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 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窦寨村东一处窖藏遗址出土了一批北周佛教石刻造像，佛像6尊、菩萨像6尊，残断的佛手4件、陶质佛螺发1 件，以及云纹、莲花纹瓦当等。6尊青石立佛像均有不同的残缺，其中仅2尊有头保存较为完好。此处窖藏造像被列为“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出土情况

出土遗物

造像年代

意义

出土情况

2007年4月14日，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窦寨村村民盖房开挖地基时，在距地表1.2米左右意外发现两尊石刻佛像，随即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此事。西安市文物局、汉长城遗址保管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对已暴露出来的两尊佛像进行了清理发掘，当晚将出土的两尊高约2米的贴金彩绘佛像安全运回文物库房。4月15日对佛像出土周围地区做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勘探面积达800平方米，在庄基地南面又发现一个灰坑。经过清理发掘，共出土石刻佛像6尊、菩萨像6尊，以及大量的佛像和菩萨像的残缺石块，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汉代陶片。

此次发现的石刻造像分别出自南北两个窖藏坑内。北部坑内出土佛像2尊保存基本完好，东西排列，仰身平躺于于土中，仅缺失佛座。其余造像和器物出土于南部坑内，均已残断，南北向排列，埋藏十分杂乱，坑内夹杂许多汉代、北朝时期的砖瓦和陶片，另外还出土有两具马的头骨。由于出土地点位于村民房基下面，发掘面积十分有限，只能在周围进行有限的勘探。距地表0．5米发现有明显的夯土建筑痕迹，但大部分已被破坏或压在村民的房基下，因此对遗址的性质及范围不能了解。

出土遗物

青石立佛像6尊，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其中仅2尊有头，保存较完好。

造像1：通高201厘米。佛螺发，顶髻稍突。方圆脸型，眉毛细长上挑，眼微睁，平视前方。鼻梁较高，嘴唇上残留朱砂痕迹，下巴圆润丰满。释迦内着长裙，外穿通肩袈裟，领口呈不规则的“U”形，袈裟衣纹从左胸向右下呈放射状长弧线形，内裙下垂覆达脚面，两边刻出对称的3层衣褶的裙摆。右臂上抬前伸，右手指均已残断，掌心尚保存，施无畏印。左臂屈于腹前，左手牵握衣角。跣足站立在圆形底盘上，底盘下有方形榫。佛像背面的袈裟上残留彩绘方格和贴金痕迹。

造像2：通高200厘米。

造像3：残高160厘米。佛头残缺，佛身从腿部断为2块。内着右衽僧祇支，袈裟衣纹相同。内裙下垂覆达脚面，两边刻出对称的4层衣褶的裙摆。两手残缺。袈裟和衣裙上彩绘保存较好，局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造像4：残高168厘米。

造像5：残高65厘米。

造像6：残高70厘米，断为3块。

青石立菩萨像6尊，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造像7：残高30.6厘米。仅存头部。头戴花鬘冠，局部残损，上面残留贴金痕迹。面部丰满，弯眉眯眼，端庄清秀，眉毛边沿雕饰一道细长阴弧线，并贴金。发髻上饰蓝色彩绘，脑后有一长方形孔，原应插有头光。

造像8：残高56.5厘米。头已残缺。披帛绕臂垂地，上身袒露，斜披珞腋。身上缨络缠绕颈、胸下垂。右臂残缺，左臂曲于腹前，左手残缺，所握净瓶尚存局部。双足跣露立圆形莲座上，莲座上饰双层覆莲，莲座两侧各有一蹲狮，左侧狮子头部残缺。下有方形基座。披帛和衣裙上彩绘保存较好，局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造像9：残高65厘米。头已残缺。披帛绕臂垂两足侧，上身袒露，斜披珞腋。颈带莲花纹项圈，下饰花坠。身上缨络缠绕垂膝下。手臂残缺。双足跣露立圆形莲座上，莲座上饰3层仰莲，莲座两侧各有一蹲狮，狮子头部残缺。下有方形基座。披帛和衣裙上彩绘保存较好，局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造像10：残高88厘米。

造像11：残高37厘米，青石质。

造像12：残高11.5厘米，仅存菩萨足部和底座。

青石佛左手3个，青石佛右手1个。

佛螺发18枚，高0.5厘米至0.6厘米，陶质，施蓝色彩绘。

陶云纹瓦当：残长8厘米，厚1.8厘米。

陶莲花纹瓦当：直径12.5厘米，厚1.6厘米。

造像年代

关于造像的年代，由于没有出土任何相关的明确纪年文字，只能根据出土地点和历年来出土的佛教造像进行比较。此次出土的佛像均为青石质立佛，体形高人，造型敦厚简练，肉髻低平，头部在整个身体中占比例较大，呈头大身短的造型，佛像内着右衽僧祗支，外穿通肩袈裟，内裙衣摆皆垂至脚面且裙摆外侈，两侧叠加三或四层襞褶。从手印上看均呈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的姿态。这些特点与西安地区以往发现的北周时期的纪年造像相一致，而菩萨像的造型风格也与此相同。因此推断窦寨村出土的佛教造像时代为北周时期。

这批造像身上的贴金彩绘保存较好，色彩鲜艳，但所有佛像和菩萨像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如6尊佛像，均缺底座，仅有两尊有头。而所出的菩萨像残缺程度更为严重，全部是遭到人为破坏后，集中掩埋的。从这批造像制作年代看，并无北周以后的作品。同出的砖瓦和陶片也为汉代或北朝时期的，没有发现隋唐以后的器物。因此推断这批石刻制作和被毁的时间，应在北周时期。

意义

西安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窖藏遗址的发现，为北周佛寺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明确的出土地点。对这处遗址以及历年来汉长安城遗址内不同地区佛教石刻出土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综合研究，将为研究汉唐之间数百年，长安地区佛教寺院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