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死刑复核权 |
| 释义 | § 历史演变 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是指对死刑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复核的权限。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通过以来，死刑复核权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具体如下： 1.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5款规定，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一般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但在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终审裁定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复核。 2.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从而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第一次回收。 3.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4.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决定在1980年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根据这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3月18日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几类现行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若干具体规定的通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 5.1981年5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规定除反革命和贪污等判处死刑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在1981-1983年之间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设备等罪行，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6.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对死刑复核权作了修改，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3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及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上述案件的死刑复核权。 7.1991年6月6日，1993年8月18日，1996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以通知的形式分别授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死刑复核权。 § 法律冲突 死刑复核权基本法与一般法有多年的冲突。死刑核准权一直就在最高人民法院。新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在1954年9月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该法规定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文革”后，五届全国人大于1979年7月通过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上收死刑复核权，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但是随后，1980年2月12日，《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实施仅仅一个多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即批准，对1980年内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于1980年3月18日下发了该项授权通知。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死刑核准权问题的决定》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投毒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一决定的背景是基于即将来临的“严打”行动。1983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各种刑事犯罪案件也大幅度上升。为了遏制日益增多的犯罪案件，国家采取了“严打”行动。当年秋季，正值“严打”高潮期，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又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上述决定进行了强化。1983年9月2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第13条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9月7日，即该决定通过后5天，最高法发出《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的死刑案件。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83年9月7日、1991年6月、1993年8月18日、1996年3月19日发出的系列授权通知中，“必要的时候”这一时间限制被无限期地搁置。对于上述死刑核准权的大范围下放，学者们分别从宪法、刑法、刑诉法等角度给予了高度关注，对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提出了严肃批评。鉴于此，1996年、1997年全国人大先后对《刑法》、《刑诉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新刑法第48条、新刑诉法第199条内容和1979年颁布的规定一样，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仍然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据学者回忆，关于《刑法》《刑诉法》的修改，全国人大法工委曾经召开过“刑事诉讼法实施座谈会”。会后，王汉斌副委员长感慨地对与会专家说：“废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去掉了我的一块心病。”但就在新《刑法》即将实施的前5天，死刑核准权又一次被最高院下放。1997年9月26日，《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中规定：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 § 下放弊端 死刑复核权《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是，在罪大恶极的罪犯得到应有惩罚的同时，一些本来很轻微甚至并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被告人也被核准死刑。据悉，1983年“严打”期间，上诉期仅有3天。甚至没有3天，从抓到判到执行也就一个星期。“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樊崇义说。当初死刑核准权下放，在地方保护主义和某些人的干预下，死刑范围肯定被扩大了，可杀可不杀的罪犯也被杀了。“但很快被中央发现了，及时进行了纠正。‘从快’也要严格地依法从快，‘从严’也要严格地依法从严。”“严打”的“从重从快”，使死刑的核准程序过于简单化，一些在现在看来根本不适合死刑的罪行也被执行了死刑。 从重从快，是导致错杀、可杀可不杀必杀的一个主要原因。造成死刑大量增加与死刑适用标准不同和随意降低有直接关系。死刑核准权下放的同时，标准也随之下放。死刑标准因地区的差异而变异，比如贪污贿赂案件，有的地方5万元开始立案，而在另外的地方可能3万元就要杀头。在长期从事司法调研过程中，卢建平发现，杀一个人甚至成了某些领导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比如，发生了恶性事件，地方党政一把手肯定要过问。领导关注的方式和程度通过某种渠道表达出来，就会左右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正确判断。遇到在材料上喜欢使用“严惩不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批示用语的领导，法院不可能不作考虑。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经过20多年的实践，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因为个别法院在死刑案件事实、证据上把关不严，酿成了多起错杀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中，不仅被告人总是被迫成为控方的证人，以证明‘自己有罪’，而且法院常常帮助检察院证明被告人有罪；即使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法院也往往留有余地地判处死缓，以至于有些屈打成招的无罪被告人，不得不等待真凶的出现，才能平反昭雪。” § 收回权力 死刑复核权1996年、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期间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新刑法后，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呼吁就一直没有间断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央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改革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2004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考虑收回下放多年的死刑权，2005年两会期间，肖扬院长再次表示死刑复核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2005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死刑复核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对于这个问题，现行法律中已经讲清楚了。需要做的是，要重点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及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决定改变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被认为是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前的一项重要改革。 2006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于提请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10月26日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这一修正案草案，并于10月3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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