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背景(贡献 天灾人祸)

冤案("政治大革命" 迫害 消极影响)

平反

简介

许张冤案即发生在镇原的“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重大冤案。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镇原人民一向是倾其所有支援前线；解放后，也一直是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到，这竟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的错觉，下达的征购任务一直偏重，最终酿成了一起重大冤案。1958年，在甘肃省镇原县出现了一起人为制造的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重大冤案。冤案的制造者践踏党的组织原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其株连之广，手法之狠，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根据当年保存下来的不完整资料，就此冤案的始末整理成文，希望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能够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背景

贡献

镇原县是半老区，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新城、平泉、湫池、南川、城关、临泾、孟坝、太平等乡镇；10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武沟、马渠、三岔、殷家城等乡镇。1936年夏季，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县北部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1937年初，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半年时间，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镇原人民为支援红军做出了巨大贡献。镇原县自1940年建立革命政权以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党的组织力量是坚强的，干部队伍是整齐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新中国成立后，镇原县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也曾多次为省、地领导所肯定。

天灾人祸

镇原县自然条件差，人民生活历来贫困，每遇灾年就闹饥荒。但是，由于广大群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镇原人民一向是倾其所有支援前线；解放后，也一直是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到，这竟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的错觉，下达的征购任务一直偏重。实行统购统销后，年年都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 43.6%。

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经过深入调查、测算，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经反复研究，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1957年因灾减产后，有的人因断粮外出逃荒；有的人宰杀小猪、小狗、小猫、母猪甚至耕畜，用来充饥；有的人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上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尚欠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春季，省、地领导曾多次到镇原调查，肯定了严重缺粮的事实，不断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5月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平凉专区多数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粮食问题反映的是政治斗争问题的观点，但仍决定先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然后再寻找问题的根源。

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字、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李正廷在会上要求县里尽快做好粮食供应工作，让群众安定下来，治病休养，恢复健康，恢复生产。这样，群众生活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农村面貌有所改观，生产逐步恢复正常。

冤案

"政治大革命"

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打乱了一切法律秩序。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把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置于革命的对立面。因此，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在工作组的操纵下，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违背组织原则，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主观臆断，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武警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也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重姓重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张沟大队有个社员到大队部要粮，问他姓名，回答"刘国章"，工作组负责人竟荒唐地说："刘关张!刘关张在三国时就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又来捣乱社会主义，给我抓起来!"此人吓得转身就跑，结果还是被抓进监狱，不多时即死在狱中，其老母亲也饿死了。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全部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3000多人。

镇原县从1937年建立党组织以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随着全国解放，一部分被抽调支援了新区，一部分在本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许、张冤案使他们无一幸免地遭到打击迫害。县委15名委员，有13名被批斗或逮捕；全县10名县级领导人，8名被批斗，2名被逮捕；57名科级干部，37名被批斗或逮捕，其余或被列为嫌疑，或被下放劳动，或自流无职了。全县被定或准备定为各类分子的干部32名。县人委机关只剩下一个科长和11名一般干部，提心吊胆地坚持工作，惶惶不可终日。

迫害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不仅在政治上被诬陷迫害，而且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除"反革命集团"成员外，当时工作组还以其他各种罪名批斗干部380名，处理了248名，其中逮捕劳教、管制的97名，监管13名，开除公职的59名，留用察看的46名，降职降级的33名。镇原县的干部队伍就这样被打散了。为了维持正常工作，不得不从外县"进口"干部。1958年冬，一次就从合水县调进科级干部25名。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消极影响

经过这番折腾，镇原干部队伍原来那种朴实无华、团结互助、爽直坦诚的良好风气没有了，变成了互相猜疑戒备，不讲实话，不报真情，见风使舵，苟且偷安。从思想、作风上也把干部队伍打垮了。

镇原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亲密无间、鱼水情深的关系，也被冤案的制造者彻底破坏了。到1958年底，全县除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外，还在社会上逮捕了1347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347人，批判斗争了2522人。随意扣粮扣饭、打骂批斗、体罚捆绑等等违法乱纪事件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逼迫群众趴驴粪、钻鸡窝、抱磨扇、拔胡子等污辱人格的做法。群众则一度把干部视为"特殊阶层"、"官老爷"，避而远之。在有些地方，群众吃一顿好饭，也要站岗放哨，惟恐干部看见。

镇原县内过去的国统区曾建立"两面政权"，依靠党的统战工作，不少国民党的保甲人员都是"外白内红"、"明国暗共"，从而使我方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但是，在制造许、张冤案过程中，也把一些长期与我们合作共事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推向敌对的位置，作为国民党留下来或派回来的反革命予以打击。对于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和国民党旧职人员，更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整治。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罗炳辉等首长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全国解放后，邹在陕西宝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民主人士刘慕黎和祁尚诚，都是党的老朋友。刘从抗战初期就与我党交往，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祁则是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人派遣，回镇原县组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其后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解放后，刘、祁二人均担任县人民代表、县人委委员，此次也都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逮捕关押，判处死刑(未批准执行)。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甚至荒谬地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发卡，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万眼，挖窖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尺、亩施肥200万斤、亩下籽180斤、亩产粮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被推荐出席全国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三岔大队支书贺宏涛还没有开完会，该大队的群众就没粮吃了，申请要回销粮。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再加上自然灾害，就造成人口死亡，劳力减少，牲畜数量下降。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平反

据说，这个冤案是1960年被谭震林副总理发觉，反映给了周恩来总理。当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省地县三级党委分别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决定复查"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一案，并于1961年1月12日释放了许国和等部分被关押判刑的人。

1961年春季，省农业厅厅长王世杰来镇原县调查，就此冤案向省委写了专题报告。省委责成平凉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甄别平反。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平凉地委于当年12月4日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年7月17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并指出："在这一错案中冤枉了许多好同志和好群众，给他们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这一错误的主要责任由省委承担，应该向许国和、张万寿同志承认错误，赔情道歉。"责成平凉地委和镇原县委处理好一切遗留问题。

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

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年3月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原认定的几个问题，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颠倒是非，个别的属于工作中的缺点"。因此，"予以彻底平反。凡因此案被迫害致死和错误处理、受株连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彻底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并由镇原县委负责做好善后工作。"随后，镇原县委进行了具体的清理、平反工作。至此，这一延续了23年的重大冤案才得以画上句号。 本词条根据《镇原文史》（2011年6月版）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