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薛氏是蜀汉灭亡后从蜀地内迁至河东的一支豪强家族。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紊乱的政治局势，再加上它雄厚的地方实力，薛氏一直采取“凭河自固”的政策对抗各民族政权，具有很强的分裂性和割据性。国家的统一需要地方势力的支持，随着北魏统一黄河流域，薛氏也开始由地方性向中央性转变。尽管薛氏各分支的中央化程度是不同的，但到北朝末年，其主要房支基本整合到中央政权之中，成为促进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力量。

汉唐时期海内望族，关西六大姓（韦裴柳薛杨杜）之一。

一、薛氏之源流及其仕宦

薛氏与河东薛氏并非同义，河东一词的记载大概来源于《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当时的河东属于冀州的势力范围。自汉代以来，河东所辖的地区范围不断发生变化，但其疆界基本上以现代的山西西部为中心，有时也包括今河南北部、安徽北部的一小部分。这虽是一个弹丸之地，但由于它介于两大名都长安和洛阳之间，与其它州郡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形成了当时中原所在地的中心。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会成为当时各民族政权的必争之地，这对于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的河东而言，必定是一场浩劫。作为当地的豪族势力，要想获得生存，必然会不断与各民族政权之间发生关系，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环境。

关于薛氏起源的记载很多：

《姓纂》：“皇帝25字，以为任姓，裔孙奚仲居薛，至仲虺为汤左相，代为侯伯，历三代凡64世，周末为楚所灭，公子登仕楚，怀王赐沛邑为大夫，遂以国为氏，望出河东、新蔡、沛国、高平。”

《姓氏考略》：“本自皇帝任姓之后，裔孙奚仲居薛，历夏、殷、周64代为诸侯，周末，为楚所灭，后遂氏焉。”

《吴录》：“孟尝君封于薛，秦灭六国而失其祀，子孙遂以薛为氏。”

《魏书官氏志》：“西方诸部叱干氏，后改为薛氏。”

《通志氏族略》：“辽西有薛氏。”

从以上记载来看，薛姓具有光耀而悠久的历史，而传自任姓的一支和孟尝君的一支这两支汉族薛姓无疑是其两股主流。薛氏在战国时代便已是能人名士辈出。譬如，当时主张长幼尊卑皆应有序的薛居州，秦国以善于相剑闻名的薛炬，以及稍后佐刘邦定天下有功、在汉高祖所定的十八侯位中列第十四的薛欧，都是早期历史上的薛姓知名人物。

从记载中我们也发现，在魏晋以前，薛氏与河东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在此之前，河东地区原住地并无薛氏一族，据《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氏》记载：

(东海相)衍生兖州别驾兰，为曹操所杀。子永，字茂长，从蜀先主入蜀，为蜀郡太守。永生齐，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户五千降魏，拜光禄大夫，徙河东汾阴，世号蜀薛。二子：懿、始。懿字元伯，一名奉，北地太守，袭焉陵侯。三子：恢、雕、兴。恢一名开，河东太守，号“北祖”；雕号“南祖”；兴，号“西祖”。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即在一个十分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薛氏迁入河东，必然遭受到当地衣冠望族的歧视。薛氏不仅直至十六国时期才崛起，而且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原人士视为“非我族类”，被蔑称为“河东蜀”或“蜀薛”，显然是其他大族力图与其划清界限。这样的资历与身份，不仅不能与一流高门相提并论，就是二、三流的大族，也有充分的理由蔑视他们。[1]但是就是这样一支饱受冷眼的家族在河东经过十六国、北魏初年的发展后，很快堂而皇之地被列入郡姓，与汉晋以来的高门同列。经北魏、东（西）魏、北齐（周），并贯穿于隋唐两代，经久不衰，最终发展成为河东一带名副其实的重要士族，并在该时期的社会势力变化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下面将薛氏家族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仕宦情况做一简单归纳：

薛齐，薛永子，蜀汉巴蜀二郡太守，曹魏光禄大夫；

薛懿，薛齐子，袭焉陵侯；

薛恢，薛懿一子，任河东太守，号“北祖”；

薛雕，薛懿二子，号“南祖”；

薛兴，薛懿三子，晋河东太守，号“西祖；”

薛堂，薛雕孙，晋上党太守；

薛涛，薛兴子，晋中书监，袭安邑忠惠公；

薛强，薛涛子，后秦大司徒，冯翊宣公；

薛辩，薛强子，后魏平西将军，汾阴武侯，并州、雍州刺史。

薛谨，薛辩子，初仕刘裕府记参军，后奔魏授河东太守，袭汾阴侯，任平西将军，秦州刺史。

薛谨五子：洪祚、洪隆、瑚、昂、积善，号“五房”，即薛氏五门大房。

长子初古拔（本名洪祚），除散骑常侍，拜驸马都尉，南豫州刺史，封平阳公。

洪隆，拔弟，河东太守；

薛瑚，洪隆弟，河东太守，仇池都将；

薛胤，薛谨子，镇西大将军，立忠将军，河北太守；

薛裔，薛胤子，洛州刺史；

孝绅，薛裔子，太中大夫，华州刺史；

薛端，洪隆曾孙，东魏大丞相府户曹参军，吏部侍郎、尚书，骠骑大将军，蔡州、基州刺史，封文城郡公；

薛胄，薛端子，北周上仪同，司金大夫，兖州刺史；

薛聪，薛瑚子，北魏书侍御史，直阁将军、都尉，齐州刺史；

孝通，薛聪子，白银青光禄大夫、景懋抚军，北雍州刺史，常山太守；

道衡，孝通子，吏部侍郎，内吏侍郎，潘州刺史；

上面列举的仅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然，薛氏子孙远不止这些，从以上列举中可以看出，薛氏成员任职以地方太守、刺史为主。据毛汉光先生统计，北朝时期，薛氏五品以上人数达47人，而此时的河东闻喜裴氏为46人，河东解县柳氏20人，[2]所以薛氏在当时的政权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二、河东薛氏之地方豪强性

如前文所述，薛氏本非河东土著大族，而是从外地迁入后移植的社会势力。与其它土著大族相比，薛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地方豪强性。地方豪强，顾名思义，往往具备雄厚的地方势力，其成员多秉承武勇粗豪的门风，对中央政权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较强的分裂性和破坏性。

作为河东的土著士族，裴氏与柳氏在中央政权中任职的较多，因此他们的中央化程度也较高。加上自永嘉之乱后，裴氏与柳氏不少支族南迁，故其地方势力大为减弱。而薛氏家族迁移到河东后，其基业并未曾转移过，加上其成员多是武将出身，职务以地方性为主，中央化程度较低，其地方性色彩就显得浓厚的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薛氏所处的外部环境。从河东地理位置上来看，薛氏的势力范围在龙门、稷山一带，即河东的最北端。据严耕望先生分析，自北入经稷山是入关中的主要道路。[3]这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薛氏既要时刻面对狂飙而过的胡骑，又要面对西方关中地区的氐羌，这种复杂的外部环境使薛氏成为当时大族中最具地方豪强性格的一族。

薛氏地方豪强性的一个表现是薛氏比较崇尚武功。众所周知，士庶之分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为官有清浊之分，高门士族往往不愿意出任武职，视之为浊官，即便出任武职，也总觉得屈尊，这应是士族社会的一般特征，如这一时期的江东士族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薛氏情况却不一样，薛氏是从外地迁入的社会力量，遭受当地大族的排挤，因此清官一般不会由薛氏成员担任，那么通过武职获得升迁就成为薛氏家族仕宦之路的捷径。从前面薛氏仕宦表中也可以看出，薛氏成员的确出过不少将才，薛辩、初古拔、薛端、薛脩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将领。

薛氏地方豪强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薛氏堡壁的存在。堡壁是当时地方势力的重要据点，[4]自保及军事作用是其主要功能。为抗击当时来自北方的胡骑，堡壁在当时极为盛行，薛氏由于其特殊的外围环境，自然对堡壁格外青睐，汾河之南的薛通壁和黄河以东的薛壁是当时抗击胡人的主要据点。这些堡壁，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薛通壁原为薛强壁，乃汾阴人薛强当慕容之乱时筑堡自固，城在山上，距汾阴县城八十里，“（苻氏阳平公）融曾为书聘强，未成，苻坚经河东，至其壁下，强亦不与见，苻坚诸将请攻之，苻坚显然不欲师老于此而作罢。”[5]

薛氏的地方豪强性格在其为官断案中表现的也很明显。如，薛胤于太和时为“河北太守，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两千余家，侍强凭险，最为狡猾，劫掠道路，侵暴乡闾，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余人，一时戮之，于是郡盗慑之，郡中清肃”。[6]而裴夙亦在高祖时为“河北太守，忠恕接下，百姓感之”。[7]“裴侠为河北郡守，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民等感侠遗爱，乃作颂记其清德焉”。[8]北魏高祖时柳崇为“尚书右外兵郎中，于时河东、河北二郡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乡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高祖乃迁崇检断，民官息讼”。[9]同样是解决民事纠纷，裴氏以宽厚仁爱得颂，柳氏以俭断清明闻名，均非采取强力手段，而薛氏却是以高压手段“一时戮之”，其地方豪族性异常明显，薛胤的高祖薛强、曾祖薛辩、祖薛瑾、父洪祚均有此豪强性格。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一豪强性格是薛氏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薛氏与各政权的关系

汉魏以来，高门士族都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无论在中州大地、江南水乡还是在西北边陲，他们不仅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把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成为地主、官僚、乡绅三位一体。[10]作为外来迁入势力的薛氏要想获得生存，也必然会与各民族政权之间发生关系，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环境。

薛氏一族是地方豪族势力移植成功的一个典型。按照当时的社会状况，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向江南和巴蜀迁徙，而薛氏的迁徙方向却是由南向北，迁入了胡族的势力范围，这一反常现象应是魏晋政权的一项有意的安排。在当时大量胡族南迁之时，仅凭中央政权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所以将薛氏迁至河东，一则将蜀薛北迁河东，就大大削弱了当时蜀汉的社会基础，以防蜀汉政权死灰复燃。在这一点上，魏晋并非首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迁六国移民于关中，如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户”，置于秦朝的严密监视之下；汉武帝为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也采取了迁徙豪右的办法，“内实京师，外销奸猾”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从而做到“不诛而害除”。[11]二则充实中原地区，以薛氏势力抗拒南进之胡族。在这两种目的的支配下，原政权的归降部族往往最容易充当这种角色。据载：“薛辩，字允白……祖涛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带领部落……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12]据《北史》载“辩遂归魏……帝谓之曰‘朕委卿西番，志在关右，卿宜克忠良算，与朕为长安主人’。辩既还任，务农教战，恒以数千之众，摧抗赫连氏。帝甚褒奖之。”[13]从记载来看，薛氏在晋时还是受到重用的，甚至所受的政治礼遇并不亚于蜀汉时代，因此可以说明薛氏作为一支外来势力移植成功是受到当朝政权大力支持的。

十六国时期薛氏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以地方性为主，薛氏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其部族武力割据一方。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永嘉之乱，中原沦陷，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

顾炎武《亭邻文集》卷五《裴村记》：

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仕于其朝。

薛强、薛辩父子期间，先后经历了后赵、前秦、后秦和东晋刘宋政权。在此期间，他们与各个民族政权之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采取“凭河自固”的策略，随着局势的变化及时易帜，并未实际参与中央政权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一般地方势力的最主要表现。

这一形势发生变化是在北魏时期，因此薛氏真正与中央政权发生关系也是从北魏开始的。北魏泰常四年（419年），刘裕放弃长安，薛辩也率领宗族弃刘投向北魏，双方一拍即合，关系一开始就比较密切。投靠北魏的当年，薛辩即前往平成朝见明元帝，明元帝对其十分器重，愿与他共做“长安主人”。辩子瑾，授内都做大官，辅政，深见器重。薛瑾子洪祚，魏太武帝赐鲜卑姓初古拔，尚西河公主。[14]

这种一拍即合的密切关系，出于双方各自的利益需要。当时实力蒸蒸日上的拓跋氏正准备进攻关中，而薛氏所处的河东北部正是平城通往关中的战略要地。薛氏在这个关键时刻投靠拓跋氏，对自己日后在北魏的政治地位即由地方性向中央性过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薛氏一支西祖为例，北魏孝文帝之前，西祖入仕者以州郡的主簿、别驾、功曹、中正、太守、刺史和将军为主，而且绝大部分在本州郡任职，只有两人曾仕于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此时的薛氏的中央化程度还是很低的。而到了东西魏北周时期，薛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能量迅速提高，开始进入中央决策集团。在此期间，西祖成员仕于中央政府的比例大增，人数远远超过地方官。据统计，这一时期为官者共有16人，而仕于中央政权的是11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就是担任地方官的也不再局限于本州郡。[2]在中央任职的官员中，薛端为吏部尚书，久掌选曹；薛善以司会中大夫副总六府事、兼京兆尹，是宇文护的心腹股肱；薛道衡官至内史侍郎，“久当枢要”。这标志着薛氏已进入所谓“关中本位集团”。[1]这种地位为其在隋唐前期达到极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西祖一支在政治上的迅速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北魏末年，北方板荡，士族豪强皆大力发展其地方势力，甚至拥兵割据。不久北魏分裂，在东、西魏纷争中，汾水黄河交汇处是双方必争之地，而这一带主要是薛氏的势力范围，占据该地,进可取平阳、晋州，直指晋阳，退可据以保关中。所以“周齐争胜于河汾间，郡常为兵冲”，所以其归属何方影响政局甚大,拥有强大地方势力的薛氏,就成为双方笼络的对象，薛氏家族有才能者自然倍受重用，中央化程度明显提高。

北魏分裂后，薛氏家族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薛氏房支薛脩义及其从弟嘉族、从父光炽倾向东魏（高氏），薛脩义实际势力主要在汾水北岸一带，“时值绛蜀贼陈双炽聚众起义，义以双炽是其乡人，遂轻诣垒下，晓以利害，炽等隧降”[15]又载，“高祖（高欢）为晋州刺史，见脩义，待之甚厚。”[16]也许是这段渊源，在高欢废魏帝自立以后，薛脩义又投向北齐高氏“从高祖平尔朱兆”，薛氏房支薛崇礼“屯杨氏璧，脩义以书招之，崇礼率万余人降”，[17]有了薛氏房支的支持，高欢获得重要助力，势力不断西扩；与东魏相比，西魏在人力、物力方面居于明显劣势，要与高氏相抗衡，必须广泛结合地方实力派，特别是所谓有募兵力的家族，[18]这时倾向西魏的薛氏主要是薛氏大房，该房的主要领袖是薛端、薛善，《周书》载，“魏孝武帝西迁，引端同行……东魏迁其将贺兰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逵守杨氏壁。端率其属，并晓喻村民等，多设奇以临之。懿等疑有大军，便即东遁，争船溺死者数千人。端收其器械，复还阳氏壁。”[19]由于薛端的支持，东魏在汾阴——关中线上发展并不顺利。东魏太平四年（537年）十月，高欢率众十万“出壶口，趋蒲坂，自后上济河”，[20]与宇文泰战于沙苑，高欢败归。西魏乘机“进军蒲坂，略定汾绛”，[21]薛氏大房薛善接应西军，西魏很顺利攻下河东。西魏攻下河东后，宇文泰命善为汾阴令，承认善在汾阴的实际统治权，薛善很自然地“干用强明，一郡称最”，于是“兼督六县”，又进而“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赐姓宇文氏”。薛氏在北周政权的地位更加巩固，中央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然而，薛氏各支由地方性向中央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例如，魏太武帝真君六年（445年），卢水胡人盖吴于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聚众起义，“河东蜀”薛永忠起兵响应，而作为同一宗族的薛辩孙初古拔不但不予以相助，反而出兵参与讨伐，很明显，薛永忠起兵响应，是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而初古拔出兵讨伐自然是代表了中央的统一力量，中央化程度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由地方性向中央性的过渡也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同样是薛氏家族的另一支南祖，整个北朝时期始终保持着地方性和豪强之风，在《魏书·薛安都传》中所载的16位成员中，只有三人曾仕于中央政权，其余人皆为太守、将军，在薛永忠起兵反叛时，薛安都也参与其中，薛氏南祖的地方豪强性格一直到隋唐时才有所减弱。

在北齐与北周对峙的后期，由于北周政治的腐败，薛氏一族的主要房支都投向了北周，从毛汉光先生所统计的河东薛氏人物动向表来看，当时仕于北周政权的除任骠骑大将军的薛端外，还有薛胄（开府仪同大将军）、薛琰（渭南太守）、薛睿（新丰令）、薛温（鄯州刺史）、薛善（京兆尹、博平公）、薛慎（骠骑大将军）、薛明（仪同大将军、清水郡守）、薛回（泾州刺史）、薛慕（陇州刺史）薛世雄（帅都督）；与此相对照，仕于北齐的除名将薛脩义外，史书记载的仅有薛道衡、薛光炽、薛嘉族、薛震几人。[2]薛氏的主支大部分归向北周政权，使得汾水南的地区成为北周的强烈支持区。

由此可知，薛房大支因助西魏而重见于朝廷，西魏也在包括薛氏在内的地方势力的帮助下，逐步改变劣势，为其日后北周伐北齐奠定了基础。

余论

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央政权的首要任务，渐次发展起来的地方豪强势力是地方统治的一大隐患。对待地方豪强，可以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其进行压抑、打击甚至杀伐，这一层可称之为堵，它往往适应于强大的中央政权之下。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与政治相结合，为豪族势力开放一条进入政治的通道，这一层可称之为放，它在中央政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以地方对抗地方是必须的。因为国家机器的重建需要雄厚的社会基础，中央政权需要吸收社会势力参与政权，积极寻求与社会秩序的协调与合作，这样方可长治久安。北朝末年，北周政权在吸收了包括薛氏在内的地方势力参与政权后，在东西政权的争夺战中，西方的优势日益明显。建德五年（576年）周武帝以河东为基地，北伐晋、并，摧毁了北齐的军事中心，北方黄河流域再次得以统一，实因“关中本位政策”，[22]结合其地方势力所致。

参考文献:

[1]《新唐书》欧阳修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2]《北史》李延寿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3]《魏书》魏收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4]《北齐书》李百药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5]《周书》令狐得棻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7]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注释：

[1]许蓉生、林成西：《河东薛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第11期。

[2]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三篇《中古家族之变动》，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95年版。

[4]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士族》，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4年。

[5]《北史》卷三十六《薛强传》。

[6]《魏书》卷四十二《薛辩传附胤传》。

[7]《魏书》卷六十九《裴延俊传》。

[8]《北史》卷三十八《裴侠传》。

[9]《魏书》卷四十五《柳崇传》。

[10]施光明《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1991年版。

[11]《汉书》卷六十四《主父偃传》。

[12]《魏书》卷四十二《薛辩传》。

[13]《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

[14]《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

[15][16][17]《北齐书》卷二十《薛脩义传》。

[18]矢野主税《裴氏研究》（日本），《社会科学论从》第8期。

[19]《周书》卷三十五《薛端传》。

[20]《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

[21]《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2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三联书店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