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阿尔弗雷德·雅林

贡纳尔·阿尔弗雷德·雅林于1907年出生于瑞典南方的斯堪尼亚省，他的出生地是离海不远的小村镇威肯。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有8个儿子，雅林是长子。

他的中学、大学都是在瑞典南方的大学城隆德度过的。1928年，他毕业于隆德大学，并获得了目耳曼语及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学士学位。他立即又开始攻读突厥语，并在瑞典第一代突厥语学者古斯塔夫·拉奎特指导下，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为父亲的支持与理解所鼓舞，终于念完了研究生课程，于193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学习突厥语时，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被一些人看来相当艰难又前途渺茫的专业，并被同学们称为“突厥人”。他的老师拉奎特是个在中国新疆工作过多年的传教士，医生，受老师影响，他选取了《维吾尔语音学研究》这个前人极少涉足的论文题目。

为了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他于1928春夏间专门到德国柏林参加了“东方学讲习班”，受教于著名东方学家班格教授。讲习班的同学，比如葛玛丽女士等，后来都成了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在学术界活跃了半个世纪之久。为了准备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他于1929年—一1930年，专门不远万里，穿过广袤的俄领中亚，随马帮翻越了帕米尔高原，来到新疆南部的首府喀什噶尔。在一年时间里，他尽量搏节经费，深入到民间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出色地完成了修学考察。他还准备前往和田，去调查那儿的维吾尔语方言，但是一场几乎致命的伤寒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直到1992年我到他在威肯的别墅去拜访他时，谈起往事，他仍为未能亲自收集到和田方言而深感遗憾。

研究生毕业后，雅林留在隆德大学，担任突厥诸语言的助教。他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苏联、印度、阿富汗、中东、土耳其等地，作广泛的调查研究。

1939年的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雅林的生活道路。他在瑞典北部服兵役时，曾结识了一位军官。那年这位军官派人到隆德大学找到他，要他临时担任一个只会讲土耳其语的难民的翻译。正是由于这一契机，使瑞典外交部对雅林语言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雅林离开教育界，转入外交界，被派往瑞典驻安卡拉的公使馆。此后，他成为瑞典外交界的新星:

1941—1945年，担任驻德黑兰和巴格达的瑞典外交官。

1946年，他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建立起第一个瑞典大使馆。

1948年，他出任瑞典驻印度的公使，后来又成为驻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公使。

1951年，担任瑞典驻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公使。

1953 ----1956年，调回国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似后，他又担任了瑞典驻联合国大使，并于1957--1958年间，出任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又被任命为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调解人。

1958-1964年，担任瑞典驻美国大使。

1964-1973年，他出任瑞典驻苏联大使，并自1965年起，还兼任瑞典驻蒙古大使。

1967年10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中东地区特别代表，承担起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入之问斡旋的重任。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工作。1971年，他被提命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在投票时，以3票之差，败给奥地利外交家瓦尔德海姆。

自1973年起，他从职业外交官的岗位上退休。

从1933年出版博土论文《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起，至今已达一个花甲。不论是

在大学还是在繁剧的外交界，他一直在发表有关东方学的论著，并始终不懈地收集、刊布、研究有关维吾尔语言、历史与文化的资料。自从退休后，他又开始整理导师拉奎特遗留下来的文稿。当然，他也写了不少有关外交政策、文化事务方面的文章。

作为一个成功的外交家、享有盛誉的挚著的学者，雅林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到1976年时，主要的就有：

乌普萨拉大学(1959)、奥格斯塔纳学院(1960)、美国俄亥俄川辛辛那提大学(1963)等院校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获纽约名人奖(1971)；

获斯德哥尔摩卡尔·斯诺斯基奖(1973)：

获伦敦珀西·塞克斯爵士纪念奖(1974)；

由于对查尔斯十二世时代的瑞典——土耳其关系的研究成果，被接纳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的成员(1968)。

他还是瑞典皇家文学协会会员(1965)、皇家自然地理学会会员(1972)、军事科学院成员(1970)。他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聘为名誉会员。

雅林是以一个东方学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的，自外交官岗位上退下来，他仍然保持着东方学家这一身份。他不但是瑞典最有影响的外交官之一，也是瑞典最知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治学态度，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尊重。

1992年10月，中国瑞典联合召开的“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会议在乌鲁木齐正式开幕。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得到过雅林先生的关注，开幕式一完，我与瑞典朋友及美国的包森教授用长途电话同雅林作了交谈，他对会议表示了由衷地祝愿。会后，我们赴南疆作学术考察。在沿和田河前行的艰难行程中，正值雅林的生日。抵达和田市，瑞典朋友又与我用电话向雅林表达了对他生日的问候，并筒述了观感与行程。瑞典学者罗森教授告诉我：雅林是瑞典东方学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也是他那一代人（如葛玛丽等）当中，唯一一位至今仍在从事东方学学术研究，对东方学的发展有难以估量的影响的人物。他对中国、对新疆、对维吾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抱着无法释怀的挚爱之情。当然，他也是中瑞这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家之间理解与关切的桥梁。

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雅林的论著并不以数量取胜。在他的东方学著述当中，较有影响的有：

《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1933年，隆德>；

《阿富汗斯坦的维吾尔人部落的分布及初步分类研究》(1939)；

<维吾尔语——英语方言辞典》(1964，隆德)；

《古斯塔夫·拉奎特与“卡西姆阿洪致卡米尔·阿凡提的信件”研究》（1975年，隆德）；

《新疆南部瑞典传教士报告中的民族学资料》（1979年，隆德）；

《重返喀什噶尔》（1979年，斯德哥尔摩；1986年，美国杜克大学）；

《喀什噶尔文学文献》（1980年，隆德）；

《关于维吾尔语“穆纳扎拉文学”的札记》（1981年隆德）；

《关于新疆丝绸之路上近年考古新发现的看法》(1983)；

<喀什噶尔手稿》（1987年，隆德）；

《无贼城等维吾尔传说研究》(1989年，隆德)；

《喀什噶尔的印刷品——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印刷所：历史与印刷物概述》（1991年，斯德哥尔摩）；

《中亚地区的文化碰撞——新疆穆斯林笔下的汉族戏剧》（1991年，隆德）；

《瑞典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国新疆的材料》（1991年，刊于《中亚季刊》总第35卷）。

从上述并不完备的目录，就可以看出雅林学术生涯的两大特点：一，东方学研究贯穿始终。其《维吾尔语——英语方言辞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其书编成出版时，雅林正在端典驻美国大使这一重要的外交职务上，而上述目录中的绝大部分，撰写出版于其退休之后。换句话说，不论是身为高级外交官还怡养天年的退休生涯，他始终以东方学家自视，对中国新疆的热爱与关切从未减退，反而老年愈为浓烈。二，新疆，尤其是南疆首府的喀杆噶尔一直是他研究的中心。初到喀什时，他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此后，他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获得了难以计数的荣誉与奖励，但终身从未冲淡喀什噶尔留下的强烈、深情的印象。1992年我去看望雅林先生时，他对我说：一想到咯什噶尔，他仿佛又年轻了，回到了20岁出头的美好年华！这时，我为这位已85岁高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感动，我觉得他是那么真诚，平易近人，那种“西域情结”在我身上，在我杨镰；贡纳尔·雅林及其东方学研究。许多朋友的身上，都确确实实存在着，它并不因地位、地域、年龄、民族等许多不同而因人而异！

作为拉奎特的学生、第二代东方学家的代表人物，雅林从外交官职上退休已20多年，但他仍在威肯宁静的别墅中从事研究、写作，他无意、也不可能再从东方学家这个位置上“退休”。每一个关心新疆、研究新疆的人，都应该以有这样一个前辈学者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