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论战：1914年在科隆召开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博览会的联盟大会由以赫尔曼·穆特休斯和亨利·凡·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e）为代表的两个阵营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史称科隆论战

一　产生的背景

工业化的急剧发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家不得不被迫面对的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背景下，实用艺术和建筑的出路在哪里？从英国的拉斯金到莫里斯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然而对机器的拒绝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失败。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最为彻底的德国，以建筑师为主的艺术家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实业家，怀着联合工业界和艺术家的力量来共同促进德国设计成长的理想，于1907年成立了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制造联盟由曾经担任普鲁士驻英国文化技术代办人赫尔曼·穆特休斯（Hermann Muthesius）和政治家兼资本家的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共同发起，有12名独立的艺术家和12家企业参加了这个组织（图1）。制造联盟的发起者的初衷仍然怀有对莫里斯以复兴手工业来挽救大工业化生产带来的设计危机的乌托邦式理想的敬意和效仿——尽管莫里斯对手工业的信念和同样狂热的对机器的信念之间已经产生了各种冲突，并且导致了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最终失败。制造联盟的艺术家看到了莫里斯失败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并不像莫里斯那样拒绝使用机器。相反，制造联盟的艺术家们都支持在实用艺术品和建筑的生产与建造中使用机器，采用批量生产的手法。他们宣称要以机器为设计出发点，找寻属于新时代艺术的风格。

在寻找“艺术”与“工业”的契合点中，作为联盟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的穆特休斯提出的解决方式，就是被他称之为“类型化”（typisierung）的概念。穆特休斯一直致力于推动制造联盟沿着这条轨迹发展。然而在这条“类型化”的道路上，推动组织成立的最重要的代表——资本主义工业家、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工业家为追求商品利润的最大化、政治家为提高出口商品的产量而很现实地需要可重复的类型（type）的存在，而艺术家却需要创作个性化而推崇个性主义，这两方面的拉锯战使得制造联盟从成立后一直左右摇摆。

这种由“标准化”所带来的“类型”与“个性”的矛盾于1914年在科隆召开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博览会的联盟大会由以赫尔曼·穆特休斯和亨利·凡·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e）为代表的两个阵营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而达到了一个顶峰，这次争论也是影响西方现代建筑史的现代设计理论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图2）。但是，由于资料原因，关于这次事件的始末在以前国内的书刊中一直语焉不详。笔者试图从手头现有的资料来大致描绘出这场争论的前因后果。

二　科隆会议

1　会议内容

在制造联盟的科隆集会一周前的制造联盟第七次年会上，穆特休斯将他的观点总结为10点纲领，这10点纲领奠定了他的观点的核心基调。穆特休斯在纲领中描述了建筑和实用艺术中不可避免的“类型化”的发展，并且提出持续不断地推进这种趋势的美学、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紧迫性，建议联盟应致力于推行类型化与标准化。他的言论以对工业生产的深刻理解为出发点，同时顺应了资本家的经济利益。穆特休斯的观点得到了包括瑙曼在内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中政治家和商业家的支持，但遭到作为联盟成员中的大多数——实用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穆特休斯所强调的工业类型化是对艺术家个性化自由表现的灾难，是扼杀艺术表现力的错误论断。于是他们请著名建筑师亨利·凡·德·威尔德起草了一份10点“反对意见”的纲领来阐述他们对“类型化”方案的态度。这两份纲领针锋相对，使科隆会议变成了两个阵营互相攻讦的阵地。

穆特休斯在其纲领第一点中明确地从社会趋势上提出了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建筑以及德意志制造联盟在整个建筑领域的活动正在趋于‘类型化’……只有类型化能够……再次引进一种普遍有效的、自信的趣味”穆特休斯认为标准化生产的社会大趋势无可避免，而“类型化”正是适应这种生产要求的一种可靠的生产方式。同时，类型的确立将保证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得到提高，可以使一种他所理想的具有秩序和理性的社会得以实现。类型是一种虽不完美但可靠的方式。但凡·德·威尔德的反对意见绕开了穆特休斯所提到的社会趋势，而从艺术家的角度对他的观点做出激烈回应：“只要德意志制造联盟中还有艺术家的存在，并且只要他们对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命运还可以施加影响，他们就会反对关于类型化和‘类型’的建立的每一个建议。”因此他呼吁联盟里的艺术家起来共同反对穆特休斯的类型化观点。他认为，每个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自为的，有着创造个性艺术的自由性——“就其本质而言，艺术家是偏执的个人主义者，是恣意而行、自由自在的创造者”，他“将不会屈从于强加于他的任何类型的原则”，如果将“类型化”强加于艺术家，将会扼杀艺术创作的个性。他对穆特休斯所说的“只有通过类型化(建筑)才可以恢复和谐文化时期所具有的特色的普遍意义”不屑地反唇相讥：“艺术家……一直认识到，超出了他的理想和愿望的日益强大的潮流需要他认识到对他的时代的最根本精神的回应是什么……他乐意顺从这种潮流并且充满了对新类型概念的狂热。”凡·德·威尔德的艺术家的敏感性使他对完全将制造联盟推向“类型化”充满敌意，代表个体的“个人的创造性”和代表群体品味的“类型”之间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他的观点代表了艺术家对于社会化大生产趋势的强烈抵抗。

在第3～10点中，穆特休斯论述了国家对高品质产品的强烈的需求，高品质产品可以使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畅销。他注意到制造联盟最近实用艺术设计的减少，他呼吁联盟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为工业艺术品出口创造前提。穆特休斯在他的第9点议题中讲到成批生产时提到：“出口的—个先决条件是大型高效率企业的存在，这些企业的审美能力应是无瑕可击的。由艺术家设计的特种单项物品将不能满足德国的要求。”穆特休斯这一番话的背后是有着他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从他的出发点——“艺术品出口”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言论是从德国经济利益出发，从康采恩这些大型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出发。穆特休斯认为：这些大公司是德国产品大量生产的基础，这些企业可以通过他们生产的优良产品来提升实用艺术品良好的品味，并从而使大众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得到净化和提升。穆特休斯觉得，只有德国大型公司的产品才能代表德国的形象并满足德国政府的要求，而仅凭艺术家个人设计生产的单项产品是不能达到这种要求的。然而凡·德·威尔德在提出的反对论文中，拒绝了用“出口”艺术的理由去主宰作为个人主义者的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基本主权。因为这将会抹杀艺术家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更深一步的说就是艺术家对于自己的作品失去了控制力。在他看来，只有著名的艺术史学家里格尔（Riegel）提出的“形成意志”的自然过程才能逐步带来文明“规范”的演进，他反驳道：所谓“出口的需要……是隐藏在我们工业生产中的诅咒”，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努力方向应该直接指向培养“创造的才能，光辉灿烂的个人灵感的才能”上，甚至“关注最复杂精致的技巧之美的信心和乐趣的个人技艺”。他预想类型化时代是一个“个人努力开始减弱的时代”，并且预言“赝品的时代即将来临，形式和装饰将用在不再需要任何创造性冲动的产品中”。很明显，在对个人生产和批量生产对社会产生影响之间穆特休斯和凡·德·威尔德同样也是针锋相对。

2　对科隆会议的思考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1914年科隆会议上对“类型”和“个人”的争论：一是设计角度的。穆特休斯阵营的人认为，只有基于机器和工业化的“类型”才是可靠的，只有这种“类型”的确立，才可以实现“艺术服务于人民”的理想。我们可以看到，穆特休斯深入地理解了大工业生产的深刻意义，从而认识到艺术家的设计必须服从工业生产的前提需要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类型”也是基于一种可实现的可靠而稳定方式的考虑。其实穆特休斯所提出这种“类型”与艺术家的积极创作不可分离，只不过，艺术家自由创作的前提改变了，他们必须设计出既品质高超又适合工业生产需要的产品。这点引得凡·德·威尔德阵营的人颇为不满。他们认为只有独立的艺术家才可以担负起提高人民大众品味的职责，而要艺术家依从“类型”去创作只能导致艺术家束手束脚，无法在生产中表现出积极性和能动性。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设计的“个性化”和工业生产的集体属性产生了矛盾。

科隆会议上的设计争论还是艺术是否应服从经济需要的争辩。穆特休斯一贯地从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产品的出口需要出发来限定艺术品的设计招来了大多数希望将艺术独立于经济利益之外的艺术家的不满。穆特休斯的政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使得他的观点带有官方立场，从而使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挂钩。这种状况对于独立的艺术家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试图保持的艺术创作的纯粹性、独立性受到了破坏，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开始据理抗争。

科隆争议背后隐藏更深一层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艺术家个人利益的冲突。冲突两派人曾经都坚定地支持并且相信批量生产、工业化在实用艺术和建筑界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对保护艺术家的个人利益还是保证整个国家产品利益最大化的观点上产生了分歧。尽管穆特休斯曾经坚定地支持实用艺术家的个人创造的版权，承认实用艺术家的地位，并以此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他站在统一战线上。但是包括凡·德·威尔德在内的艺术家都没有想到，穆特休斯在1911年以后彻底推翻了他以前的观点，开始从国家经济和精神方面而不是艺术方面来考虑制造联盟的发展目标。尽管凡·德·威尔德曾经在新艺术运动中提倡批量生产，可是他以艺术家的利益和地位为前提的态度从来未曾改变，他对于艺术的执着的前提从未改变，一旦他感到实用艺术家和他的作品的艺术地位受到了威胁——虽然这时候他仍旧赞同批量生产——他就开始从艺术家的角度开始大力鼓动“个人主义”以抵抗穆特休斯的“类型化”。这种“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是引发1914年争论的一个方面。

1914年争论还反映出联盟成员在什么可以对大众品味产生根本影响的认识上的不一致。尽管包括穆特休斯和凡·德·威尔德都抱有使大众可以便利地享受到艺术的成果的美好理想，但是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却有着不同的考虑。穆特休斯曾经在他的《风格化建筑和建筑艺术》（Style-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Art）中表达出一种试图从英国模式中寻求建立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愿望，但是他后来认为，这种在社会占统治性地位的文化只能由国家的支柱——康采恩来实现。

凡·德·威尔德的观点得到了联盟中大多数艺术家的赞同，包括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等都赞同他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穆特休斯最终不得不收回他的纲领，但是他仍然向大会充分阐明了自己对“类型”的看法。他说：“从个人主义走向创造类型是发展的有机道路……这是今日制造业的道路，使产品……不断得到改进。”但是，尽管凡·德·威尔德在辩论中胜利了，他却无法阻止穆特休斯继续发表他关于“类型化”的言论。对于德国的大型企业来说，穆特休斯所提倡的“类型化”显然是合理有效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即将发动大战的国家的经济来说，穆特休斯的观点暗合了他们的意图。所以，尽管穆特休斯在1914年科隆会议上失败了，实际上他的政策却在战前的制造联盟和更大范畴的国家领域内占了上风。

三　会议的影响

科隆年会是德意志制造联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要的大战前的活动。科隆会议的冗长辩论并没有在“艺术”和“工业”两大阵营之间表现出任何不可协调的差异性。科隆会议没有对德意志制造联盟向何处发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制造联盟的政策向着国家资本主义妥协的倾向。它逐渐确立了设计应该独立于经济的原则，同时也确立了制造联盟以工业为出发点的设计原则。而1914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战的爆发，使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工作几乎陷入瘫痪，他们在科隆会议上所激烈争辩的问题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科隆会议对于德国乃至世界的实用艺术和建筑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设计从工业出发，艺术应该独立于经济需要，设计品质不因为经济利益而发生动摇，这使自德意志制造联盟以来德国设计保持至今的优良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品质，德国的产品设计才会精彩绝伦，令人印象深刻。德意志制造联盟的这些艺术家们对建筑和实用艺术的不断执着追求使得德国的设计今天仍以它优良的设计品质屹立在世界设计之巅。这种对品质的执着追求正是今天中国设计界和工商业界所缺乏的。当今，中国的设计原创性还远远未达到国际要求，产品设计缺乏创意，产品品质参差不齐，这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急功近利的心理。而提高产品的设计品质，以产品的质量取胜的策略还未正式提上中国产品的议事日程。我们要看到，德国今天的工业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这与德意志制造联盟为德国在世界上确立了产品设计质量上乘的良好口碑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德国产品的成功因素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