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流行于东西方各封建专制国家，成为这些国家报刊控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它视报纸为政府的一项特权，强调报纸的报道言论须支持政府、维护安定，拥护新闻检查，国家和团体比个人重要 。反对言论的多样性和思想的多元化 。

简介

集权主义报业理论的基本假设

集权主义理论的特征

集权主义理论的集中表现

具体的控制方法(特许权 检查制度 诉诸法律 收买、津贴或特别税制度)

简介

由弗雷德·赛博特、西奥多·彼得森、和韦尔伯·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提出。与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合称报刊四种理论，是最古老、最普遍性的一种新闻传媒制度理论。对于“最古老”这一点，赛博特指出“它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不久的文艺复兴后期的极权主义气候下的产物”对于“最有普遍性”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在报刊与社会关系或与政府关系的四种理论中，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为普遍的。当社会和技术充分发展到足以产生我们今天叫做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这一理论就为许多国家所自动采纳了，在许多现代社会里，它奠定了报刊制度的基础。

在16.17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事实上整个西欧，都采用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报刊控制制度的理论基础；而在现代，许多国家如日本、俄国、德国、西班牙、南美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集权主义理论。

集权主义报业理论的基本假设

一、人只有作为社会一员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全部潜在力量，而单只是个人，作为有限。

二、集体组织的最高形式——国家——在价值尺度上，代替了个人。唯有将个人置于国家的统驭之下，才能达到他的目的，并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明人。因此，国家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本要素。

三、真理来自于神的谕示，来自于领袖的优越能力。这样一来，不仅真理是限制性的，即并非人人可得而有之，而且，真理成为一种标准，社会成员非加以遵守不可。因此，集权主义国家的一种功能就是：保持社会成员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而同时又维护其自身的领导权永恒不变。

集权主义理论的特征

媒体应该永远顺从于国家或君王或明或暗的控制。新闻传媒不能用来想君王提出挑战或批评。传媒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由国家或统治者决定传媒的内容。

反对言论多样性和思想的多元化。对于集权主义者而言，观点的多样性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上的歧视不仅让人恼怒，而且经常具有颠覆性，这显然不利于集权主义者对于现状的维持。集权主义者认为，一致与统一才是新闻传媒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目标。

国家和团体比个人重要。在传统的集权主义下，传媒可以采写，播放新闻。但一切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只要传媒不以任何形式批评统治者或对领导阶层提出挑战，政府通常都会让媒体自得其所。但如果媒体真得对统治者进行攻击，统治者就会对其加以干预，实行新闻审查，甚至关闭出版机构，并将记者、编辑投入监狱。在新闻传媒的集权主义理念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新闻审查方式，比如事前审查，事后追查，还有已被记者、编辑内化为一种畸形的从业素质的自我审查等。他们必须安于现状，不能提倡任何变革，不能批评国家统治者，也不能对处于主导地位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表现出不敬。

集权主义理论的集中表现

新闻传媒的集权主义理论集中地表现为对于新闻传媒的控制。因为，当集权主义者注意到新闻传媒的职能时，政府已经制定好了自身的基本目的。这样，政府必然要求新闻传媒支持和促进政府的政策，一边政府能够实现其政府统治目标。集权主义的控制制度在策略上有消极和积极两个阶段，对此，赛博特指出：在新闻传媒的发展时期，政府要统治目标一般是从消极的方面来实现的，那就是，通过对新闻传媒的控制，以阻止其妨碍实现国家的目的，在后期，则采取一种较积极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国家积极参加新闻传播事业，并利用新闻传媒作为完成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一来，新闻传媒只不过是国家用以维护统一与持续的另一种工具而已，这指的是，17世纪，18世界集权主义政府创办的“官方”报刊，它们代表政府的意志，奉命把政府活动的真相告诉人民大众，纠正来自政府的控制之外的新闻传媒的误解。

具体的控制方法

特许权

保持新闻传媒拥护政府政策的最早的方法是特许权。政府凭借颁发特许权或执照的手法，决定谁是印刷主或报刊发行人，谁有权经营这一行业。在英国，这个方法及时地发展成为了一个周密的印刷业管理制度，那些驯服的印刷商被授予专利权，而他们为了报答这种独占权，完全同意只刊登、出版那些推动国家政策的东西。根据这种管理方法，英国的专利人或特许的印刷商们组织了一个“出版业公会”。公会的成员可以监督印刷业，而国家几乎可以不用承担开支。皇家许可这个组织有权接受或开除会员，并对轻微违法行规的人施以较轻的处罚。

检查制度

这是指对个别印刷品的许可制。这种管理办法是受16世纪的非宗教界人士赞助而发展起来的。当独立的或官方印刷商经常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遵循政府的政策。出版商通常不能参与国家事务，因此，不能正确判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为了补救这种欠缺，国家要求将一些特殊方面的出版物如宗教的或政治的出版物，送交国家的代表人检查，而这些人被认为是熟悉国家意图的。到16世纪末叶，检查制度由于管理方法过于笨拙，太费力气；送审的内容十分繁杂和报人防不胜防，迂回出击而难以实行了，

诉诸法律

法院对于违反公认的既定法律条例之行为提起公诉。法院允许被控有罪的人利用合法的保障。对散布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或意见的人，一起公诉的法律根据是法律上的两个传统范畴：叛乱罪和煽动罪。叛乱罪是用以制裁那些企图动摇国家基础的活动，而煽动罪是用来对付反动派和持异议的人们的较轻的罪行。在法律上对叛乱罪和煽动罪的制裁，便利了集权主义政府控制报刊。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起诉煽动诽谤罪是对付印刷商和出版人的主要武器。王室发动起诉，任命法官，并且提供证人。凡属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都可以当做煽动罪起诉的根据。

收买、津贴或特别税制度

18世纪时，政府中的许多集权主义原则废弃，政党兴起，民主主义学说得到传播，集权主义处于防守地位，政府就想出了间接控制新闻传媒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收买私营报刊或用公款给予津贴。在英国第一个首相瓦尔波地执政时期，政治作家经常被秘密的列入薪俸册中，把报刊和政府联系起来；对于反对政府的编辑，不是用起诉来恫吓，就是用贿赂来引诱。第二种方法是规定一种特别税制度，来限制印刷品的发行和利润。具体措施上，经常采用对报刊征收广告税、发行税等，这样就可以不必干涉报刊的内容，而直接使报纸减少利润。英国的“知识税”就是这种控制方法的一个典型范例。

哈森说，只要一个地方的政府专断地干预和压制独立的报纸与新闻机构，那里就是新闻传媒的集权主义理念盛行的地方，当然，他也特别提到，实际上，经常很难分清什么才是集权主义理论。因为，战时或处于危机中的民主国家又是也会采取集权主义式的控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即是。有的国家的政府不断在军政府和民主政府之间更迭，由此导致传媒也在控制与自由之间来回摇摆，比如一些拉美国家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