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之有志久矣，据记载，早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至少有九部：《义乌图经》、郑安平元丰《义乌志》、黄应-咸淳《义乌续志》、亦璘真修黄溍等纂《义乌县志》七卷、刘同修、朱肇纂《义乌县志》十四卷、郑茂林等修纂隆庆《义乌县志》，以上诸志均佚。存世仅有周世英修吴从周等纂万历《义乌县志》二十卷，熊人霖修纂崇祯《义乌县志》，前者为残本，后者日本内阁文库有刻本，国内仅山东安丘有藏刻本。康熙十二年于涟修纂《义乌县志》，稿本未刊。康熙三十一年王廷曾修纂《义乌县志》二十卷，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国内仅复旦大学有完整藏本，天津、天一阁为残本，上海图书馆为胶卷本。义乌市志办将万历、崇祯、康熙三十一年的《义乌县志》重新影印刊行，这是很有意义的。现我阅读康熙三十一年《义乌县志》后谈点体会。

康熙《义乌县志》盖有慈溪冯可镛藏书印，白文；蛟川方义路正甫氏所藏金石书画之印，朱文；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白文；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新影印本卷首有吴格2006年写《重印康熙义乌县志序》，较详细评介了该志的源流，价值等。认为“具有体例严整，内容丰富之特色，……史料丰赡”。义乌市志办高瞻远瞩从文化建设与旧志的学术价值着眼，化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先后重影印了万历、崇祯、康熙三十一年等三部县志。崇祯志是国内孤本，该志历经磨难，400年后回到故里，值得庆幸，估计是清初顺治间任义乌知县的山东安丘人孙家栋离职时带回老家去，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在安丘发现，经多方协调，始得以原貌影印重现人间。正如市委书记楼国华，市长吴时荣所说：“(它)是义乌古老文明深厚积淀的一种重要标志，也是当今弘扬义乌精神，建设文化名城的厚重基石。”康熙志遵循万历崇祯志的体例，更完备地记载了义乌县情，补充了从崇祯到康熙间50余年的资料，可以说该志是义乌县志中的优本，值得好好检读。嘉庆县志评曰：“公(指修纂者王廷曾)为订讹补缺，卓有成书。”(卷九《宦绩》)王廷曾于康熙二十七年任知县(雍正《浙江通志》卷253，误以为“壬申(康熙三十一年)知县韩慧基修”，文按：韩任知县为雍正四年，次年修志)，康熙三十年修，次年刻刊，他赓续了前志内容和当地名人文献，并加以考订补正，自述：“要使无一事之不确，无一善之不彰，无一词之不信，无一字之不饬。”有王廷曾序。他还立了《凡例》20条，以规范修纂的体例，该《凡例》对今之修志也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细观该志内容，基本上遵循了《凡例》的原则，所以该志质量上乘。检读之后，有以下几点体会(侧重于史志的存史角度来谈)：

该志卷首先保留旧序13篇，这对于研究旧志是有意义的。录有黄溍《义乌志》序、朱肇正统志序、因二志已佚，这二序就更有价值了。万历志存本今仅有周士英、吴大缵二序。缺三序：即谌廷锦残序，虞德华、许弘纲未录，后三序幸赖康熙志得以保存下来。崇祯志有熊人霖、金世俊、虞国镇三序。康熙十二年《义乌县志》未刊，康熙三十一年《义乌县志》(下简称康熙志即指此)收录了童楷、于涟、常光裕三序。还要注意到卷十《宦迹》保存了汪道昆、周士英、熊人霖、孙家栋等地方官的资料。周士英为官清正，“下车问民疾苦，亲课农桑，……详利病，志邑乘踈略，与士大夫讨论分类别目五阅月而成书，今之丙申志。”熊人霖修纂崇祯志。孙家栋对保存崇祯志有一定贡献(不论他主观动机如何)，他生平不详。该志卷十记曰：“字隆吉，山东安丘人，顺治戊戌进士，以精明强固之才，秉恺悌慈祥之性，操严冰檗，暑不盖冬不围，风味不改，齑盐而舞文者必黜，遇豪健则厉创之，邑有官儒民户逋或作完，完或作逋，按里清之，值清丈水冲沙塞，尽为豁免，亦无隐占无重号。谳牍满案-(决)如霹雳，而役无下鄊即上官胥徒亦无轻假。季必试士，所拔尤者礼接之，然数见则加苛责。先师庙及庑圯，属教谕徐弘彰董新之。又严饮射，崇有德釐保甲以剔主窝，初不无谤，-(-、小鹿)裘者继乃歌谁嗣焉。任历十载，督抚二台荐为治行第一。……”

该志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如卷七《贡税》中有关门摊税的记载：“……明初县课钞置税课局，领以大使，令商贾三十税一，有岁办诸色课程并商税课程，以巡拦收之，季终输钞于官，及民间田宅券给契尾而收其税。其后钞虚价贱，诸收钞者多依原价收银，惟课程收钞如故，续钞壅不行，降低时价折银，视原价不及什之一。嘉靖间因计该局官吏岁廪之费反逾收税之数，革去官吏附县带办，又以巡拦所至骚扰罢之，即以役银抵纳课局，岁有剩，银课反岁增。”这对研究明代商税的演变很有价值，知道县级税课局收商业门摊税率标准、收税机构、收钞或收银的演变，以及税收对商民的骚扰等，记载得一清二楚。

如卷八《民兵》所附《丐俗》，对研究堕民制度很有用处，说明堕民制度不仅在绍兴、湖州一带存在，而在金华义乌浦江等也存在。《丐俗》：“丐俗起宋焦赞，堕民府之各邑，邑之八乡皆有之，居自为闾，短衣肩舆以食其力，而嫁娶红轿给利市，公家差遣轮均承应主顾，向有定门专行，非类徭役，工银有数，站银有例，利市亦禁多索，承应亦皆现支，男业灶糖，妇趋婚婢，会稽有风俗考，浦江有存据之碑定制之刻。国朝康熙二十年八月丐以兜差推八里为词，庠士辈公称谓里役乃照粮派值，丐舆乃专利应差，倘丐欲以差推民，民岂能不舆兼丐，第加意节省，按程给发，不致偏滥可也。”

如卷十五《列女》：“叶氏凤娘曹鲲妻，鲲自休宁至邑为小贾而贫。”说明徽商也有迁徙至义乌经商，融入当地社会。

该志对研究人口史、抗倭史有特殊的价值，虽然该志是抄录于万历、崇祯两志有关资料，但已有增删补订，值得重视。

义乌本是山区县份，耕地仅占十之三，据李鹤鸣《义乌县丁田实征序》：“其间可亩畎耕稼地复不能十之三，无美材嘉果之差，无佃渔薮泽之利，无商贾工巧器服之资料，士女长少与夫老独废疾者聚食之口不啻余十万数，然公家之赋以及其所自宾祭吉凶日用人道之不可缺者，固不能越境取足焉。是以其俗深思而虑远相尚，俭啬以务蓄积，虽逢不虞，罔或匮念。弘治成化前犹租鲜，诡田庸寡隐丁，殷丰简质见称易治，迨正德年逆竖干纪，歛集调发不经不时忽更华侈以菑变，公私并迫，入不副(敷)出，计日艰黠算渐通，由是飞田洒米漏丁省户之弊竞作矣。”但是由于嘉靖间矿事发生和戚继光至义乌募兵，该县以勇武多兵著称，人口大量流徙。卷二《山水》：“乌民因以勇武称，而兵事之累亦自此始。”卷八《民兵》：“嗣后酿成厉阶父不得恤其子，兄不得顾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历年来散于北边，散于闽广者，几数万众。倭平而生还者十无二三，民方救死扶伤之不暇，而复重之以檄名之纷纷。……自嘉靖四十一年以至隆庆五年，共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丁。……万历九年户口仅存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丁，反而亏失原额，比十九年定图报丁登记充足额数，而各里以人丁虚耗纷纷控告不下数百辈。”

抗倭的主力戚家军是由义乌兵组成，戚继光亲至义乌在知县赵大河支持、协助下招募了4000人。在戚继光的严格组训下培养了如陈大成、王如龙、陈子銮、童子明、叶大正、龚子敬、朱珏、丁茂、李无咎等一大批将领，他们屡建奇功，有的长期御边北戍。卷十四《武功》：“陈大成辈始于平矿，继以破倭，而戚武壮推义士为天下最。”戚家军如同岳家军声威震寰宇，“乌武勇之名甲于天下，而南御倭北御虏，尽召乌兵矣。”(崇祯《义乌县志》卷十六《人物传·武功》)平倭御虏中义乌人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生还者十无二三。”(万历《义乌县志》卷八《民兵》)也有的长期居住于北边或闽粤等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义乌兵返回故乡时，还把外地的生产技术和市场讯息带回来，他们一部分人不再从事农耕，改种蔗麻，熬糖以小商小贩身份从事商贸活动，“鸡毛换糖”最初就是始于他们。这一传统延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义乌人敢闯市场，以“敲糖帮”著称，义乌小商品市场著称于世，究其渊源当溯自明代的戚家军中的义乌兵。无疑研究义乌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都离不开万历崇祯康熙三朝的县志，尤以“史料丰赡”(吴格序)见称的康熙志。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方志爱好者，我也很感谢义乌市志办吴潮海、傅健等先生影印了上述诸志，嘉惠学林，其功不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