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长龄,字鹤年,(1902年——1941年),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卫队统代部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他早年入奉军,1923年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在张学良、郭松龄的二、六旅任排连营长,1926年由张学良保送至日本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返回任东北军讲武堂教务主任,又被驻沈阳北大营的7旅旅长王以哲聘请。在该旅开办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显著,张学良对此多次赞许。不久,杜长龄担任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培养尉校级军官。

“九一八事变”前,杜长龄随军入关至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亲眼目睹东北三千万同胞惨遭日寇的涂炭蹂躏,妻离子散,流浪逃亡,而蒋介石却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时,深深感到作为一名军人的耻辱。杜长龄愤怒无比,强烈要求战斗,但遭到阻止。此时抗日的怒吼声遍及中国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爱国人士纷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抗日民众后援会”等群众抗日组织。杜长龄虽然身在东北军工作,私下却通过许多朋友、同学,与爱国进步人士来往。他们常常在北平宣内未央胡同的高级商科中学集会。其中有栗又文、苗勃然、康明远、刘澜波、程东白、宋荫谷、袁效之等人(大都是中共党员),共谋抗日救国之举。杜长龄早在日本学习时,就学习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回国时还带回许多日文版的进步书刊。受马列主义的熏陶,杜长龄不仅确认中国革命一定要走苏联的道路,而且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毅然辞职,组建抗日义勇军

蒋介石为了阻止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对中央红军实行更加猛烈的大围剿。1932年,陆、海、空军大元帅张学良被改编为北平军分会的主任。此时王以哲为军分会第一处(参谋处)处长,杜长龄被调任该处第一科上校科长。为了冲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封锁,继续公开地进行抗日斗争,杜长龄毅然辞去高官厚禄,成为东北军的“叛逆”,组织一支抗日义勇军,即“辽、吉、黑抗日民众后援会教导队”。杜长龄行伍出身,做事雷厉风行,从没有房产土地积蓄。他携全家来到北平时,租住在一座宽大的四合院。当时家中虽有老小七人,但凭杜长龄的俸禄完全够全家宽裕地生活。可杜长龄义无反顾地辞职后,便一下断了全家老小的经济来源,生活无依。当时义勇军缺衣少粮,又无武器弹药及衣被供给,所幸张学良还是支持保护义勇军抗日斗争的,通过救国会向他们提供一些武器资金资助。当时,在杜长龄家的后院内常存放着皮背心、手榴弹和大刀等。

热河失守后,日寇铁蹄疯狂地践踏中国的土地,在长城各口展开猛烈进攻。杜长龄率领义勇军顽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没有武器就从敌人手中夺取,勇敢的大刀队员专砍敌人的脑袋。杜长龄运用其渊博的军事知识,对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攻虚等战略,经常埋伏在冰山雪地或青纱帐里,出其不意狠狠地打击敌人,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抱头鼠窜。那时仗打得很艰苦,出现了肉搏战、近地格斗,血战五昼夜誓与阵地共存亡等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就在长城抗战杀声震天,士气正鼾之际,1933年3月,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出国,由投降派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变本加厉,对义勇军断粮断武器弹药,让其自生自灭,并下令长城抗战全线撤军,对义勇军采取改编整顿和严查取缔政策。

杜长龄为了抗日复土的大志,又因与王以哲军长旧情甚笃,他所领导的这支义勇军队伍遂改编为67军技术大队又称特务大队,驻在廊坊。杜长龄任大队长,下设四个队和一个技术队,共700人。从此该大队继续参加长城抗战。据67军长城抗战《阵中日记》记载:“1933年4月12日命令:辽、吉、黑民众抗日后援会教导队自本月7日已归本军直辖。这支部队参加4月3日抢渡滦河的战斗,配合107师619团占领卢沟堡、杨家崖等地。4月24日配合619团夜袭建昌营,分散日军兵力,使619团夜袭刘营、冯峪奏效,毙敌80余人。5月5日在兰若院与敌骑兵遭遇,毙敌1名余敌逃逸。午后1时突击于庄之敌,激战3小时,毙敌8、9名,夺敌军旗5面。我方阵亡1名伤2名。”

此时何应钦推行妥协投降的方针,最终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命长城抗战全部撤军,把东三省、热河省全部出卖了,冀东、北平划为“缓冲区”,主权也丧失一大半,从此宣告东北四省全部沦亡。

由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

杜长龄对何应钦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的民族觉悟更加提高,确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有出路,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支抗日的队伍才能抗日救国。”他积极地寻找中共秘密组织,通过多种社会关系,终于找到中共河北省委,要求派员来领导该队伍。1933年4月,中央河北省军委为发展扩大武装力量,决定派张克敏(现名杨英杰,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继增派王金镜、张学思、张润波等人之后,打入该技术大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实行兵变,组建华北工农红军。在杜长龄的掩护下,中共河北省委军委接连派去一些党员和进步分子。1933年6月,杜长龄通过组织考察,由张克敏介绍,终于成为中共党员。张克敏曾这样评论:“在1933年5月至8月这一段他对党很忠实,完全听党的话。虽是旧军官出身又是新入党,但他确实表现很好”。在大队里建立了党支部,有8名党员。还有“社联”、“左联”、“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和积极分子。支书是张克敏,他的公开职务是上尉书记官。王金镜、张学思、张润波下到大队当兵,与士兵打成一片,启发其阶级觉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基层工作打开局面,大家坚定了抗日决心。大队又逐渐召集有抗日共识的学生、工人、失散的义勇军人员,共有二千人。党组织决定让张学思设法在天津购买一批手枪。杜长龄曾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要较强的党员来大队工作,说:“67军已增派了大队副,来监视我党的情况,形势危急,应尽早采取对策。”5月,河北省军委命令孙志超(解放后他曾在石油部工作)到技术大队“交通站”工作,与军委的交通直接联系。孙志超与杜长龄正式见过面。此时,大队已形成一支有党的领导的较强大的抗日队伍。

廊坊起义

随着察哈尔形势逆转,张学良、冯玉祥被迫下野,《塘沽协定》的缔结,何应钦镇压人民的气焰也愈加嚣张。国民党宪兵三团特务分子对抗日义勇军将领,救国会领导实施暗杀、查抄、逮捕。7月份又通报解散救国会,致使日寇侵华铁蹄延伸到华北乃至全中国。此时杜长龄因看进步书籍,早已进入到何应钦的视线。当何应钦闻知大队中的抗日革命力量已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遂即下令让67军武力解决技术大队,立即逮捕大队长杜长龄和4个队长。军命不敢违,王以哲军长一面命令让107师621团和工兵团待命,另一方面又念及与杜多年旧谊,遂让参谋长给杜长龄打招呼准备网开一面。形势十分严峻,杜长龄请示河北省委军委,经分析研究决定,同意杜长龄率部进行廊坊起义。经房山易县到紫荆关与吉鸿昌部抗日同盟军汇合,以壮大抗日力量,阻止并打击进察日军。军委紧急派交通孙志超先到易县,找到党的领导人刘澜波,让他说通黄显声师长,在技术大队通过驻易县骑二师防区时给予支援和掩护,还让孙志超携带游击队编制表交给杜长龄。

一切准备就序,1933年8月4日凌晨,杜长龄发动廊坊起义。他以打靶为名把大队拉出来,出发不远即遭到621团和工兵团的堵击。恰巧永定河水暴涨,部队过不了河。杜长龄只好率部且战且走向房山、易县方向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在永定河东岸被打垮,大部分缴械,一部分溃散。所幸追兵都是东北军旧部,只朝天放枪,没造成伤亡。张克敏等人被捕,王金镜与方姓士兵被打散后换了便衣逃回北平并把起义失败的消息告诉正为大队筹购武器的张学思。杜长龄也躲避了追兵搜捕,后来化装回到天津。起义前,为躲避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搜捕,杜长龄提前把家眷安排到天津英租界。当杜长龄破帽蓑衣叩开家门时,母亲被杜长龄那憔悴疲劳的面容惊呆了。廊坊起义虽失败了,但它是东北军抗日的一面光荣的红旗。它是激励全国人民奋勇抗日的动力与榜样。

何应钦下令通缉廊坊起义的首犯杜长龄,专门拘捕抗日救亡进步人士的宪兵三团开始按黑名单抓人了。这年初秋以后,杜长龄一边多方设法躲藏宪兵的搜捕,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杜长龄的同学、学生大都在军事部门工作,不知杜长龄此时已是个共产党员,杜长龄藉此了解了许多情报。在此期间,杜长龄也得到了张学良、中共党组织及朋友们的掩护和帮助。1934年,经组织安排,杜长龄携眷前往新疆,接受打通国际线、建设大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杜长龄在行前去武汉谒见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回国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对杜长龄的办学带兵十分欣赏,素有好感,虽不能违禁留用杜长龄,但对其赴新疆则勉励有加,鼓励他为以后打回东北老家作好准备,临别时还赠款壮行。1934年11月,杜长龄踏上了漫长的西行之旅。行程数千里,历时3个月抵达新疆,同行的有宋荫谷等人。到新疆后,杜长龄任工程处处长和孚远县长等职,他恪尽职守,勤奋工作,还经常上山下乡,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生活。他关心教育,修建学校;他爱好文艺,筹办俱乐部,还编写许多反帝剧本。到新疆后,虽条件艰苦,杜长龄仍保持每日读书不少于3小时的习惯,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中国史纲》等书籍。此间,1936年12月,张学良曾派栗又文(解放后栗任吉林省委书记)到新疆与盛世才商谈事宜,提出要杜长龄回东北军工作,最终未果。

铁骨铮铮虽死犹生

盛世才原是东北军一失意军人,是一度伪装进步的新疆军阀。正当杜长龄满怀杀敌报国之壮志,为党工作之时,盛世才撕下伪装,炮制了“阴谋暴动案”,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11月20日,杜长龄被逮捕入狱。对于这场突降的祸灾,杜家人悲痛欲绝。杜长龄面对年迈的老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临危不惧,泰然自若。他收拾行装,携带《中国史纲》分册一本。临走时再三嘱咐妻子说:“不要难过,站在政治斗争的立场上,这是避免不了的。你们的生活要随遇而安。老母亲的养老送终就托付给你了。”家人万万没想到,此去竟成永别。

杜长龄被捕入狱后,多次被捆绑、吊打,受到非人的污辱和极其残忍的酷刑,但他宁死不屈。他领导“闹狱”并在狱墙刻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军人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使他遭致更多的折磨,1941年8月,杜长龄被盛世才秘密杀害。

1970年3月19日,新疆公安机关给兰州军区总医院外调函上写到:“未焚烧残余一小部分案卷中查出被盛氏秘密惨杀名册上有杜鹤年名单。”他的殉难日期已无法查明,仅是一张未具名的薄纸片上写到:“杜君在狱数受折苦,盖其性刚烈,不为人下而瞻顾前途,精神状态有时失衡,身躯所受者乃不忍言。1940年末,君自持镇静,身体健康尚佳,日唯以歌唱消遣,家中历次由哈密寄来衣物,亦曾收到并知君之家属在哈密生活。1941年7、8月某夜被提出,谅即于此日遇害……”(未署名)另有一署名“乐山遗民”者,贴杜长龄在狱中照片题诗:漫讶长空抹雾灰,旅途孰未买愁来。三更月冷荒山骨,留有人间母氏哀。孔氏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书留杜侄,题年兄遗影右,其识之!其识之!由此可推测杜长龄在狱中之遭遇。盛世才于1941年改变“亲苏”政策,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投靠。盛要用共产党人的鲜血向蒋介石献媚讨好。有关资料中记载:盛世才经常采取提审转号转监的形式秘密杀害犯人。所谓的新疆“阴谋暴动案”被捕的革命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死于1941年盛世才的第一次大屠杀中,都是在夜间提审用闷罐车拉到迪化北郊“一炮成功”(北郊某地名)的北面枪杀就地掩埋。

杜长龄自1937年11月被捕,1941年8月遇难,历时3年零9个月。他历来清廉自守,家无房产土地余财,被捕后家中生活无着,生计维艰,家存物品典当一空,饥寒交迫,终日以泪洗面。喜迎1949年全国解放,杜家姐弟才在党的哺育培养下成长。1985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