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唐朝有“小李杜”之称中的杜牧的大量诗词，阅读后有助于了解杜牧诗词的风格，享受诗人所创作之诗的意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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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803－852年），字牧之，号樊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古文家，祖父杜佑是中唐名相、史学家。杜牧为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先后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后擢考功郎中、知制诰，官至中书舍人。晚年的杜牧，闲居于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此称他为“杜紫微”、“杜樊川”。大中六年（852年）冬，杜牧病重逝世，留有《樊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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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川文集》共二十卷，含作品四百五十多篇，诗歌一百七十八首。杜牧在文学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歌、散文、辞赋、政论都有造诣。他有比较进步的文学见解，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强调文以致用，语言形式只为内容服务。他还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晚唐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其古诗受杜甫影响，多为社会政治题材，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利之中。《感怀诗》、《郡斋独酌》等，叙述了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祸连年、民穷国困的情况，抒发了安邦建国、造福人民的政治抱负，也包含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此外，《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也是名篇。杜牧的今体诗，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运用比兴手法，把北方边地人民比作惊弓的哀鸿，并对他们在异族侵略下颠沛流离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哀婉而有余味。《洛阳长句》以豪放的气调，抒发自己旷达的胸怀，同时也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忧伤心态。杜牧的一些写景 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大多托景见情，以质朴的语言、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而像《赤壁》、《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官绝句》之类的咏史绝句，则笔法含蓄，讽刺深刻。“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来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叙议结合，警拔精悍。杜牧也写过一些放浪、颓唐的诗作，如《遣怀》、《赠别》、《叹花》等，无疑是诗中的糟粕。

杜牧的文章，以政论著称，“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在晚唐也自成一家。他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有感于时政而发，表达了他论政、用兵、固边、削藩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是散文中的重要作品。尤其是《罪言》，纵论天下大势，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文章议论犀利，见解深刻，在当时很有影响，被宋祁的《新唐书·杜牧传》全盘收录，欧阳修自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在晚唐四六骈文通行的情况下，杜牧写文章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精炼晓畅，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著名的《阿房宫赋》则骈散兼用，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创“散赋”新体，突破了唐初以来，赋体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的赋体发展有重要影响。

杜牧的创作，以俊爽豪健、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好评，在唐代独树一帜。清代洪亮吉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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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川文集》有明刊仿宋本，明吴峙刊本（有文无诗），今有影印明翻宋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参校各本，校点出版，并附校刊记，未加注释。清代冯集梧有《樊川诗集注》四卷，附《外集》、《别集》、《补遗》各一卷，注释较详，有《四部备要》本、乾隆四十五年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据此重印，增附录、评述汇编等。今人镠銊选注的《杜牧诗选》，择取精当、注释详备，是较好的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