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托扬(Dan Stoian,1919.11.13～)，二战期间罗马尼亚空军，轰炸机／远程侦察机飞行员。住在布加勒斯特。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日，生于雅西〔Iasi〕。后来去切尔纳乌迪〔Cernauti〕的军事中学，最后又回到雅西学习。对航空的兴趣始于九岁时。其继父是尼古拉耶·拉度卡内斯库〔Nicolae Raducanescu〕 上校。

所在部队

飞行及战绩

战争插曲

丹·斯托扬生平自述

所在部队

·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 一九四三年　八月　十五日：第六轰炸机大队

·　一九四三年八月　十五日 ～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轰炸机大队

·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 一九四五年　五月　十二日：第二远程侦察中队

飞行及战绩

空中飞行：

一百三十六次〔轰炸〕＋十一次〔远程侦察〕

空战战绩：

一架

获奖〔仅列主要的〕：

·　优异航空勋章〔"Virtutea Aeronautica" Order〕，骑士级两杠

·　一级铁十字勋章

战争插曲

空军少尉丹·斯托扬的第十八次任务是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轰炸贾科沃〔Djiakovo〕地区的摩托化纵队和部队集结地。编队有五架Ｊｕ－８８Ａ－４，由德国联络官埃里希·科恩布鲁姆〔Erich Kornblum〕中尉指挥，在早晨起飞。他们与计划中的护航战斗机会合，二十分钟后到达目标上空。他们进入俯冲，投弹。所有炸弹都直接命中。他们在一千米高度脱离。少尉丹·斯托扬惊讶地发现高射炮没有对他们射击，马上他就知道为什么了。两架雅克战斗机从左侧向他们冲下来，轰炸机群的所有机枪一起向苏机开火，不久，机舱里就充满了烟和发射药的味道，因此斯托扬只得打开一扇侧窗。编队队形非常紧凑，很容易集中火力对付雅克机，后者正一前一后进入攻击。一架苏机被击中开始坠落，另一架攻击了斯托扬的轰炸机，有几秒钟，他看到曳光弹就在旁边飞过，直到轰炸机的射击停止，他听到观察员吉乌伽〔Giurgea〕少尉叫道： “我们打中它了！”接着他看到雅克机燃烧着往下掉。整个过程只历时三～四分钟，但却象过了几个小时。当回到基地后，他们做了一次编队低空通场。接着，当天宣称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丹·斯托扬少尉和扬内斯库〔Ionescu〕少尉摇动机翼，再次通场，就象战斗机那样。

丹·斯托扬生平自述

我是空军上校丹·斯托扬，战争期间的Ｊｕ－８８飞行员。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日，我生于雅西〔Iasi〕。我最初在那儿上学，后来去切尔纳乌迪〔Cernauti〕的军事中学，最后又回到雅西学习。我对航空的兴趣始于九岁时。我的继父，尼古拉耶·拉度卡内斯库〔Nicolae Raducanescu〕 上校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期间在泰库奇〔Tecuci〕的飞行学校，他遇到了我母亲并要求她嫁给他，我母亲要他在她和飞机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他放弃了航空转回步兵部队，但保留了对飞行的热爱。

在雅西有一支飞行部队，他去拜访以前同事的时候也带着我。当时我九或十岁。五月十日〔罗马尼亚君主制时期的国庆日〕有一个检阅，他们邀请我父亲与他们一起飞，我抓住时机说：“带上我！带上我！”他一开始反对，但由于飞行员的坚持同意了。当然飞行服和飞行帽不合身。我戴了一顶无舌帽。母亲知道我们去机场，曾告戒父亲：“尼库尔，不要带他上飞机！”但我们忽略了这个，我飞上了天，并且喜欢极了。当我们下飞机时，父亲对我说：“这事不要告诉你母亲！”“一定，父亲！”到家后，母亲问：“那么，你们做了些什么呢？”父亲回答：“我在雅西上空编队飞行，如此等等……”但母亲发现我的无舌帽的边破了，“你对它做了什么？”“啊，妈妈，有一阵大风！”“什么样的？今天没有风！你飞了！”原来飞行时我紧抓着帽子怕它掉了！

后来，我母亲却变得非常高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如此痴迷于航空和航空模型，以致于既不去踢足球，也不去追女孩子。我很少踢足球。但我喜欢制作模型，其中一些甚至可以飞。

我读完了军事高中，在那儿我有份奖学金，因此食宿、书什么的都是免费的，但我必须接着上军校。当我告诉母亲我想成为一个飞行员后，她几近崩溃：“还不如在你小时候就杀了你！这么多年把你拉扯大你竟然想死在一架飞机里！？”“不会那么死的，妈妈！”但她就是不答应。然而在争吵时她说让我去其他任何地方，因此我乘机说：“我要加入海军，”那是我第二喜欢的。“很好，我会签同意书的。”那时，成人年龄是二十一岁，我只有十九或二十岁，因此需要家长的同意。我独自去康斯坦察参加考试，因为这么多年的军事高中生活使我能够照顾自己。我父母去度假了。我有钱且没有去过康斯坦察，我在那儿呆了一阵子，没有去参加考试。我回家时瘦了，因为我把大部分钱花在海滩上玩乐了。“你怎么样了？”“我没有通过体检。”我母亲很满意：“看看！你还想参加空军！”两三星期后，我父母收到了高中的一纸通知：“由于你的儿子没有报考任何军校，你们必须支付奖学金和已付款的差额部分。”那有超过十万列伊，相当于一栋房子的钱！“我们上哪儿去搞这么多钱？”我知道航空学校在秋季总有第二次考试，因为名额不满。“别担心！我会通过秋季考试的。”自然我母亲别无选择，只能签了同意书。我报了名通过了考试，从此航空生涯开始了。

一九三九年，我从军事高中毕业，进入布加勒斯特的空军军官学校，在科特罗切尼〔Cotroceni〕附近。 这栋建筑一两年前被拆掉了。一开始我们上理论课，一九四○年春我们开始在奥托佩尼〔Otopeni〕机场进行飞行。 我飞的第一架飞机是优秀的弗里特〔Fleet〕Ｆ－１０Ｇ，很容易操纵， 但一开始我却想我永远也学不会。我们用她做所有的飞行特技，接着获得了战斗飞行员执照，但却是在一架“老家伙”上：已经快要退役的波泰〔Potez〕 －２５。不管怎样，一九四一年我取得了执照。五月十日我们毕业，都获得少尉军衔。接着是在布拉索夫〔Brasov〕的飞行技术提高学校〔Piloting Improvement School〕， 那儿我们再次飞单发飞机：ＩＡＲ－２７，一种轻型的转换飞机，接着是纳尔迪〔Nardi〕ＦＮ－３０５，一种非常好的特技飞机。 机种部队〔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等〕的选择在稍后进行：通过一个严格的特技飞行项目由一个在机场的委员会确定。特技飞行项目包括一个快速滚转，要求在原来方向结束且不失高度。纳尔迪的操纵性很好飞行员必须在转到四分之一以前做出停止滚转的操作。或许我操作得慢了一点，飞机没有在同一方向改出。因此我飞回来重新做了两次通场，这次成功了。当我降落后，在场的人告诉我：“傻瓜，你干吗又做两次？委员会的人根本就没有再看你。”委员会的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我飞得不很正确，我想飞得完美。”“好，有责任心！去轰炸机部队！”虽然我曾经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但最终到了轰炸机部队。然而后来这就对我无关紧要了，因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也需要足够多的技术知识。

九月我们开始轰炸机课程。双发机学校也在布拉索夫，由空军上尉米哈伊·巴夫洛斯齐〔Mihail Pavloschi〕领导。我从Ｆｗ－５８开始飞，我要说这是种不错的飞机。她有着当时所有的现代设备：可收放起落架、襟翼、自动驾驶、无线电导航等等。这是我们初学者的飞机，但她不是作战飞机，只是教练机。最大速度只有二百～二百二十公里／小时。接着是真的轰炸机：一九四二年冬在济利斯塔－布绍〔Zilistea-Buzau〕机场的ＪＲＳ－７９Ｂ，我在萨伏亚飞机〔ＪＲＳ－７９Ｂ是意大利ＳＭ．７９的罗马尼亚编号——汉译者注〕上获得了轰炸机飞行员执照。接着是在波贝斯蒂－莱奥德尼〔Popesti-Leordeni〕零能见度飞行学校。我们飞有相应设备的Ｆｗ－５８和Ｈｅ－１１１，而萨伏亚机则没有。一九四三年春我完成了学习，可以上前线了。

我们被派到敖得萨的一所俯冲轰炸机学校，那儿有德国教员和飞机：Ｊｕ－８８Ａ－４。我爬进去后的第一印象是：与宽大的如同“仓库”的萨伏亚〔你可以从一头散步到另一头〕相比，该机非常狭窄。但当我飞了后，我爱上了她。她十分适合我。驾驶舱考虑得很周到，仪表分门别类地布置：发动机、导航、等等。但是狭窄，我们四个非常拥挤。我在左边位置，观察员坐右边，与我背靠背的是无线电员，同时也负责一挺机枪，后排的右面还有一挺机枪，需要时由观察员操纵。俯卧姿势的射击手在我们的下面。

关于她的强有力的发动机还有个有趣的插曲。每台一千二百五十马力，共二千五百马力。两副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同，因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扭矩，使飞机有左转的趋势。两个油门杆〔每台发动机一个〕都在飞行员的左侧。起飞的要领是，左油门杆要推到最大，而右油门杆则只能５０％。当飞机加速后，就可以使用方向舵了，于是要慢慢地前推右油门杆。我们的一个同志并不能完全弄懂这个技巧，他可能并不适合飞此类飞机：他就是吉尔盖·斯坦库莱斯库〔Gheorghe Stanculescu〕，我们管他叫“中年人法内”〔nea Fane〕。他可以吹嘘自己毁了三架飞机，在二十四小时内！

Ｊｕ－８８Ａ－４没有双重驾驶系统，学员与教官一起爬进飞机，教官做一两次示范。打个比方，我就坐在观察员的位置。教官再次强调了如何正确使用油门杆，然后起飞，绕机场盘旋几圈降落。他再问我是否懂了，然后下了飞机，留下我自己。唯一和我一起“遭罪”的是一名机械师，他的任务是在操作失灵时用手放下起落架。这要靠一个液压泵〔要压约二百下〕。他告诉我：“您，长官，可能因自己的失误丧命，但我为什么要遭这个罪？”

教官指示：“起飞。”感觉自信的我于是起飞了，做完所有要求的动作后降落。当轮到中年人法内时，他没有能做出正确的操作，可能是太激动了，他以一百五十公里／小时的速度冲离了跑道。飞机损毁了。我们与消防车和救护车一起赶到失事地点。中年人法内红着脸，已经从紧急出口爬出了飞机。德国人问：“怎么回事？”“我油门杆操作错了！”我们回到机库，他上了另一架飞机，开始起飞，但在同一地点又出事了。此时前一架受损飞机已经搬去修理。“你明白发生了什么吗？”“是。”“不是你的错，因为你是一个好飞行员，已经学了这么多，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认识到在第一次事故后你太激动了。去好好睡上一晚，明天早上你第一个飞。”第二天，他上了Ｊｕ－８８，完全相同的事又发生了。

后来，在齐奥塞斯库时期，有一次我们被要求写些有趣的故事。我写了一篇，题目是“中年人法内是如何破坏德国战争机器的”。我的错误是没有先征询他的意见。文章不错，但他因此而非常不快。

当我们对Ｊｕ－８８的操控熟练后，我们开始做真正的俯冲〔毕竟是所俯冲轰炸机学校〕。这些俯冲是半自动完成的。飞行员座椅左边有个按钮，给出指令进入俯冲。尾翼面偏转成负偏角，飞机进入七十度俯冲。要改出俯冲你必须按操纵杆上的按钮投下炸弹并使尾翼面复位。改出过程非常不舒服。你被巨大的力推到座椅上，必须紧紧抓住操纵杆，因为如果滑落了，你再也没有机会抓住它了。有些人说他们会暂时失明，但我没有。当飞机俯冲时，俯冲减速板也自动放下。收起时必须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与前面说的进入俯冲的按钮完全一样，而且在它的附近。这也是一起可怕的事故的原因。我们在敖得萨的学校时，尼古拉耶·萨日吉〔Nicolae Sarghie〕是飞行员， 和他一起飞的还有米尔查·瓦西里乌〔Mircea Vasiliu〕。他做俯冲接着改出，在改出时Ｊｕ－８８掉了约八百米的高度。我们的俯冲高度范围从三、四千米到一千五百米，因此还留下了七、八百米。我们猜测他错误地按了俯冲按钮而不是另一个〔指收起俯冲减速板的按钮〕，飞机再次俯冲，他再也没有时间做什么了，飞机直撞到地面。他是我的室友，出事后，我冲到离机场不远的坠毁地点。飞机已插入地里，我都看不见发动机了，机翼折断了。他们只找到一根手指还是一只耳朵。

晚上我做了个梦，他们都在里面。他们对我说：“跟我们来！这儿真不错！”“见鬼去吧！我才不来！”第二天，我为这个梦困扰，但还是又飞了。我做了两次俯冲，在做第三次时，右发动机发生故障，我只能关了它，改出俯冲。由于激动，我忘了收起俯冲减速板。理论上，飞机可以毫无问题地用一台发动机飞行，但我很困惑怎么速度这么低：二百二十～二百三十公里／小时。因此我绝望地开始降落，但从跑道相反的方向。与此同时，一架Ｊｕ－５２也正在降落，从正常的方向。因此飞行控制人员打出了红色信号弹，命令我重飞。我将左油门推到最大，眼睛紧紧盯着仪表小心翼翼地转向以一百八十公里／小时开始降落。速度很低飞机马上在跑道上停下。这时我才看到指针显示俯冲减速板需要伸起，才明白怎么回事：“上帝啊，我做了件多么傻的事！”由于激动，随机的机械师已经呼吸困难了。

我收起减速板，重启发动机，将飞机开进机库。在那儿教官说：“你为什么将减速板一直放下？”“我忘了。”“你意识到你很可能会死吗？”“是的。”“为此我必须惩罚你，但也同时要祝贺你。你是我知道的唯一放下减速板而且只凭一台发动机降落的人！你非常好地操纵了飞机！”那就是俯冲轰炸机学校。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急切地想让我们上前线，我们没有投过任何实弹，也没有练习过编队飞行，后者对防御战斗机非常重要。

我们开始在第六轰炸机大队编制内作战。我很好地记得我的第一次任务。我们去轰炸亚速〔Azov〕港，天气非常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港口和船只。我们脚下的有机玻璃上有一些用于轰炸的红色条子，提示我们开始俯冲的时间。接着我放低轰炸瞄准具，上面有一根闪光条〔我们管它叫“信念之线”〕，一个带网格的圆圈，以及被叫做“领结”的，实际上是两个相对的箭头。当“领结”位于目标上时，我就要投放炸弹。与次同时，观察员告诉我高度。我们开始俯冲，在一千五百米投弹，改出，还有，因为我喜欢摄影，我想拍下轰炸的效果。我的后面是一架战斗机，其飞行员是巴祖·堪塔库吉诺〔Bazu Cantacuzino，罗马尼亚二战头号王牌，五十六架证实的战果，还有十三架可能击落——汉译注〕，他示意我离开编队是很危险的。这是我的第一次轰炸。接着还有更多的。我总共执行了一百三十六次轰炸任务〔还有十一次远程侦察任务〕，载弹量是两吨，你可以算出我投下了二百五十吨炸弹，在东线还有西线〔指一九四四年八月后罗马尼亚对德匈作战——汉译注〕，我都搞定了。

有时我对下一次飞行会有不祥之感，尤其是第二十五、五十和七十五次任务。最终我意识到我能完成好。

但我失去了许多同志，你可以想象我的感受，有一次在俄国执行任务时，在巴尔肖伊·托克马克〔Balshoy Tokmak〕，一个防御很好的目标，编队中我们前面的那架飞机就在我们面前凌空爆炸。炸得粉碎！这就是丹·本·卡拉库〔Dem Ben Carac〕事件了。

我没有看见高射炮开火，但可能是高射炮，也可能是其中一颗炸弹的电子引信的误激发。那一刻我呆住了！当时有一个谣言说俄国人有一种“死光”，某种天线发出可以使炸弹在飞机内爆炸。因此我四下环顾，看谁是下一个倒霉蛋。但什么也没有再发生。

当我们去轰炸敌人战线后很远的目标时，战斗机无法全程护航。他们一般只送到战线上空就返回了。我们回来时他们或别的战斗机也在那儿等。我们到达目标前，苏联战斗机攻击了我们。我们收紧队形，开始射击。当高射炮朝我们开火时，苏联战斗机飞走了。这是关键时刻，因为我必须飞得非常平而且要保持速度不变，直到进入俯冲。一般来说苏联高射炮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我们此时就象活靶子。当我们进入俯冲后，高射炮就没有什么用了。我看见高射炮弹在左边或在右边爆炸，投弹，改出。当我们离开高射炮射程后，苏联战斗机又来了。

我的右起落架被击中。一般，飞机被攻击后，所有乘员就检查飞机主要部分是否完好。我飞回机场，放下起落架。绿灯亮了，表明起落架没有放出。我们的高度是二百米，我问在下面的机枪手是否看见起落架他回答我一切完好。我想可能信号灯接触不好，我们着了地，时速一百八十到一百五十，机翼还在飞机上，一切ＯＫ。接着飞机斜向右侧，我无能为力。机翼变形，但并非不可修复。重要的是我们都活着。

另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运气。一次我们执行任务时，遭到后面的攻击。观察员移到了后排的无线电员边上〔操纵另一挺机枪回击〕。突然一架战斗机转向从前方攻击我们，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我向右侧身到观察员的机枪并开枪吓唬他并干扰他准确射击。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摆脱后回到机场。机械师们来了，象往常一样，我告诉他们哪些要修理。他们中的一个问我：“长官，您没有负伤吗？”“没有！”“那么，看这儿！”我的罩衫上就在心脏的位置有一个洞，我把手伸进去，以为会满手是血，但什么也没有。后来我才明白：我身体侧斜时撑开了衣服，我发现了穿透风挡留在座椅的装甲板里的子弹。当我坐回原来的地方时，衣服也回归原形，而这个弹洞就在我的心脏附近。我取出子弹并留着它。

八月二十三日前，有种不自然的情形。我父亲在前线，在奥尔黑〔Orhei〕 的第十三步兵团〔属第十四步兵师〕任营长。当四月苏联攻势被遏止后我们几次轰炸了这个地区。但随着接近八月二十三日，有一个月我们一次任务也没有。似乎前线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父亲不时给我送消息：“俄国人正在集结部队和坦克，而你们却什么也不做。怎么啦？”我猜测，一个月以前政变就在准备了，因为我们乐于看到苏联集结部队而不施以轰炸。

八月二十日，〔苏联的〕攻势开始了。坦克和军车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扬起很高的沙尘使我们无法看见目标。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我们进行了轰炸，但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在撤退。八月二十三日，对苏军的最后一次行动是轰炸瓦斯卢伊〔Vaslui〕附近的内格雷斯蒂〔Negresti〕的坦克纵队。我们随后在伊维斯蒂〔Ivesti〕降落。我们接到命令带上所有能带的东西撤到岑德雷伊〔Tandarei〕。我们加了油，带上机械师和他们的工具飞往岑德雷伊。德国联络官也来了，想说服我们站在他们一边继续战斗。我们回答他我们听从国王陛下和罗马尼亚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拒绝了他。他有些恼怒地回到自己的飞机飞走了。你知道我们是朋友，几个月来互相了解。我们一起飞行。他起飞后，有两个白痴用机枪向他射击，但没有打中。我告诉他们：“聪明人，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有炸弹的话，会把我们都炸死的？！”那个德国人上升高度后，回转来朝我们俯冲了一下。那一刻我们僵住了，因为我们以为他会投弹了。他没有投下任何东西，摇动机翼道别，飞走了。

在西线我们主要是为特兰西瓦尼亚而战，但我们对俄军的态度非常恼火，并非常在意。他们偷我们的汽车。因此我们在卡车上装上机枪，士兵们在被苏军阻拦时可以开火。那时我们从米什科尔茨〔Miskolc，现在属匈牙利〕和兹沃伦〔Zwolen，属捷克〕起飞执行任务，五月九日时我们到达皮耶什佳尼〔Piestany，属捷克〕。每个人都在庆祝，人们发射高射炮和小型武器。我与一个朋友克拉琼·萨拉扬〔Craciun Salajan，现在在美国〕 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因此没有在和平到来的第一天“牺牲”。

第二天，五月十日，我们被召回机场，因为要飞更多的任务和轰炸弗拉索夫的军队，他们继续战斗到十二日。其中一些人设法跑到美国人那里逃脱了。因此对我们来说，战争十二日结束。

后来我们回国，一九四七年我被赶出了军队，因为我曾对苏军作战，并且不赞成外国并吞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我几乎流落街头。最后我找到了一份拖拉机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