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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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黎立武，字以常，号寄翁，新余递步人。景定三年（1262）入太学，咸淳四年（1268）擢进士第三，恩赐状元。历任镇南军节度判官、袁州通判、秘书省校书兼庄文府教谕、奉议郎、承议郎、军器少监国子司等职。宋亡，他不愿与元贵族合作，潜回新余，在蒙山建“蒙峰书院”收徒讲学，因他学识渊博，品行又好，前来受业者甚多，书院常有人满之患。文天祥很敬佩他，说自黎立武的大名“震荡以来，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领愿拜”。元朝的达官显贵也很尊重他，美称他为“蛮子状元”（源于南蛮北狄之说），时有前来拜谒、请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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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立武著述甚多，积稿如山，或抒情怀，或释旧闻。主要有《大易元通说》、《大学本旨》、《中庸指归》、《中庸分章》、《大学发微》等。

黎立武学术派系：

黎立武属于兼山学派[1]，为程门支流。师从谢谔[2]。

“兼山以将家子，知慕程门，卒死王事。白云高蹈终身，和靖所记党锢后事，恐未然也。郭门之学虽孤行，然自谢艮斋至黎立武，绵绵不绝。”

黎立武的学说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著名学者临川吴澄为他写墓志铭，并自称是其门人。考试临川得吴澄，时称其知人。

→袁俊翁

程颐→郭忠孝→郭雍→谢谔→黎立武 |

→吴澄

黎立武学术主要观点：

《中庸》

【黎立武】：著《中庸指归》中，黎立武以《周易》说《中庸》，并认为：“盖二书皆尽性之道，程门惟兼山深于易，故得中庸之义焉。”

郭忠孝认为“中”为体，“庸”为用。“极天下至正谓之中，通天下至变谓之庸。”黎立武认为这是程颐晚年定论。

郭忠孝对《中庸》的解释和《伊川易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黎立武说：“兼山登程门，终始中庸之道，体用之说，实得於心传面命者也。……盖二书皆尽性之道，程门惟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义焉。”

黎立武还说：“程子尝为《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嘱兼山以书传之。”

黎立武对中庸的评价

【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明仁诚之极功。”

黎立武对《中庸》的“诚明合一”说作出了自己的论述。

从《尚书》到《论语》到《中庸》再到《孟子》等，中国思想家对“中”这一重要范畴开始了不懈的阐释和拓展，不断延伸着中庸思维论和中国思想史。正是看到这一点，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断言：“《中庸》者，群经之统会枢要也。”

《大学》

【黎立武】：通彻研究《大学》所述的事物内容：“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事有终始，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由平治而溯至格物，终必有始也。”

“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后之知，盖通彻物之本末，事之终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国天下之外哉！”

【黎立武】：在《大学发微》中说：“《大学》其曾子之书乎?”

其他文章

黎立武,〈谢临江李总管建状元坊启〉

进不得陈箕子之〈洪范〉 ,退而发挥郭氏之《中庸》。辟山学仿嘉眉之规,借时文明孔孟之意。松间喝道,岂无考德问业之人;花外小车,亦有事亲从兄之乐

袁俊翁，书前首有黎立武之序，序作於大德庚子(四年，1300)

结屋蒙巅,山静日长,每於阴阳造化之机,性命道德之蕴,经史义理之会，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得,缕析脉分,如老吏断案,辄手之不释。而袁之袁氏为多。一则隽(俊)翁,二则隽(俊)翁,余亦昆弟子侄。其文温腻,其语详缜,其引类曲而畅,其立论超而诣,余甚爱之。隽(俊)翁曾不是足,录前后所得为若干帙,袖以见过,若将犹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为其道之合也,义之明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选,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

《道德玄经原旨》，书前还有大德九年黎立武、张与材的序。

黎立武学术地位：

赵秉文为黎立武作〈中庸指归序〉亦云:先生既开山学,以来四方学问之士;又建凤洲精舍,彷佛河汾。

黎立武《中庸》、《大学》思想之考辩

黎立武关于《中庸》、《大学》的阐释与正统朱子学有着颇不一致的地方，从版本编次到经典体系的建构以及诠释都表现出了诸多分歧。这大概是其因师承关系刻意回避了朱子之学。然而通过朱熹与黎立武对“庸”字的阐释，我们则不难发现两人在理学体用之学（即内圣外王）的内在思路上具有一致性。但其中不同的一点是，面对由宋入元的政治变化，黎立武通过对郭忠孝“性、道、教”一贯性思路的汲取，把体用之学具体操作的兴趣点从政治、教化的双层面转移到了教化的单一层面。

兼山是宋代学者郭忠孝（字立之）的别号，他是程门高足，其中庸之学不同于杨时、李侗为代表的道南一系，而道南一系的中庸学为朱熹所取，成为后世正统，而郭忠孝的中庸学为黎立武所取。如果说，道南朱熹一系的正统中庸学，偏重于“心－性－理”，那么，郭忠孝与黎立武的中庸学则强调“性－道－教”，并通过“性－道－教”所开启的文化境域打开在心性学的宋代取向中业已被遮蔽的“天下”或“天下之间”这一视域总体。

如果上下通达的事业仅仅发生在个人的内在体验中，而不是展开在“教”的公共事业中，那么，“中”就没有抵达“庸”。朱熹之所以强烈地反对禅宗的内在隐修之风，其实正是身处道南一系中的他以自己的方式挽救修道（学）与立教（教）的分离，从而挽救那个即将从“庸”中分离开来，因而也不能持久的“中”。黎立武有云：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谓中者以此。曰庸徳之行，庸言之谨，所谓庸者以此。成性内存，寂然未发，正位居体是之谓中。发于言行，中节而和，日用常道是之谓庸。中以正位言，庸以常道言。盖合全体大用而名之也。尧舜授受道用斯溥，掲执中以明其体；孔门讲贯道体斯存，合中庸以该其用。”

立武之山学是否官化,史无明文。观其「状元及第,今为隔世之虚名;刺史表闾,又作他时之故事。未尝忘我,何以报公」17 之对昔日荣耀之感怀,以及「潜心圣学,敬事二亲」之意识,其书院似自行开设而未官化。立武〈谢启〉 ,李彭序文及赵秉文皆不云开「书院」而云「开山学」 ,或深有寄意。明乎此而读其「结屋蒙巅,山静日长,每於阴阳造化之机,性命道德之蕴,经史义理之会,有未合,共同志商之」之序,怡然而彷佛其当时讲学授徒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