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日

延安学习

非常母亲

夫妻真情

蒙冤入狱

安享晚年

投身抗日

范树瑜，祖籍山东馆陶，生于福建福州。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的侄女、养女，张维翰的夫人。她的生父与范筑先是亲兄弟。范树瑜出生在福州，母亲生下她不久就去世了。续弦虐待前妻的女儿，父亲无奈，将她过继给了范筑先，范树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待树瑜如同己出，在与范的子女们亲密无间的相处中，范树瑜和兄弟姐妹一样，浸染了范将军忠勇、侠义、正直、豪爽的性格。七七事变后，范将军高举抗战义旗，夫人和子女也都全情投入了保卫家园的斗争。

年仅17岁的范树瑜被范将军送到到抗日政训学校学习。1938年11月，日寇进攻聊城，政训学校撤出聊城时，她回家见伯父。她问范筑先：“敌人已逼近城关，你怎么办?快出城吧!”范筑先说：“我还要指挥部队，你们快到冠县去找第十支队，找张维翰。”谁料这句话成了她和伯父的诀别之辞。她一到冠县，就听说聊城失陷，伯父已壮烈殉国。她悲痛之余，想到临别前伯父叫她去找第十支队，而第十支队是共产党组建的革命武装，这就分明是嘱咐她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走。

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由共产党直接组建和领导的革命武装以张维翰为司令员的第十支队规模最大，战功最为显赫。1939年1月，第十支队改为一二九师筑先纵队，1940年4月，筑先纵队与鲁西行署先遣纵队合并，合编为一二九师的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高厚良)。张维翰当了八路军的旅长，就得离开家南征北战去了，可三年来外出逃难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音信全无，生死不明。在此情况下，报请组织批准，他与时在旅政治部油印股工作的范树瑜结了婚。

延安学习

1943年10月，在敌后环境愈加残酷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张维翰也由冀南三分区到达延安，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党校二部16支队学习。随行的范树瑜因得妇科病先住在第三招待所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考入抗大学习。由此，张维翰和范树瑜在延安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思想进步最快的三年时光。

刚到延安时，范树瑜住在第三招待所，离党校二部较远，她病重时，与张维翰互相照顾很不方便。范树瑜听人说一二九师有个留守处在中央党校二部对面，离的较近，张维翰就写了一封信，让她去找师长刘伯承。刘伯承接见范树瑜时很亲切，马上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叫她去找留守处政委杨白冰。范树瑜拿着刘伯承写的信去见杨白冰，杨白冰立即给了她一间房子，第二天，她就从第三招待所搬到了留守处。留守处院子虽不大，一排木平板房，总共住十几户人家和几名工作人员，但很安静，还有水、有电、有炉子，能烧火做饭，很方便。这十来户人家都有警卫员，时任四旅旅长的王近山还有炊事员。张维翰与陈锡联、邱会作等编在了一个党小组。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在门前开出一块地，种上了棉花和西红柿。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这段时间开始了自抗战以来最安定的学习生活。

非常母亲

张维翰和范树瑜在延安不仅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且，范树瑜还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同一天，在延安中央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位红军干部龙振彪的爱人也生下了一个男孩。接生的医生华飞那天特别高兴，说这两个孩子的出生赶上了抗战胜利、世界和平的好时光，就一个叫“胜利”、一个叫“和平”吧!未料那位龙振彪的爱人尚未出院，龙振彪就接到了派往东北前线任职的命令，已有两个孩子的她也必须与夫同行。情急之下，她只得将襁褓中的胜利留下，准备送给当地的老乡。范树瑜见她一副舍不得胜利的难受样子，就想到自己随张维翰来延安前寄养在老乡家的第二个孩子已下落不明时，同情地对她说：“与其把胜利送给素不相识的陕北老乡，还不如留给我来帮你带呢!”就这样，胜利从此就成了张维翰和范树瑜的养子，出院时，范树瑜左手抱着胜利，右手抱着和平，仿佛是自己生的一对龙凤胎，内心充满了喜悦。

抗战胜利后，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八路军高级指战员都纷纷回部队，投入解放战争。朱德总司令考虑到张维翰在创建鲁西北根据地时与范筑先将军合作的成功经验，原想调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不巧他突然病了，未能赴任。病愈之后，几年未领兵打仗的张维翰也求战心切，急于回到冀南军区去。为了带走两个初生的婴儿，范树瑜委托华飞的丈夫胡用贤，到市场上去买回了一匹马、一头驴子，两只筐。临行前，胡用贤夫妇到留守处来看他们，给他们带来了两只活鸡、两套小孩子衣服及行军路上必备的各种药品，还搞来了一个马轿，想得十分周到。一只筐装一个孩子，分两边由驴子驮着，张维翰和范树瑜轮流骑马，就上路了。

由于出了延安就是山路，范树瑜又得不时给两个孩子喂奶、换屎布，几天行军下来，还真够他们累的。范树瑜的奶刚够两个孩子吃，可屎布总不够用，不能及时给孩子换，加上尿布也粗，时间一长，孩子的屁股就有些烂了，心疼得范树瑜直掉眼泪。最令她焦急的是，刚走到绥德兵站，张维翰就病倒了。范树瑜找来分区医院刘院长，刘院长看后吓了一跳，说张维翰得的是心脏病，脉微，还便血，浑身无力。他们只得在兵站住下来，谁知一住就是好几周，病情一天天加重，连东西都不能吃了，人眼看就不行了。一天，张维翰从昏迷中醒来，颇为沮丧地对范树瑜说：“我不行了，回不去部队啦!看病得要钱，没钱不行，就马上想办法卖牲口吧!”没想到的是，请带队的营级干部韩金凤(抗大学员)去外地卖牲口，几天后两手空空回到兵站，说牲口被人坑骗走了，一分钱也没拿到。范树瑜急得实在没办法了，就给延安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发了一个电报。安子文回电同意他们速回延安治病，所欠款项由组织上来还。这时一二九师留守处的管理员王银河在去前方时路过兵站，见到范树瑜的困难处境，很是同情，说到前方见到刘伯承师长，一定请师长想办法帮张维翰司令治好了病再送回前方去。范树瑜马上就写了封信请他带给刘师长，随后给张维翰打一剂强心针，把他抬上担架，就动身返回延安。

真是祸不单行，不仅警卫员陈玉来在行军途中发起了高烧，而且韩金凤也病了……范树瑜要照顾三个病人，还要带两个孩子，每天都累得她直不起腰来。虽说一回到延安，徐向前副师长把在柳树店的两个石窑洞就让给他们住，还给了些钱，但没人管吃饭，还要去医院找曾育生院长，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范树瑜真不知该如何安排是好，愁死人了。幸好西北药材庄的经理胡用贤闻讯赶来看望他们。和平已经六个月大，能认人了，范树瑜一狠心，就决定把她送给没孩子的胡用贤、华飞夫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范树瑜一边收拾和平的衣物，一边心酸得腿软手麻，直往肚里吞眼泪!她想到，自己已经在前方丢了两个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正赶上敌人扫荡，好好的一个宝宝，还没来得及取名，仅活一周就夭折了。第二个孩子秋平，丢在邱县北新头，至今杳无音信。胜利虽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但当初已向战友作了承诺，必须由自己亲手来把他抚养成人。和平是自己的亲骨肉，但为了能腾出手来照顾张维翰，让他早日治好病重返前方，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把女儿托付给可靠战友这条路可走了。

建国后，龙振彪已成为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直到有次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见到于笑虹将军(原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才打听到张维翰的下落。因此，直到胜利15岁时，张维翰、范树瑜才告诉他生父母的姓名。那年他已参军当了一年兵。因为他与弟弟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所以他得知自己并非张维翰夫妇亲生时并不惊讶。但此前他从未怀疑过，因为他与养父母感情很深。 和平后来叫胡卡里，也少小当兵，一直生活在成都(养父胡用贤后来任国家中药材公司总经理)。建国后，张维翰通过在四川工作的老战友许梦侠、鲁大东找到了她。她17岁那年，爸爸去成都看她，华飞阿姨取出当年在延安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告诉她本姓张，卡里听后抱着爸痛哭……从此，她和胜利一样，有了两个父亲和母亲。这三家亲的特殊关系，不也是创作一台大戏的好素材吗?革命队伍中有多少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夫妻真情

范树瑜还真是能干，她翻山越岭，连过几道河赶到延安去找联防司令部解决供给问题。政治部张主任亲自接待她，二话没说，就批准供给，实报实销，并给他们配了一个手艺很不错的炊事员。她忙着回来把情况告诉张维翰，一下子驱散了终日笼罩在张维翰脸上的愁云，笑着夸她说：“你怎么办得这么顺利，又快又好解决了问题?!”

没过两天，枣园来电话，要范树瑜去一趟。枣园是党中央所在地，她和张维翰猜了半天，也闹不清会是什么事，但中央来通知，她一定得去。从柳树店到枣园路很远，她头天晚上就让马夫早点把马备好，多给马加点料。第二天一早，范树瑜骑上马，一路快鞭赶到了枣园。接见她的是薄一波同志，说是刘伯承给他来了信，托他关照一下张维翰同志的病。薄一波同志待她十分热情，又是倒水，又是递毛巾，对她说：“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会解决的。”薄一波问完张维翰的病情之后，当即给了范树瑜100元钱(延安币)，并留她一同吃午饭。令范树瑜喜出望外的是，一到饭堂门口，就见到了毛主席。原来这天是毛主席请前方回来的多位将军吃饭，正一一与他们亲切握手。她激动极了，赶忙上前与毛主席握手。她看得很真切，毛主席上着一件土毛线衣，下穿军装裤，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随后进饭堂的是陈赓和滕代远同志。陈赓将军很关心张维翰的病情，问能不能坐飞机回前方。范树瑜回答说：“不行。他起不了床，下不了地。”陈赓听后，凝神片刻后悄声告诉她：“最近从苏联派来了一位叫米洛的神经科专家，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米洛大夫带来了很多医疗器械和药品，看能否请他去给维翰同志看一下病?”……

吃完饭，范树瑜就骑马赶回柳树店，兴奋地把上午遇见的情况一一讲给丈夫听。张维翰听后夸她说：“你真行，这么顺利地见到毛主席，还又给钱，又请吃饭!”为了早日病愈回前方，他就马上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让范树瑜亲自送到王家坪去。第二天范树瑜又骑马去延安，一到王家坪，接见她的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说朱总司令不在，她就说千万早些将信交给朱老总。胡耀邦说：“你放心，我一定办到。”从前方初到延安时，她与胡耀邦曾打过交道，感到他待人热情，办事可靠，是个令她尊敬的领导干部。果然，第二天他就打来电话，说米洛大夫亲自来给维翰同志看病，通知曾院长和主治大夫黄延召做好准备。消息一传开，在此住院的好多病人都想请米洛大夫看病，曾院长向上一请示，说不行，朱老总只批示米洛给张维翰司令一人看病。米洛大夫来给张维翰看病后，开了药方，医院的主治大夫吓了一跳，药量很大，大都是镇定剂，还得到王家坪的西药房去取药。这取药的任务又由范树瑜来承当，每天一趟，风雨无阻。

张维翰和范树瑜离开延安回前方，已是1946年年底了。

蒙冤入狱

1952年1月，全国上下忽然搞起了来势迅猛的“三反”运动，地主家庭出身的张维翰成了内定的所谓“大老虎”，与后来被判死刑的张子善、刘青山一起，集中关进了河北省军区招待所，隔离审查。

祸不单行。就在张维翰接受审查不久，独立营赵营长突然来到他家看望范树瑜，对范树瑜说：“张司令真冤屈，应该上告。”范树瑜说：“我有孕在身，不能去。两个儿子又小，谁去上告呢?”赵营长说：“我可以去，但没有路费。”范树瑜把仅有的40(万)元钱(旧币，当时的一万元合如今的一元)给了赵营长。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赵营长拿着40(万)元钱去找军分区司令员“举报”，说“范树瑜拿40(万)元钱收买我，要我刺杀首长。”欲行刺军分区首长，岂不是罪大恶极?!范树瑜便立即被抓，押进了军法处的班房。女儿张英就是1952年在狱中出生的。

安享晚年

因为那次牢狱之灾，范树瑜只是北京珐琅厂的一名工会干部。胜利的生父龙振彪后来任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胜利写好申诉材料，通过他向上反映情况。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看到材料后说，早就该平反！于是北京军区党委发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直接“通知”北京珐琅厂，要他们为范树瑜同志落实政策，工资级别调高三级！后来她的女儿张英与福州警备区司令员的儿子结婚，转业到福州。司令员夫妇先后去世，女婿女儿就将范老接到福州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