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kristeva）是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教授，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批评家。作品有《关于中国女人》，涉及女性的具体经历和体验。

简介(成长)

详情(出生 第二故乡 主张 人类学和心理学)

简介

成长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女，1941年出生，原籍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其知识履历横越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罗兰·巴特概括其特点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总是摧毁那一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从中感到慰藉、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最新的偏见。”80年代以后，她在英语文化圈多被读作法国女权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家，与西苏(Hélène 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构成“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尽管她个人有时希望将自己与女权主义区别开来，但她那些独具风格的概念及其使用如“符号性”、“卑污”、“母性穹若”不仅与女性相关，且对女权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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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生于1941年6月24日)，保加利亚裔法国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师，女性主义者，最近又成为小说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居住于法国。1969年，克利斯蒂瓦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她著述广泛，包括书籍、随笔和建筑意义出版物的序言(译注一)，其中包括有关互文性、符号学和屈辱性的见解，覆盖语言学、文学理论及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及自传、政治和文学分析、艺术及艺术史。与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洛夫、吕西安·戈德曼、热拉尔·热奈特、列维－施特劳斯、拉康、格雷马斯、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一起，她是最重要的结构主义者之一，当时结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中占主导地位。她的著作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第二故乡

克里斯蒂瓦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斯利文，1966年12月移居法国，时年25岁。在几所法国大学中继续其教育。到达法国，克利斯蒂瓦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受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挑战。1965年加入“Tel Quel小组”，她开始关注语言政治学，成为小组的活跃成员。克利斯蒂瓦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于1979年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工作可以视为尝试将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后结构主义批评。譬如，她对主体及其结构的观念与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相似之处。然而克利斯蒂瓦拒绝以结构主义的方式理解主体，相反，她赞成主体总是“在过程中”或“在危机中”。她以这种方式促进了精炼结构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同时保持了精神分析的教学。她在70年代曾至中国旅行，并将其经历写成《关于中国女人》(1977)。

主张

克利斯蒂瓦最重要的主张之一在于符号学。她用的“符号学”一词不应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相混淆。对克利斯蒂瓦来说，符号学与婴儿的前俄狄浦斯期密切相关，而前俄狄浦斯的概念涉及弗洛伊德的、主要是克莱因及英国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著作，还涉及拉康的理论(前镜像阶段)。这是一个情绪范畴，受制于我们的本能，本能则存在于语言的裂缝和韵律中，而非词语的外延含义中。从这层含义讲，符号学反对符号(象征, symbolic)，符号对应着那些意味着较严格的、精确之含义的词语。她还以其关于屈辱(此概念涉及拒绝的原始心理力量，被指向母亲形象)和互文性概念的著作而闻名。

人类学和心理学

克利斯蒂瓦认为人类学和心理学、或者社会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彼此，而是遵从相同的逻辑：群体和主体的幸存。她在对俄狄浦斯的分析中进一步声称，说话的主体无法自行存在，而是他“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仿佛是由于一条不可能的划界而站立着”(《恐惧的权力(Powers of Horror)》，P85)。

在她对两种学科的比较中，克利斯蒂瓦主张，个体排除屈辱的母亲，以此作为形成认同的手段，这种方式与社会被构建的方式是一样的。在更广阔的尺度上，文化排除了母性和女性，并由此达成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