲专家卢冀野写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来青阁找杨老板。杨老板告诉他确有这事，卖主要价1千元，还告诉他另32册在古董商孙某那里。郑振铎一听十分欣喜，这部书的另一半也有了下落；1千块钱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由于前段购书，他手头已很诘据，只好向暨大的同事们借，好不容易凑齐了1千元。天有不测风云，当他怀揣1千元钱兴冲冲地赶到来青阁时，杨老板的一番话使他从头凉到脚。杨老板说他来迟了一步，苏州唐某的32册古今杂剧已被古董商孙某以9百元之价买走，现在孙某一共有64册，书已完璧，不打算卖。

然而性格一贯坚强的郑振铎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又找到中国书店的陈老板，经过陈老板找到孙某。孙某一听来意，便狮子大开口，要价1万元。l万元对于郑振铎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一下怔住了。但对方肯卖，对他来说多少是个安慰。看来光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了，必须借助公家的财力。于是他又向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教育部的卢冀野发去两封电报，希望北平图书馆能收购或教育部能出资。次日北图就有了回电，说无法支付如此巨款，郑振铎的心凉了半截。第三天卢冀野的回电使他冷却的心一下又热了起来，卢说教育部打算买下。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来了电报，要他尽量压价，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郑振铎极为兴奋，他立即与陈乃乾去找孙某交涉，经过3天讨价还价，终以9千元成交。成交之后，郑振铎将先前同事们凑的1千元钱交了定金，并约定20天内将全款付清。

真是一波多折，谁知两个星期过去了，重庆方面的汇款还是没有到。他又急了，20天之内钱不到位，孙老板是会毁约的！情急之中他又想到一个“借”字，可再找谁去借呢？他想到了与他是“平级”但此时代理暨南大学校长的商学院院长程瑞霖，只有他有支配这笔巨款的权力。于是他找到程，说明来意。程看他为难的样子，很理解地说：“看来郑振铎你又有好几天没睡好觉了，我就借给你吧。”他谢了又谢，取过支票便赶到孙某处，经过付款、签字、取书，那凝结着中华民族祖先优秀文化结晶的64册宝书终于呈现在郑振铎眼前，他眼睛湿润了，用手来回抚摸着这些书。书一运回家里，他便急不可待地翻阅起这部书来，还要母亲和妻儿都来看这宝贝。后来他对这部书作了深入研究，定名为《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还撰写了一篇长达3万余字的跋。

教育部的书款过了两个多月才汇到上海，郑振铎庆幸自己采取了超前措施。关于这部书的价值，诗人徐迟后来用十分生动的语句评价：“你能想象吗？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全欧洲为之骚动。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你想，又将如何？试想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我们的元代，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戏曲集，64册书中包含有240种杂剧，其中近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其重要程度仅次于敦煌石窟经卷和西陲汉简的发现。

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以后，郑振铎凭自己的力量又购买了不少古籍，如明刊《古今女范》、《元名家诗集》、《古诗类苑》、万历版《皇明英烈传》、《程氏墨苑》等。但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他深感势单力薄。有一次，他在某新书店看到明代活字本《诸臣奏议》，店主索价900元，他一时拿不出这些钱，只好眼巴巴看着被北平来的书贾买走。后来听说此书弄回北平后，获利3倍。这样，北平到上海来的书贾就更多了，每日搜刮于旧书店，遇到好书必携之而去。郑振铎心里明白，在北方能买得起这些书的人，大多是汉奸官僚，或是敌伪机关如华北交通公司，以及美国人的文化机关如哈佛燕京学社；再有就是为“满洲国”所购买。这使他忧心如焚，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支持，组成一个团体，共同抢救江南古籍。于是他又想到教育部，想到曾支持过他的陈立夫。他找到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菊生、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伯丞，联名给重庆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

郑振铎等人的呼吁得到了陈立夫等人的支持，重庆方面决定动用抗战前英庚款董事会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费计法币100余万元，专事抢救古籍。1940年1月19日，由郑振铎、张菊生、张咏霓、何伯丞、张风举等人组成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孤岛”成立，决定对外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的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决不能任店主、书贾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具体分工是，郑振铎与张风举负责采访，张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咏霓和何伯丞负责保管经费。

有了钱，郑振铎等人就可以大举行动了。他们首先以17000元收购了孙伯渊所藏苏州玉海堂的一大批藏书。接着又以55000元收购了苏州邓氏群碧楼藏书近4万册。这两笔“大生意”做下来，震慑了上海及江南各地的大小书贾，因为这两批书是当年江南藏书中数量较大质量较精的。书贾们感到对方来头不小，实力雄厚，难以与之竞争。到了是年3月，整个严重的局面基本扭转，抢救古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初战告捷。以后又以31500元一举购下邓氏风雨楼的藏书，收购了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嘉业堂藏书是收购中花费最大的一笔，以25万元购得明刊本1200余种。还有一些零星的“小生意”。至1941年4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不到百万元之款抢救了大量珍贵文献，凡散出的古籍，大都归为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