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告缗 |
| 释义 | § 告缗 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商人势力﹑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告缗是算缗的延伸。汉高祖刘邦时采取抑商政策﹐其内容之一即为“重税租以困辱之”﹔武帝时公卿也奏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可见﹐算缗应该是汉初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算缗是一种财产税﹐汉初如何征收﹐不知其详。孝惠﹑吕后时有“复弛商贾之律”﹐可能曾一度废止过。 汉初的抑商政策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文帝时贾谊和晁错都曾大声疾呼﹕弃农经商是天下之“大残”﹐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勾结王侯﹐势力甚至超过了官府。至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由于武帝内兴功利﹐又连年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战争﹐封建国家的财政发生很大困难﹐商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他们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或冶铸鬻盐﹐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巨额财产﹐既不佐国家之急﹐又严重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此﹐汉武帝在张汤﹑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的筹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更改币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以此打击商人势力﹐摆脱封建国家财政上的困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算缗和告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车”﹐即对商人所拥有的车辆征税。至元狩四年(前119)﹐张汤等人建议恢复原先算贾人缗钱的旧制。于是﹐武帝又下诏“初算缗钱”。其范围比算商车要大得多﹐具体办法有三: 对各类商人征收财产税﹐诸如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以及其它虽无市籍而从事商业以谋取利润者﹐都要根据资产多少编造名册﹐呈交官府﹐作为征税的依据﹐税额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 对手工业者即“诸作有租及铸”﹐征收财产税﹐税额为商贾的一半﹐“率缗钱四千算一”。 对车﹑船征税。轺车的征税办法是﹕凡不属于国家官吏﹑三老﹑北边骑士而拥有的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所有的轺车则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算缗主要是针对商贾的。张汤等人还建议﹐对那些抗拒不交或隐匿财产﹐偷漏税款的商贾﹐罚以戍边一岁﹐没收全部资产﹔并且奖励百姓告发违法商贾﹐“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尽管如此﹐许多商人仍然隐匿财物﹐不肯协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于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缗”﹐由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沿续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继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赎罪﹐山东漕粟一岁增至六百万石﹐均输帛达五百万匹﹔加上告缗没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货币财物﹐使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才停止了告缗。告缗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为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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