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侯宝璋 |
| 释义 | § 人生年表 1893年4月 出生于安徽省凤台县 1908年 安徽怀远县民康医院化验室帮工 1909年 怀远县含美学堂学习 1912年 南京金陵大学医预班学习 1916年 北平协和医学院（PUMC）学医 1918年 分班入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 1920年 齐鲁大学医学校毕业留校工作 1924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校病理系进修 1926年 德国柏林大学病理学系培训深造 1934年 英国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访问学者 1935年 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教授、主任 1937年 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后组织齐鲁大学医学师生转移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借读办校 1938年 华西齐鲁联合医学院病理科主任，兼中央大学病理学部聘教授。贵州筹建贵阳医学院并担任病理学教学工作 1946年 美国国务院聘请赴美讲学沟通中美文化交流 1947年 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邀请赴英讲学 1948年 英国教育部聘任香港大学战后复校第一任华籍病理学教授，兼系主任。香港政府医务部病理学顾问 1958年 英国皇家病理学会终身会员，美国病理学会会员，伦敦国际肿瘤学会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 1960年 东京第三届国际防癌会议主席团委员 1961年 香港大学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获荣誉科学博士（Doctor of Science）学位 1962年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兼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 生平介绍 侯宝璋出身于中医之家。父亲侯秀春，清光绪年间秀才，累试不第，弃儒从医。侯宝璋幼承家学，有“神童”之誉，聪颖过人，过目成诵。由于受社会新思潮的驱使，少年的侯宝璋毅然离家出走，投身至社会的洪流中。因为经济来源中断，在安徽省怀远县他找到一所叫民康的教会小医院，在医院的化验室做帮工谋生，偶然的境遇竟决定了他一生的医学生涯。由于他工作优异，民康医院保送他入含美学校（相当于高中）学习，毕业后被保送进南京金陵大学预备班。在金陵大学期间，侯宝璋因参加学潮与几位同学一起被校方开除。但校方宣布，如叩头悔过，便可复学。年轻气盛的侯宝璋宁愿失学也不叩头。被校方开除后只有再回民康医院仍在实验室工作。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刻苦自学，经常干到深夜时分。民康医院负责人见此情景，大为感动说：“侯宝璋这样的人，若得不到学习机会，太可惜了！”1916年，医院借给他少量的钱，将他保送至北平协和医学校学习。1918年，侯宝璋分班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年轻的侯宝璋在校期间极为努力，成绩优异，但生活极为艰苦，夏天他只有一件背心，晚上洗了白天穿，冬天也只有一条薄被。有人送来衣物，他拒不收用。1920年，侯宝璋毕业于该校并留校工作。 在齐鲁医学院工作期间，侯宝璋成绩卓著。1926年，侯宝璋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柏林大学，他在Ludwig Pick的领导下，接受了极为严格的病理学训练。1934 年获罗氏基金的资助，在英国伦敦大学热带病学研究所工作一年。回国后出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侯宝璋，青年时代即热爱祖国，立志毕生致力于祖国的富强、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教育事业。他早年就站在反帝反封建行列，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抗日救亡工作，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组织参加抗日战地救护医疗队的侯宝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后又入侵华北，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山东济南积极参加组织战地救护医疗队的工作，并亲赴喜峰口等处战区支援群众性的抗日工作。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参加负责和组织齐鲁大学医学院师生转移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借读办校。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侯宝璋出任华西齐鲁联合大学病理系教授和系主任，并一度代理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和兼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在大后方，侯宝璋除在极为艰苦条件下坚持教书育人，还负责安排照顾当时香港沦陷后流亡大陆、在成都大后方借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曾任港大医学院内科教授、港府医务总监及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等职的蔡永业（Gerald Choa）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侯宝璋与港大发生密切联系即始于此段时期。1938年，侯宝璋不畏在抗日战争艰苦条件下的艰难，亲赴贵阳参加筹建贵阳医学院的工作，并担任病理学教学工作。他关心祖国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成长，为祖国医学教育及医学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8 年由当时教育部任命为部聘教授。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作为知名的医学科学教育家和对中国医学史有造诣的专家而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聘请，赴美讲学沟通中美文化交流。1947年侯宝璋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去英国讲学并接受英国教育部聘请，从1948年起任香港大学战后复校第一任中国籍的病理学教授兼病理学系主任。在此后的12年里，他为港大医学院设计筹款重建了被日本占领军破坏的病理学馆，并建立了一所完整体制的教学科研为临床服务的病理学科大楼，用以与东南亚、日本及英美同行科学家进行学术及业务交流，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香港大学评誉侯教授是位优秀教师，在创始香港病理学专科医生的培训方面，起了推动作用。在侯教授的指导下，病理学系不断发展，毕业生选此专业的越来越多。侯教授还是一位杰出的国学学者。他以中国医学史各方面的研究为题，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关于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他的另一项学术研究，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搜寻对疾病的描述，从而作出诊断，他把历代著名诗人描写疟疾病的诗辑录成集，精妙绝伦。另一篇论文是关于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焦渴难忍的事。据此，侯教授诊断司马相如得的是糖尿病。侯教授论文的重印本现珍藏于香港医学博物馆展览厅内，供学者们敬赏。 侯宝璋为增进中港两地之间的医学文化交流，也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把次子侯健存由港大送回内地工作，支援国家的文化建设。1955年，他组建香港大学英籍教授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与接见。1957年，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病理学会成立大会，作学术报告，并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年会。1958年，经他推荐安排，国际著名的肿瘤病理学权威韦礼士教授（Prof.R.A.Willis）访问了北京中央卫生部各医学院校科学研究中心。在1959～1961年间，应中国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的邀请，侯宝璋又三次赴中国内地，先后访问广州市的医学中心和中央卫生部及该系统各医学中心，从事病理学术交流活动。侯宝璋(前排中)在香港达德医学院 1961年，侯宝璋从港大退休，获荣誉退休教授（Active Emeritus Professor）头衔。1962年，正值国家自然灾害暂时困难时期，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要次子侯健存从英国回来协助侯宝璋返回北京工作。 在做了周到的安排后，侯宝璋准备于1962年春启程赴北京。周恩来很快签署命令，任命侯宝璋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电文到港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将电稿暂扣不发，以防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秘密地将父子二人深夜由海路护送到澳门，经拱北海关进入内地。广东省委代表及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陈子扬等领导在拱北专候接待。此后把父子送到广东从化温泉暂住休养。在此期间有各界社会名流、军政首长对他关怀备至相访。印象颇为深刻的有：广东省负责人陶铸、著名艺人红线女和张治中将军。最感亲密的当推广东省委、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常委书记柯麟。因为一直都是他在具体负责做侯宝璋的工作。住了一小段时间，次子返回香港，协助母亲搬家到北京定居。 到京后，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亲切接见了侯氏父母与子，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洗尘。当时出席作陪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以及香港《大公报》总编费彝民。席间，总理尊称侯宝璋为“侯老”，然后转过身来看着侯健存，笑着说：“哎呀我称呼你什么呢？——叫你‘侯小’吧！”接着又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来，我十分钦佩！”这几句话令侯宝璋备感亲切！这无疑是给侯宝璋由香港归来工作精神的高度评价和嘉许！今天的年轻一代也许不知道什么叫“三年困难时期”，更不会理解当时中国被国际反华势力造成的困难局面，自然很难领会总理这几句话的分量。但侯宝璋是懂得的，总理所钦佩的是指从香港归来的爱国精神，向海外反华势力挑战的精神以及渴求香港回归祖国的精神！代表着泱泱大国的总理既然对侯氏父子如此理解，侯宝璋还能说什么，还能求什么呢？总理提出要办好中国医科大学，使之成为一个样板，促进中国医学教育和科学现代化，他接着又说：“我们闭关自守多年，对外面科技发展、进步很少了解，侯老这次回来可以引进医学新科技，引进人才。” 侯宝璋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周总理的邀请，毅然从香港回到北京，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兼病理教研室主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和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等职。并表示要“将余生贡献给祖国”。他的回来在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来时，他还为我国订购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带回了多年收集的实验标本以及数百份图片资料。建立了当时国内先进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1967年不幸患急性心肌梗死，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74岁。 § 成就 侯宝璋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认为研究工作是与提高科学与教学水平分不开的。他一生从事病理学的临床诊断、科研和教学工作，曾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三部，并且培养了许多病理专业人才，对发展我国病理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华支睾吸虫引起肝二级胆管癌的系列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1956年，发表了《原发性肝癌与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发现200例肝癌，其中有30例与华支睾吸虫感染有关，他从形态学的角度清楚地证明了这30例肝癌是由于华支睾吸虫寄生而引起的，为肝内二级胆管性肝癌，这是很独特的，与一般性胆管性肝癌不同，后者是发生于末梢胆管。他还发现，华支睾吸虫在肝内二级胆管中寄生，先引起胆管上皮细胞的增生，之后发生癌变。由于华支睾吸虫在许多二级胆管中寄生，因而这种肝癌的发生是多灶性的，这与其他的癌瘤（包括其他肝癌）多是肝单灶性的不同。他还进一步发现这种癌细胞胞浆内含为量不等的黏蛋白，而不含糖原或胆色素，这点是与肝细胞性肝癌有所不同。侯宝璋认为，这种肝癌与种族无关，而是生活习惯中喜食生鱼的结果，这项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发现了肝内二级胆管性肝癌是由于华支睾吸虫所引起的，更重要的是第一次证明了寄生物在人体肝内寄生可以引起恶性肿瘤，因而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侯宝璋也研究了绒毛膜癌。他发现绒毛膜癌可分为两组：一组子宫旁有癌组织浸润，而另一组则没有，后者常在子宫内找不到原发癌灶。他是早期发现绒癌组织有自然消退现象者之一，并提出，机体可能有抗绒癌机制，首先在子宫中，继而发生于各器官。 侯宝璋还与英国肝病理学权威Cameron爵士合写了《病理学专论》（Pathological Monographs）系列的第一本专著：《胆汁性肝硬变》（Billiary Cirrhosis），于1961年在伦敦出版，这在医学科学研究飞速前进、文献大量出版的当年，把毕生权威性的经验与独到的观点和发现介绍到专著中，对临床与基础医学研究的同道们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对促进现代病理学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他的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优良教学活动的成就与声誉赢得了所在科学教育界的尊敬。香港大学为此在1961年校庆典礼上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他还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终身会员及1958年伦敦国际肿瘤学会议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60年东京第三届国际防癌会议主席团委员，并负责编写1958年雷汶（R.W Raven）主编的癌百科全书（Cancer）第二卷中“肝癌病理学”一章。侯宝璋也是美国病理学会会员和香港政府医务部病理学顾问，曾多次在美英及日本等国作过学术报告并在病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病理科学家。1969 年他逝世后，癌杂志CANCER及英国医学杂志（Brit.Med.J.）均发表了悼念文章。 侯宝璋执教数十载，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及医学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以教学而闻名，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能把学生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用几句精辟的话概括，使学生豁然开朗，长久不忘。1932 年他所著《实用病理组织学》一书，是中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用书，是其教学的代表作。该书用绘图的方式，把病理学的基本病理改变简易明了地表示出来，形象而又真实，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出版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教学参考资料。正如有些学生毕业后给侯宝璋信中所说：“侯老师的教学简要，易懂而深刻，几句话概括了病理学的真谛，容易理解，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侯宝璋很早就对中医史产生深厚兴趣，在某些方面，且有深厚的造诣，能以现代医学病理学的观点，对中医史进行研究。早在1942年即有《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中国糖尿病史）一文发表，此后还有《医史丛话》 （1942年），《中国解剖学史》（1942年）、《中国牙医史》（1943年）、《中国天花病史》（1954 年）、《疟疾史》、《杨梅疮考》等十余篇文章陆续发表。他对中国医学历史的研究，在发扬祖国医学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际著名的生物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提到“侯宝璋是他当时在中国巡回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尊重和倚靠的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和医学史学家”。他在中医学史研究方面的造诣也引起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注意，并促成了后来美国国务院聘请他去讲学之行。 侯宝璋对中国文学艺术学识造诣颇深，在文学艺术界有许多朋友。他平时的社会活动也包括了参加文学艺术欣赏。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著名文学巨匠老舍有较深的友谊，并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教授及许多进步的画家、艺术家，如岭南关山月、黎雄才、束鹿、赵望云等艺术界人士来往密切，共同探讨传统艺术修养。侯宝璋虽不善画，但有时从画面的构思笔法上，能提出独到的见解，画家们认为获益良多（关山月在羊城晚报语）。侯宝璋生前对祖国文化遗产十分关心和爱护。他省吃俭用，以个人的力量平生收藏了大量流散国外的陶瓷、书画、图书等珍贵的古代文物。老舍先生曾送他一首诗赞云： 余钱买字画，斗室傲云烟； 心悦为珍品，神游乐自然。 又题道：“幼我兄与予有同嗜，余钱辄换字画，悦心则取，不以真伪年代多自萦绕”云云。他从香港回来后曾先后把五批自己收集的、不少流散于国外的古文物，如陶瓷、字画等，敬赠国家故宫博物院珍藏，受到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的奖励。 § 评价 侯宝璋为人热心正直，心胸宽广，好助人为乐。在抗战时期，他虽身为部聘教授，但生活上甚为清苦，正如当时有人诙谐地说：“教授，教授，愈教愈瘦”。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代，侯老尚常能从经济上资助困难学生，有时甚至隐名资助学费，使他们得以继续就读，免遭失学之苦。 侯宝璋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其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劳动。他的一生是爱国科学家追求真理、要求进步、探索医学科学的奥秘，为祖国繁荣富强科学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毕生从事病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发展中国病理学和医学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医学科学家们的极大重视。同时，他也不断地探索着人生的目的，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最后终于“落叶归根”，回到了祖国大地，认识到爱国家，爱人民，为国家，为人民而“生存”才是人生的真谛。当然由此，他也获得了人民的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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