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中 1938年9 月生，山西曲沃人，大学文化，山西省曲沃县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曲沃县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临汾地区分会理事，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1035”工程科研协作中心理事会理事，天津协达经济开发中心顾问，中国医学未来研究会会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员，《中国保健杂志》、《山西医药杂志》、《中国华论医药杂志》等特约记者。另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革命烈士也名董建中。

山西曲沃县人民医院院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革命烈士(简介 革命工作 开展工作 克服困难 组织武装力量 艰苦朴素 征粮工作 反击土匪 牺牲)

大同矿务局党校副教授

白族学家、研究员

董建中： 男，白族，1954年生于云南大理。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白族、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主要有：《银苍玉洱海间的神奇信仰——白族本主崇拜》，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参著《白族文化大观》（承担三章共10多万字，其中许多内容被转载到中华白族网的相关栏目）、《云南少数民族概览·白族》、《云南省志·民族志·白族》、《白族本主李宓考》、《近代白族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启示》、《白族本主文化及其变迁》、《大理州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研究》、《白族风俗志》、《认真总结白族历史和现状，推行白文，振兴白族》、《湖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考察报告》、《名镇喜洲与新喜洲杂志》、《白族本主名称考》等。

董建中熟悉白族语言文字，对拉丁字母白文拼音方案的推广与白汉双语教材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参与了《白文学前教材》的编写与小学一至四年级白汉对照双语教材的修改与审定，并多次承担云南省教育厅举办的民汉双语教师培训中的白汉双语教师培训的授课工作。

山西曲沃县人民医院院长

董建中，1938年9 月生，山西曲沃人，大学文化。毕业后30多年来，一直从事内科工作，有较高的理论技术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心脑血管病的诊治有较深的造诣。提出了“四维疗法”治疗脑血管病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结合临床实践研制了纯中药制剂“通尔栓胶囊”。治疗“脑血管病”及“五大血症”等病，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1035”工程科研项目中任课题组长，取得了优异成绩，论文在全国“珠海—澳门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并予以发表。

曾先后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老年性痴呆在基层医院的诊治》、《茶色素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观察》等30多篇论文，参加了《茶色亲临床应用》一书的编写；完成了《曲沃县农民高血病抽样调查报告》及《曲沃县人群中肿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等。1989年被临汾地区行署授予“卫生改革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97年获临汾地区行署“优秀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其业绩被载入《中国当代中西名医大辞典》和《中国当代高科技人才系列辞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董建中，河北省黄骅县人，1928年11月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政治干事、政治教员、资料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1961年7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任副教授，教授，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委会委员等职。　董建中教授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离休干部，曾任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等课题的教学与研究。1994年离休后，离而不休，继续在教育、社科研究、关心下一代以及党务工作等方面发挥余热，他的突出优点，是不计个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公，他的先进事迹受到大家的好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男 , 1971 年生，河南人， 1989-1999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清史政治史、财政史。主要学术著作有：《督抚互参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乾隆御批》（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等。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 by Madeleine Zelin）

《乾隆御批》 简介

　如何看待乾隆及其时代，本书提供了一个窗口。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民生福祉为念的仁慈的皇帝；是一个笼络体恤臣下、谆谆教诲的皇帝；是一个大力惩贪、除恶务尽的皇帝；也是一个仇视人民反抗与不满、血雨腥风的皇帝；更是一个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皇帝。全书通过乾隆对臣下奏折的批示以展示其中的一个侧面。书中还特别选择了些乾隆做皇子以及当皇帝时所写的文章。希望通过此书，能使读者接触一下一个真切的乾隆，能引起读者对乾隆及其时代的兴趣。

革命烈士

简介

董建中，男，汉族，1923年生于云南省峨山县董家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在双江镇读小学，1940年考入峨山县初级中学第三班读书，1944年考入昆明五华中学读高中。1946年8月随董治安、董子健回峨山中学任教，1947年2月在峨山中学加入“民青”组织，随后与李长旺等同志一起被派往甸中，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初，董治安又以峨山县教育局长的身份，推荐董建中和施致宽、周鸿鸣、周鸿道到谧安乡(现大龙潭乡一带)中心小学任教，其任务是以教书作掩护，开展谧安乡的地下革命工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学不久，接到上级组织的通知，要求董建中和施致宽返回峨山中学。

革命工作

1948年4月，董子健和李德明介绍董建中和施致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建中在谧安乡工作了近一年，在董建中的带领下，教师们对学生尽心尽责，在教学上踏实认真，学生进步较快，教学效果突出，还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家长满意，深受村民们的称赞，在教好学生的基础上，董建中和教师们，利用课余时间，以走访学生家长为名，深入山村各寨，广交朋友，了解和掌握当地情况，为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开展工作

1948年上半年，董建中和同志们掌握了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封建统治势力的结构和分布，封建统治层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和矛盾，以及他们对当地各族人民剥削压迫的方式和程度，针对施长永是该地区封建地主、当权者和土匪三位一体的人物，也是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与他斗争的策略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董建中他们能否在谧安乡站住脚，革命工作能否顺利开展。董建中提出麻痹上层，联系下层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聘请施长永兼任学校校长，利用周鸿鸣是县城地主子弟、大学生的身份与施长永打弟兄，利用施致宽与施长永是姨妹夫的关系加强工作，由于董建中他们全力以赴地办好学校，使施长永感到兼任校长得人心，地位也在抬高，他对董建中他们几位教师很满意也很放心。通过这些工作，董建中他们才放手开展访贫问苦，串连发动群众。鉴于各雪村是国民党乡公所驻地，也是施长永的老窝，他不仅控制着全乡的政治经济大权，还直接掌握着大部份武装，若一不小心惊动了施长永，革命活动就会遭到致命打击，董建中提议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把开展革命活动的工作重点放在双柏、易门、昆阳和峨山四县的交界处——矣他得一带。当时矣他得一带是昆阳的“飞来地”，昆阳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施长永又是隔县无权过问，加之当地人民又特别疾苦，对开展革命活动、建立革命武装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优势。

克服困难

董建中他们在谧安乡的革命活动，还有个阻力就是施永清。施永清是副乡长和国民党的区乡部书记，此人虽作恶不多，政治上极为反动。随着董建中他们的革命活动日趋频繁，引起了施永清的注意，受到他越来越多的监视。为了消除这个危险，董建中了解到施永清对施长永独呑大量敲诈勒索来的财物极为不满，并常发牢骚的情况，董建中他们充分利用这一矛盾，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促使施长永在一怒之下赶走了施永清，此后施长永也无心到乡公所管事，使谧安乡公所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为董建中他们放手发展革命武装提供了便利条件。

组织武装力量

谧安乡一带的革命工作，从1948年初至11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近300平方公里2万多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发展地下党员的工作，成立了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组建了有近300人枪的武装力量——自卫军民兵联防大队，建立了村人民政权，胜利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很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等到施长永发觉董建中他们的革命活动时，谧安乡的革命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使施长永不敢轻举妄动的势态，还规规矩矩地“借”出了他的全部武装。矣他得一带的游击区根据地，与峨山城郊的总果和甸中、昆阳的内九区、易门的汇川区、双柏的新街区等游击区连成了一片，后来成为峨山大队(滇中游击支队)进行反围剿迂回隐蔽，避开敌军主力追剿的安全地带。

艰苦朴素

1949年7月，董建中服从组织调动，到新平县扬武区工作，任区委书记兼区人民政府主席。到任后董建中深入基层，很快掌握了扬武的基本情况。有一次董建中下乡工作，草鞋穿烂了不能再穿，黑夜里赤脚行走了数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回到区政府时，双脚已是血迹斑斑，其中有个脚指头被石头砸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仍在往外流，只是用破布包扎一下，尽管他疼得直冒冷汗，但他忍着剧痛，坦然坐在火塘边和同志们谈笑风生。

扬武鲁奎山，是彝族聚居区，山高坡陡，交通十分困难，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有着和其他乡不同的特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压迫，地霸间的争斗，民族隔阂很深，工作难度较大，但经过半年的紧张工作，终于打开了工作局面。1950年2月，准备成立鲁奎山乡人民政府，庆祝会前夕区政府获得情报，土匪要趁开会之机，聚众破坏，阻止成立乡人民政权，董建中周密安排后毅然决定大会如期举行，要扩大宣传。开会那天，发动农会和妇女会上山参加庆祝，同时召集民兵加强武装戒备，还调区基干队上山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迫使匪徒暗中伸出的黑枪缩了回去，庆祝会顺利召开，五星红旗在鲁奎山寨飘扬。

征粮工作

1950年3月中旬，参加中共玉溪地委扩大会返回扬武的董建中，布置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征粮工作，征粮工作迅速开展。1950年4月29日下午2点多钟，丁苴乡的征粮干部跑回区政府，报告了丁苴发生土匪暴乱，相继又得到新平县城也发生土匪暴乱的消息。董建中感到局势十分严重，由于区武装力量分散在各乡征粮，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他当即作出决定，通知工作队返回区政府，宣布区政府进入战斗状态，全体干部战士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不得随便行动，外人不许进入，调集扬武镇民兵全部上阵守护粮食和各个栅子。

4月29日晚，刘光昭、李和祥、范家贵等先后返回区政府，李义宏、方明华、“小星”等未到，大家分析附近几个乡出事，扬武镇也可能出事，局势一下变得更紧张，有的同志提议趁黑夜撤出扬武，或作好发生匪乱立即撤出的准备。此刻，董建中认为党把扬武交给他们，岂可不战而走，拱手把区政府和征收的公粮让给敌人，在他的动员和鼓舞下，大家将水缸装满水，四壁增挖了枪眼，为战斗作好准备。

反击土匪

4月30日天刚发白，在房顶上值岗的李和祥正在观察，突然打来一枪，子弹擦着他的头顶打在瓦块上，紧接着枪声、铓锣声、吼叫声响成一片，土匪裹胁着被欺骗和受胁迫的村民，从赵米克方向蜂涌而下，300多人向扬武区政府发动了进攻。扬武区政府仅51名干部战士，其中8名干部，36名基干队员，2名民兵，3名乡干部和2名通讯员，干部只有手枪，战士只有步枪和几枚手榴弹，董建中镇定自若，作了战斗布置：“姜守廉、温富新守房顶，李应元守后楼，张国清守西大楼，李仰吉守东大楼，张文辉守后门，范家贵守大门。”发觉敌从大门主攻后，调在房顶指挥的李和祥来守大门和围墙。坚守扬武区政府的干部战士顶住了土匪的一次又一次猖狂进攻，土匪的枪弹、石头、砖块像雨点般一阵又一阵地砸向区政府，使区政府内铺满了一地碎瓦片、砖块和石头。土匪攻不下，便拾柴放火烧区政府大门，被李和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用水浇灭，使烧焦的大门仍被区政府干部战士守住。久攻不下的土匪采取了政治攻势，甚至喊出战士的名字，威胁说如果不出来投降，他们进来要掏他的肠子、挖他的心肝。还把被俘的区武装股长方明华拖到区政府门前劝降，方明华英勇地喊到：“同志们，不要管我，你们要坚持到底，快开枪，打垮土匪!……”恼羞成怒的土匪向方明华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方明华光荣牺牲。董建中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在危急时最可怕的是思想动摇，如果内部发生反水，土匪里应外合，坚守将前功尽弃，随即安排刘光昭和叶兆玉负责后勤，联络和思想工作，使战士们没有一个动摇，没有一个后退，而是用猛烈的枪弹回答了土匪。

10点左右，董建中被土匪扔进的手榴弹炸成重伤，他把指挥权交给区委委员李培鑫。董建中躺下后认真分析了情况，与叶兆玉交换了意见，他觉得多数迫于土匪淫威的村民是不敢自己跑掉的，新平县城可能是出事了，因此不会有力量来支援扬武。匪患峨山方面不会超过化念，元江方面不会超过青龙，扬武土匪暴乱的消息传出去到部队来支援，最快也是3天以后的事情，而扬武区政府的粮食仅能维持2天，弹药也很有限，基干队员和民兵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看来必须突围。突围方向应选罗里(因磨盘乡29日已出事，鲁奎乡也不可能平定，罗里过去有过一支较强的武工队，工作扎实，群众基础好)，退到罗里可以站住脚和敌人周旋，待与上级取得联系后，条件成熟再打回扬武。下午2点多钟，分咐叶兆玉通知李培鑫、李和祥、刘光昭召开一个紧急会，各岗位坚持战斗。会上统一了思想，决定坚守到天黑组织突围，李培鑫和李和祥负责打开突破口，董建中亲自拟定了突围行动步骤。

牺牲

但遗憾的是扬武区政府的干部战士未能坚持到天黑，狡猾的土匪觉察到了后围墙难以守住的弱点。土匪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在后围墙上挖开了一个大洞，钻过来冲破了小后门……扬武区政府的干部战士仓促按预定方向突围，土匪发觉后迅速从四面包围了突围队伍。李培鑫头部中弹，壮烈牺牲，突围队伍被冲散，董建中隐藏在路沟边的草丛中。傍晚，土匪们向他藏身处走来，董建中开枪击毙了第一个土匪后，土匪立即散开包围了他，董建中顽强抗击后身中数枪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大同矿务局党校副教授

1956年12月生，山西沁源人，大同矿务局党校专业基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3年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治专业本科毕业。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管理基础理论。主要著作；《新编政治经济学》（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合著）、《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合著）。主要论文：《论课堂教学评估标准》发表于1988年3月8日《山西党校报》；《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表于1989年5月26日《山西党校报》；《加快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发表于1992年6月 25日《山西党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