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孙膑兵法》 |
| 释义 | § 简介 《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古称《齐孙子》。战国中期孙膑及其弟子撰。 《孙膑兵法》早有著录， 《汉书·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 《隋书·经籍志》即不见著录。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注释,编纂为《孙膑兵法》，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2月与7月两次公开出版。共364简，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直接辑录孙膑的有关事迹和言论，下编是否完全属于孙膑的论著，尚难确断。198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将下编移出，补入“五教法”一篇，共16篇、294简，文字亦有较多修正。这批竹简由于自然剥蚀和出土时发掘上的原因，残断散乱十分严重。虽经文物部门大力整理，已不能恢复原貌。但可以看出，其书应是孙膑及其弟子所著。 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1] § 历史背景 《孙膑兵法》 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困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 继承 《孙膑兵法》继承并丰富了《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首先它发展了孙武关于“道”的学说，把“道”主要看作战争的客观规律，认为“道”是可知的，“知道”包括“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等，即懂得与战争有关的天道、地理、民心、敌情和各种阵法并掌握其规律。又认为兵多、国富、武器精良未必取胜，“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它还发展了“我专而敌分”、“示形”、“任势”、“奇正相生”等学说，强调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用种种方法造成敌人迷惑、骄傲、激怒、饥饿、疲劳和兵力分散，然后“我并卒而击之”。它认为事物的普遍规律是“至则反，盈则败”，“代兴代废”，“有胜有不胜”，“有能有不能”，因此战争中不能“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能靠一成不变的方法和态势取胜，而必须“以万物之胜胜万形”，即因敌情的千变万化而创造无数种方法和态势取胜。任何一种方法或态势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例如兵力集中一般地说胜于兵力分散，“积胜疏”；但战争中有时必须集中，有时又必须分散，二者更迭为用，叫做“积疏相为变”。处理盈与虚、径（走捷径）与行（走大路）、疾与徐、众与寡、佚与劳的关系也应如此。它也强调出奇制胜，认为“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 《孙膑兵法》个别之处具有神秘色彩，如《月战》篇讲战争胜负与日、月、星的关系。有些地方还夸大了“圣人”、“明主”、“知道之将”的历史作用。 [2] § 发展 《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 。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捣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3] § 军事思想 《孙膑兵法》 孙膑像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该书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 它明确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1975年7月文物出版社《孙膑兵法》，下同）,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它用历史经验说明，奢谈仁义礼乐不能“禁争（夺）”，只能“举兵绳之”，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是符合当时七强并立，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要求的。 在军队建设上，它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富国”，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也”。关于强兵，它重视训练、法制和将帅条件。提出“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即士兵要严格挑选，严格训练，有良好的组织编制，做到赏罚严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才有战斗力。将帅不但要具备德、信、忠、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布阵之法）、“势”（有利态势）、“变”（战法变化）、“权”（争取主动）。并重视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认为“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又说“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所谓“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所谓“孙膑贵势”( 《吕氏春秋·不二》)。诸如未战之前要“事备而后动”，准备好了再打。既战之后要灵活用兵:己强敌弱时要“赞师”──示弱以诱敌出战；敌强己弱时要“让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势均力敌时要调动、分散敌人,然后集中兵力,“并卒而击之”；击穷寇时要“待生计”──引而歼之，等等。它还要求善于“料敌计险”,利用地形,做到“居生击死”──自己居于有利的“生地”，逼敌处于不利的“死地”。并要求根据地形情况和车、骑、步特点,“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因情用兵,掌握主动,强调实行“必攻不守”的进攻方略。认为“赏”、“罚”、“权”、“势”、“谋”、“诈”，是益胜的重要条件，而较之于以上六者更为紧要的是“必攻不守”。 孙膑兵法问世之后,虽曾失传，但在《史记》、 《通典》等古籍中仍然保存了少量佚文，在历史上颇有影响。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见桂陵之战），已成为军事史上一个著名战法，毛泽东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竹简《孙膑兵法》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该书因袭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杂有一些迷信观念，则属糟粕。 § 法律思想 《孙膑兵法》 一、道义战争观 孙膑的法律思想来自于他对战争的认识。与孙武一样，他也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认为只有符合“道”、“义”的目的，符合民心，才可以举兵。他认为王者之将必须懂得“道”才可以领兵。什么是道呢?他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请(情)，阵则知八阵之经”(八阵)；“恒不胜有五:不知道，不胜；……恒胜有五:……知道，胜……”(篡卒)；“兵之胜……其德在于道……”(篡卒)。他认为齐国君臣知兵而不知道，是很危险的。“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威王问)。在这里，道的含义和内容很广，大致包括得民心、讲信义、有储备、不好战以及懂天文、地理、敌情、阵法等内容。 基于此，孙膑主张慎战，即不得已时才发动战争。他说:“ ……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威王)；“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是以必付与而囗战，不得已而后战”(月战)。因此，他坚决反对穷兵、利胜、乐兵，反对不顾民力、民心而发动战争。 二、军中执法思想 1、将军令在军中要有最高的权威 孙膑认为将受命领军，将令就要有权威。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篡卒)；“……而不御，君令不入军门，将军之恒也。入军……将不两生，军不两存，将军……”(将德)。因为将军“令不行则军不专，军不专则无名”(将观)。 2、令要稳定必行 他对军令的论述不多，但切中要害。首先，他认为“其(指兵)勇在于制”(指教令)，因而必须重视军令。军令的重要作用是统一部队，“令不行，众不一，可败也”(将失)；即要求军令必行，全军行动一致。其次，他认为军令必须稳定，“令数变，众偷，可败也”(将失)；令变化太快，部队就会松散懈怠，导致失败。 3、治军要以信为本 孙膑于此最为重视，论述最多。在他看来信是最重要的，“将军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专，军不专则无名”(将观)，即将领无信用军令就无法贯彻，部队就要散乱。因此他特别强调信，“素信者昌”；“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篡卒)；“将败……十曰寡信……”(将败)；这说明信在专军权、行军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的内容是严格管理并示之以利。孙膑讲的信与赏相联系，“信者，兵囗之明赏也”(篡卒)。有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个意思:“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田忌曰:行阵已定，动而令焉必听，奈何?孙子曰:严而视(示)之利”(威王问)。此处严而视(示)之以利是对信的解释。为什么要示之以利?因为求利是民之本性。违背这个本性，赏罚不会起作用。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使民唯(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贲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则令行如留(流)”(奇正)。 在其他的地方，信也是和赏相联的。“胜在尽囗(忠)，明赏，撰卒，乘敌之囗，是胃(谓)泰武之葆”(篡卒)。“囗囗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 4、重赏罚又不惟赏罚 关于赏罚的作用。孙膑认为赏罚对贯彻军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说:“夫赏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他又说:“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视赏罚。但他并不认为赏罚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问他:“赏罚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说:“非。……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威王问)。(他还认为权、势、谋、诈于兵也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由于简文缺损，无法见到直接的答案。在同篇的简文里只有“……孙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通观孙膑全文，可知道、义、信、委(蓄积)、不穷兵等才是兵事里最重要的。)赏罚只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于作战，但并不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赏罚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信用。这是最重要的，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信者，兵囗(之)明赏也”；“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信则令不从”。又如:“明爵禄而……杀士则士必……知士可信，勿令人离之”(杀士)。 (2)公正。孙膑把公正看作治军之道。他说:“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良也。……正衡再囗暨忠(即中)是胃(谓)不穷”(行篡)。另外，前文提到的“信”里也含有公正的意思。 (3)快速。孙膑强调:“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将德)，此即军中赏罚务速，让民速见利害的意思。 (4)罚恶不避权贵。他认为军中赏罚应“不维其人，不何(阿)外辰(臣)，此将军之德也”(将德)；要敢“去不善”，否则士兵就会不敬畏将军(篡卒)。 5、赏罚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起作用 孙膑之所以不把赏罚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看到赏罚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因此不是特别强调赏罚，尤其是罚。 首先，他认为军令要顺民心，民要愿意自觉地执行。“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唯(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贲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民不愿执行的令硬要其执行，等于是“使水逆流”，自然不可行。“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则令行如留(流)”(奇正)。这与《管子 牧民》:“下令于(如)流水之原(源)者，令顺民心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他认为士兵的勇怯来自于自己的处境，将领要努力创造有利的态势，而不应该责备士兵不勇敢。他说，“退敢物(刎)颈，进不敢距敌，其故何也?势不便地不利也。势便地利，则民自……。所胃(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 只有在兵民愿意执行，也有可能执行的情况下，军令才能顺利地执行。正由于此，他不主张重罚，而重视“得众”，“得民心”。他认为将领在军中“得众胜；左右和胜”；要对“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这样就能“令行如留(流)”，士兵们“进死而不旋踵”。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比起那种只靠重刑威慑使人服的见解高明多了。 三、简短分析 竹简孙膑兵法所表现的思想，明显地与孙武的思想有继承关系，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二孙子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见解。二人都把“道”看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之一。孙武认为“道”是兵者“五事”之一，要求做到“众相得”和“令民与上同意”；孙膑认为知“道”是恒胜的保障之一，“道”包括了“天道、地理、民心”，因而也强调“得众”、“用其生(性)，令行如流”。二孙子都重视将领的重要性和军权的相对独立性。孙武讲将为“五事”之一，要具备“智信仁勇严”，在军中，可以“君命有所不受”；孙膑认为王者之将要具备“义仁德信专”，也主张“得主专制”，“君命不入军门”。在治军方法上，二孙子都主张依法而治，也都重视信赏必罚，但都不主张重罚。孙武主张“令素行、人相得”，“视卒如爱子”，“厚而能使，乱而能治”，强调教育在先，使兵心服；孙膑主张军令统一、稳定，对士兵“爱之若狡(娇)童，敬之若严师……”(将德)，既严格管理而又示之以利，充分考虑士兵在胜败劳饥时的需要，使士兵自觉自愿地拼命作战，服从命令。二孙子都强调任势、“便势利地”而不责于士兵的胆怯。在上述几个问题上，二孙子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构成了古代兵家在依法治军问题上基本思想。 其次，孙膑也发展了孙武的思想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第一，孙膑更重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更强调“仁”和“义”，并将其纳入到“道”的范畴里。他说:“夫陷齿戴角，前蚤后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备，圣人之事也”，因此才有了黄帝作剑、羿作弓弩，禹作舟车、汤武作长兵的事。他认为圣贤们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方法无法禁止争夺，不得已才“举兵绳之”，因而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目的很明确，义战才合乎“道”。他讲到将要具备五种基本素质:义、仁、德、信、专。其中“义者，将之首也”(将观)，是五种素质中最重要的。正义之师并有物质储备才能打胜仗，“夫城小而守固者，有委(储备)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威王)。 第二，孙膑更重人。他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月战)；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强调“得众”、“信赏”、“任势”，这样明确地提出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 第三，孙膑更重信。他对信在治军中的重要性，信与令、信与赏罚的关系作了较多的阐述，发展了孙武关于“智信仁勇严”为将之五德的思想。 第四，孙膑更重势。他从物理学和军事学的角度对势的本义及其作用作了较多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本传)的作战原则。在先秦兵家中，孙膑以“贵势”而著称(《吕氏春秋?不二篇》)。他以弓弩和激水来说明势，“囗(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为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势也”(势备)。在他看来，势是一种由高速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使静止的物体形成一种不可阴挡的力量。在这点上，他与孙武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还对势的作用和怎样造成势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其(指兵)巧在于势”(篡卒)；“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欲知兵之请(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兵情)；“势便地利，则民自囗……。所胃(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因此将领要努力造成战场上有利的态势。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势不仅包括军队在战场上有利的态势，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态势，即“战势，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奋，“道白刃而不旋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 第五，孙膑对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只从战役攻守角度出发讲到“守必有委”，“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而且还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得出强兵必须富国的认识:“(兵)其富在于急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见威王)；在强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问题时认为“正教”、“散粮”、“静”、“行之教”等均非强兵之急者，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这就发展了孙武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见孙膑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把作战胜利与富国强兵、复兴礼义联在一起，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他既重仁义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张信赏必罚，以战止争，靠综合国力“战胜而强立”；其思想俱刚柔、兼儒法，对治国治军者制定政策有着明显的指导性价值。[4] § 作者介绍 孙膑 孙膑，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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